第2章
蛮学的兴起

相比较而言，18世纪见过外国人的日本人还很少。住在长崎的人偶尔会跟中国商人或水手擦肩而过，住在通往江户的国道边上的老百姓或许见过每年赶往江户参觐的行色匆匆的荷兰人，但是大多数日本人还是把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当成鬼怪的变种，认为他们仅仅在外形上与人类相近。

荷兰人一般被称为“红毛”，这种称呼与其说是指外国人毛发的实际颜色，不如说是故意让人们联想到某种恶魔般动物。 从前幕府宣布葡萄牙人“长着猫眼、大鼻子、红头发，说话好似伯劳 ”。后来“红毛”便成了指代荷兰人的字眼，日本画家在描绘荷兰人的肖像时也总是画成红色。如果亲眼看过的话，即便是日本人，谁都清楚外国人实际上看上去并不可怕。但是亲眼见过荷兰船的日本人写过如下的报告。“我们上船后，船长和他的船员们摘下帽子向我们打招呼。他们脸色焦黄灰暗，黄头发，绿眼睛。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长得跟妖精和鬼一样。所有见到的人都会因害怕而跑掉。 ”

不过随着时代的推进，一些有教养的绅士开始尝试纠正坊间流传的那些异想天开的关于荷兰人形象的描述。有人写道——“有人说，荷兰人没有脚后跟，身材高大，长着野兽般的眼睛。其实，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长得都有些不一样。不应该就因为荷兰人长得不像我们，就说人家是禽兽。所有人都是同一个造物之神创造出来的。”——不过，写这段文字的学者似乎认为，用不着刻意否认荷兰人像狗一样抬脚小便的谣传 。

荷兰人不仅是在相貌上被当成奇怪的生物，当某些有识之士发现荷兰人不懂传统的中国学问时，他们感到极其意外，认为仅凭这一点就有充足的理由将荷兰人列入禽兽之类。但是，有位大名曾经询问本多利明，这些不懂圣人之书的荷兰人明明属于禽兽之列，怎么会制作出如此精巧的物品呢？对此，本多利明牵强地回答道禽兽也能做出让人惊讶的东西 。另外一位领袖级学者司马江汉（1748—1818）也回答过同样的问题。“如果您的观点正确的话，就是说人不如禽兽灵巧，还比不上禽兽。 ”

像本多利明和司马江汉这样以开明的思想对待荷兰人的日本人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对大多数人来说，“和兰陀”（日语中指荷兰）就是新奇和荒诞的家伙。诗人及小说家井原西鹤（Ihara Saikaku）开始创作人们觉得古怪的诗文时，人们讥讽他是“和兰陀西鹤”，贬低他的作品牵强附会。“和兰陀”有时也用在好的方面，表示最新流行之物之意，但是大多数场合下仅仅只是愚蠢的代名词。在长崎，连孩子们都在游戏时冲着玩错了的小伙伴大叫“简直像和兰陀一样！ ”。

即便是幕府的通词，那些直接接触荷兰人的少数人，似乎也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好的学习机会。他们所表现出的极端态度可以称得上夹杂着对异国的刨根问底。虽然这种态度有时也算得上体现了某种“知识的好奇心”，但是翻开任何一本他们与荷兰人的谈话记录，马上就能知晓他们的提问极为漫不经心，“荷兰的主将是谁？”“贵国有假牙吗？”“荷兰有没有大河？”“木乃伊指的是什么？” 等等，类似这种提问是通词们列出的一连串典型的问题。不管如何认真回答，下一批荷兰人还会遭遇完全相同的提问。

从钟表到奇兽，日本人开始搜集所有的西方珍品，表现出对异国情调的热衷。有钱的收藏家不惜花高价囤积荷兰的进口书籍和科学器械，其目的并不是这些东西本身的价值，只是将它们当成文物来收藏。出于为与荷兰通商进行辩解的目的，兰学者大槻玄泽（1757—1827）曾经制作了一份长长的荷兰进口有用物品的清单 ，然而，实际上在日本国内广为人知并且得到广泛使用的进口货也就是医药类和纺织类用品。 经济学家们忧虑进口荷兰商品会招致奢侈之风，有人还特意制作了一份衣物价格逐年攀升的统计表。表中显示，暴发户们起初进口棉织品，然后到茧绸、纯丝、锦缎，再到扎花衣料，结果物料越来越稀罕，最后变成了进口只有荷兰才生产的毛呢子 。

长崎的通词们对舶来品的喜爱自然也不例外。他们非常热衷于出席荷兰人举办的新年宴会，即便严格上说宴席上吃的东西不合口味，他们也会为每道菜所倾倒 。有的通词还在自家设计了西式房间，向周围的人进行炫耀。1788年司马江汉造访长崎，在荷兰式房间里品尝中式月饼，他兴高采烈，认为这才是充满异国情调，称之为可喜可贺的大荟萃。然而司马似乎并不像通词那样对荷兰式的室内装饰感兴趣。他曾经描述对商馆馆长房间的印象，“椅子摆成一排，每一把椅子的旁边都放着大约高两尺、看似花瓶的银制痰盂。榻榻米上铺着花卉图案的毛毡，天井上垂挂着玻璃制的琉璃灯”。正当司马怀着略带厌恶的心情环视着房间的时候，商馆馆长手持烟斗进来与日本人打招呼，夸耀着“这房间很讲究吧”。司马嘴上回答“实在是大饱眼福”，心里却嘀咕道，莫非荷兰人觉得日本人的生活过于朴素，根本不懂如何装饰房间 ？

没有几个通词花心思把跟欧洲人的接触运用到学问上。1737年，长崎一位叫北岛见信的天文学家根据1700年出版的荷兰语原著写成了一部地理书《红毛天地二图赘说》，北岛并不满足仅仅把制作地图的荷兰人的观点翻译过来，还进一步推出了自己的学说。他认为，日本与蝦夷、鞑靼、朝鲜、琉球群岛、台湾、吕宋、爪哇等互为一体，构成了地球上一个特别的洲 。北岛给这个地区起名叫“大日本洲”。

北岛撰写这部著作时得到了通词西善三郎的支持。西善三郎是当时最有天分的兰学家之一。1767年，他雄心勃勃地独自着手编写荷日词典。如果这份可嘉的努力最终实现的话，必定会对随后的荷兰语研究带来巨大的方便。然而第二年，当他勉强编到字母B项时就去世了 。

关于西善三郎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两名医生前野良泽（1723—1803）和杉田玄白（1733—1817）提出想跟他学习荷兰语，西善三郎给两人泼冷水，让他们改变了主意。明显有一些通词把荷兰语学当作传家之宝，绝不轻易传给外人。西善三郎告诉两人，他们事实上几乎学不到荷兰语。这句话的背后，或许正印证了当时通词这种特有的观念。此前，前野虽然向青木昆阳学过一些荷兰语，但是并没什么大的长进，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到长崎学到能学的东西。1770年左右，前野完成了长崎旅行，带着几本荷兰书、一本记录着数百个单词的常用语手册回到了江户。不过当时的前野所能做到的，仅仅是结结巴巴地挑出一些会读的单词，勉强阅读那些费尽周折才搞到的学术书籍。

杉田听了西善三郎的奉劝之后彻底垂头丧气，完全打消了学习荷兰语的念头。可是，1771年，有人偶尔给杉田看了两本解剖学教材，重新引发了他对西方医学的关注。听说书的主人有意出卖，杉田便开始仔细斟酌起那两本书。“我原本一个字都不懂。但是书中内脏、骨骼、肌肉的图解跟我之前的所见所闻迥然而异，那一定是依据实验结果得来的图解。我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弄到那本书。……但是那时候我穷得根本买不起。 ”杉田得到了所在藩的上司的资助，为他买到了两本书当中的一本。

杉田买到的书是德国人J.A.库鲁姆斯（Johann Adam Kulmus，1689—1745）1731年的著作《解剖图谱》 。书到手后，杉田马上就想亲自验证图谱是否正确。当时在日本解剖尸体的是一群叫做“穢多”的人，是日本的贱民阶层。这些不幸的人做着普通日本人羞于从事的屠宰、鞣皮、皮革手工艺等行业。尸体解剖也被视为只有这些人才适合从事的工作。医生为了达到解剖的目的有时会雇用“穢多”。数年前就曾有两位京都的医生亲临解剖的现场开展调查，并根据结果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但是，他们尝试的研究只是通过实地观察，确认中国医书上的解剖图与事实有很多出入，而不是纠正这些出入。针对这个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无疑，中国人与日本人在生理学上存在差异 。

也许可以说是碰到了非同一般的运气，1771年4月的某一天，杉田收到友人的来信，得知某医师将在第二天进行“腑分（即解剖）”的消息。地点在小塚原的刑场，被处刑的是个外号叫“青茶婆”的女人，年龄在50岁上下，触犯了一门大罪。杉田约了前野良泽等几位友人一起参加。第二天杉田见到前野时，发现对方跟自己一样，也带着《解剖图谱》，是前野在长崎留学时搞到手的。至于当天的具体情形，杉田的描述值得大篇幅引用。

我们结伴前往小塚原事先安排好的地点，解剖就在那里进行。执刀的穢多名叫富松，是这个行业的高手，名声很大。可是当天富松得了急性病，临时换成了他的祖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老人看上去很硬朗，说自己年轻时就开始做“腑分”，至今已经解剖过很多尸体。

那时候的腑分完全由穢多一人操办，穢多指着切开的部位，告诉参观者哪个是肺，哪个是肾脏。一般来说，参观者都会深信自己该看到的器官都已经看到，然后满意而归。器官上不可能标注名称，所以参观者只能囫囵吞枣地理解穢多的说明。这一天也不例外。老人为我们指认这个部位那个部位，说着该器官的名称，还说其中有几个器官自己也不知其名，不过从前解剖过的所有尸体无一例外都长在同样的部位。……老人甚至还说，看过自己解剖的医生中，至今还没人对这些器官持怀疑的态度。

前野和我拿着荷兰书的图谱比对着眼前看到的器官，发现竟然完全吻合，没有丝毫异处。也没找出中国古典医书上一般都会出现的肺之六叶双耳、肝脏之左三叶右四叶等区别，肠和胃的位置、形状等也与旧说法大相径庭 。

杉田、前野从此刻起坚信荷兰解剖书更为出色，下决心开始翻译这本书。然而，他们的翻译条件极为简陋，能用上的只有前野在长崎学过的杂乱无章的单词。两人与名叫中川淳庵的同事一道花了四年的时间进行翻译，有时为了读懂一个词都要耗费几个小时。这个过程的艰难不仅在于要弄清楚荷兰语单词的意义，还必须找到与这个单词意义贴切的日语。有时他们用中国医书中的古语，没有意义相同的古语时就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词汇。翻译工作总算完成，终于到了该出版的地步。这时杉田和前野得知，1765年出版的一本毫不起眼的书《红毛谈》 中，因为插图里有拉丁字母而被没收，连木版都被毁坏。为了扫除出版的障碍，他们事先向江户的幕府和京都的御所（皇宫）进献了几册。当他们确信不会有任何不妥的时候，终于在1774年出版了新书。这是日本第一部由荷兰语直接译成日语并公开出版的著作。

衡量《解剖图谱》的重要性，不能只停留在它给日本医学上带来多大进步的层面。确实，医学后来一直是兰学的主要课题，但是《解体新书》的出版不仅在于兰学本身，重要的是掀起了全社会关注兰学的大潮。值得庆幸的是，正当这种对西方科学的关心急剧高涨的时候，在出岛荷兰商馆当医生的正好就是上一章提到的卡尔·佩特·通贝里。日本人发现通贝里比之前的任何一位医生都更有学术造诣，于是不断地向他提问，不管在长崎，还是在江户。通贝里也曾记录自己受到了无比尊敬，日本人把他当作“在任何方面都能为自己提供知识的贤人” 。此前日本人与荷兰人接触时所表现的那种“刨根问底的毛病”，如今被赋予了一种指向性。虽然问题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并非所有刨根问底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现在的提问内容已经开始与某种有益的目的性结合起来。

通贝里在江户被那些登门造访的日本医生的热情和坚定意志所打动，但是不太欣赏他们的医术。据通贝里记录，日本医生的内科知识极度贫乏，他认为以他们的水平如果治好了某个病人，那只能算是侥幸。通贝里的记录读起来确实有趣，他写道，日本医生为病人的左右手分别把脉，足足要花15分钟。但是仅凭通贝里多次重复实施的静脉切开术“在很多场合”对治疗有极为显著的效果这一点，就能提醒我们认识到当时的西方医学也有缺陷。不过对信奉西方科学的日本人来说，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他们颤抖着双手，勇敢地进行了放血手术 。

也正是这段时期，外国研究从以往的旧“蛮学”变成了新的“兰学”（“兰”出自“阿兰陀”的兰）。通过“兰学”，外国研究显示了新的权威。大批有志青年投奔前野、杉田的门下。此时前野的荷兰语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编写过好几本面向初学者的参考书。而最重要的入门书则是1783年前野的弟子大槻玄泽编写的《兰学阶梯》 。这本书中，尽管前野只是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荷兰语的语法和发音，但这这些内容已经拥有足够的价值。不过，对作者来说还只是次要的，前野关注的重点在于拥护兰学本身。新“兰学”从此成为与传统儒学研究相提并论的学问，得到有为之士的关注。

就在兰学开始显示优势之时，兰学与儒学发生了第一次冲突。随后的很长时期内，两者之间的角力并没有分出明显的优劣。青木昆阳、野吕元丈等早期的兰学家本身接受的就是儒学教育，杉田也承认没有汉学的话，兰学不会有如此之盛况。不过当儒学家们发现兰学家当中出现危险的竞争对手时，立刻发起了攻击。对此，大槻为兰学作了如下辩护。

近年，兰学开始兴盛以来，儒学家当中有人认为不应该接受蛮夷之说，并呈现排斥倾向。这种观点到底说明什么？荷兰的学说（与儒学相同）并不完美，但是，我们选择了其中优秀的内容而学习，何以备受指责？拒绝议论兰学的优劣，沉湎于旧习而不愿改变自身才更愚蠢、可笑 。

大槻的态度极为合乎情理。但是读者当中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大槻在学习兰学的同时，不能遵守孝道、仁爱、礼节等传统美德呢？兰学本身的价值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弥漫在整个日本的中华文明至上论。德川时代日本的国策是和魂与汉才的结合。当时大部分日本儒学家认为，来自中国的高深学问与日本人优秀精神美德相辅相成，只有追求两者的完美才能成就最佳境界。兰学不可能纳入这种议论的框架之内，日本在学问上所欠缺的所有内容都来自中国。换句话说，日本人必须选择儒学或者兰学当中的某一个，来弥补自身所继承的精神性遗产。而在已经存在的儒学中，哪怕加进入一丁点兰学的内容，都会令当时统治阶层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抵触。

兰学派对儒学派的反击首先从攻击中国开始。这种攻击并不是出于对儒家道德或中国人的敌意来进行，也就是说，日本并不是只能接受一种学术体系。大槻玄泽利用地理学新知识，对中国文明中心说发起了攻击：

心胸狭隘的儒者或庸医们不知道天地世界如此广大。他们模仿“支那”的习惯，把“支那”赞颂为“中国”，或者言必称“中华之道”。这些观点何其荒谬。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球体，万国居于其表面。各国疆域因自然条件而形成，每个国家的国民都给自己的国土加以尊称。“支那”自称“中土”“中原”“中华”“中国”或者“华洛”“神州”等，荷兰称其宗主国日耳曼尼亚为“Mittelland”（意即中土——译者注），我们日本也不例外，自称“中津国”——“中央之国”。英国将其境内的一个城市当作计算经度的基准点，称呼自己国家时也必定用上相应的尊称。

如果论及疆域的大小，非洲的埃及才应该是世界的中心。以埃及为中心的话，中国、日本位于世界的东端，荷兰等欧洲各国位于西北部。可是我们凭什么主动跟着中国人一起称别人的国家为“中华之国”，称华人、华舶、华物呢？我国模仿中国人已久，无论什么方面都崇尚学习中国的做法，却愚蠢地排斥其他国家。结果是，日本人在地理上尤为愚昧，通过耳闻得到的地理知识也极为有限。提到外国只知道中国和印度。更为极端的是，有人认为荷兰是中国的属国，还有人竟然把中国以外的外国人都称作蛮夷，认为根本不值得讨论。这是何等粗杂而狭隘的学问啊！

《兰学阶梯》序文中表达的意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往时我国君主与世界很多国家交往，寻求世界各地最精美之物。先王们没有区分‘中华’与‘夷狄’。因此儒教、佛教才得以传入日本。 ”写这段序文的是大槻的朋友朽木龙桥。朽木还指出，《日本书纪》的编者们也将中国人称作“夷”，日本第一次户口调查的时候也将中国人列进“蛮姓”的分类当中。另外一位撰序的是荻野鸠谷。荻野指出，中国学问已经丧失了生命力，中国学问最好的传统如今已经由荷兰人继承。因此，只有依据具体事实而不是凭空而论的兰学才是日本人必须学习的。——仅从序文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学者对汉学的攻击方法，已经从中国人并不比其他国民优秀那种说三道四的言论上升到了更加清晰的批判层面，那就是中国人并不比日本人或荷兰人优秀。

这种批判态度的出现在日本思想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日本文明从一开始就始终把中国奉作直接或间接的榜样。这个过程中，中国思想自然而然会在无奈之中接受日本化的改造，与此同时，日本人的审美观念和精神价值当中，也存在没有受过来自中国文化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从整体来看，中国确实被尊为一切睿智的源泉。日本自我评价时，往往使用这样的表达方法，“我国虽为小国，但是在很多方面很优秀，不输给中国”。不过，如今随着兰学运动的兴起，中国至上论的唯一的依据也被否定。——因为“日月普照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个真理开始为世人所知。现在，日本学者开始怀疑千年以来深信不疑的所有价值。

对汉学的反抗在日本国学者之间又呈现出另一番情形。国学者开始壮大自己势力的时期大致与兰学相同。他们受到兰学家很大影响。信奉国学的人们希望尝试从日本古典文学和神道当中寻找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从而将日本从完全依附中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国学派有时近乎滑稽地发起极端的讨论来力证自己的主张。譬如，努力证明在汉字传来之前日本人就已经拥有了文字，还开展了异想天开的关于词源的讨论。这种连脚跟都站不稳的学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理所当然会利用任何对自己有利的势力。国学者们于是加入了大槻等反中国论的兰学家行列当中。甚至有种说法认为，要成为国学家，兰学知识不可或缺。而兰学家对这个奇怪的同盟军既没表示欢迎也没有拒绝。一般来说兰学家对神道表示了漠然的敬意。但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所以不会相信日本是世界一流国家、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文明之国等论调。

成为国学和兰学两派共同攻击的目标后，儒学进行了激烈的对抗，结果超越了自身的意图，走上了毫不妥协的学术官僚主义道路。18世纪末，幕府接受儒官的建言，禁止儒学中非纯粹朱子学的学派。进入19世纪后，当洋学的重要性终于天下大白的时候，对洋学的打压反而变得愈加严厉。

然而，尽管如此，认为“所有儒者都是进步的敌人”这种观点也不太公平。大槻玄泽引用了既是正统派儒者又相对承认洋学价值的柴野栗山（1734—1807）的一段话并表示赞同。栗山说，即便是读不了汉籍的蛮夷，也拥有根据每个人的观察而归纳出全人类普世法则的能力 。儒者勉勉强强承认的洋学优点，首先在于西方医学领域。只有兰学中的医学领域，在19世纪初期那种多灾多难的时代才能免遭朝廷的非难。总之，学习兰学的大多数人将荷兰医学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如果学习其他领域的话就会危险四伏。为了免受官府的责难，有人甚至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做了兰医（以荷兰医术行医的医生），以作为继续兰学研究的权宜之计。经过这种迂回曲折，西方科学逐渐在所有领域赢得了势力。虽然当时儒学与“和魂”已经一体化，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观点，将“洋才”与“和魂”并列在一起。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18世纪，彼时的洋学家们享受了更多的自由。大槻起初是个兰医，到后来因为精通荷兰语，于是决心专攻语言学。1789年大槻在江户开设了日本第一家兰学私塾——芝兰堂。从1789年到1826年共有94名学生在芝兰堂就读 。其中除了部分人从事其他职业，大半数学生立志从医。不久之后，类似的学校在国内各地相继出现，根本无法确定在这类学校以及通过其他手段学习荷兰语的学生总数。然而，在18世纪后半叶的日本，除去那些重要性人物，大多数令人关注的兰学者要么出于简单的好奇心，要么是因为更为执着的信念而被这门新学问吸引过来的。1815年，82岁的杉田玄白回顾了兰学的迅猛发展中主动推动兰学的往事：

就像滴入宽阔池塘中的一滴油一样，渐渐扩散到整个池塘。最初仅有前野良泽、中川淳庵和我三个人，我们一时兴起，发起了这门学问。50年过去了，兰学已经遍布日本国内的每个角落，听说每年都有翻译书籍出版。这种兴盛的情形，宛如一条狗漫不经心地吠叫之后，立刻有上万条狗齐声回应，高吠不止 。 VvzlA/pv3QzanYPTtxgKvSLQk/Wm83m9C3PBBegQ9IfuBvoe45lI9zh1Kucn2W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