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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唐才常和被日本人帮助逃离北京的梁启超再次联合起来。第二年，梁在东京建立了高等大同学校，并从长沙时务学堂邀请许多从前的学生和他一道继续学习。有十一个人终于应邀前往，其中三人，包括唐才质（唐才常的弟弟）和蔡锷，是在张之洞拒绝将以前的时务学堂的学生收入两湖书院就读之后，来到日本的。
上进的道路被截断了，这些在1898年中被摒弃的激进分子在日本会合，组织他们下一阶段的斗争。
1898—1899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目，和1906年大约8000人的最高额比较，自然是相当微小的。那时，只有70—80人的总数，其中大约有20人在梁启超的新学校里登记注册。
梁本人当时正进入他的最激越昂扬的时期，他热情著文，为民主共和主义辩护，与其老师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论表示了明显的决裂。在长期与孙中山一道从事活动的几个日本人的怂恿下，梁启超被卷到那位革命的
领袖一块儿去了，一直到1899年冬，他们都处在一个松懈的合作同盟之中。在那个关键时刻，康有为对梁启超重申其师道权威，他派梁到檀香山去，远离了东京中国学生界里的传染性的激进主义。
不过，通过1899年，在日本的激进的流寓者中间形成了一条统一战线。从湖南和湖北来的一大群人，欣然参加了进去。他们和天津北洋军事学堂派来的三个学生一道，成了1900年汉口起义中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一些年轻人，1899年时，绝大部分都在30岁以下。他们虽然一般都出身于较低级的绅士家庭，但在他们的青年期间，许多人都表露了对经学的轻蔑，对拳击、豪侠剑术和秘密会党的喜爱。在中国对日战争失败以后的几年里，他们都有着一种深厚的爱国天职感。虽然许多人本来来自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但几乎他们全体都是在大城市中上过学的。在那儿，他们阅读报纸，增进了爱国热情，也接触了激进理论，这些理论对于他们的不满给予政治指导。
唐才常的经历透露了许多这方面的因素，这包括：一种对“江湖豪侠”（称呼秘密会党首领的习用暗语）的喜爱，在浏阳的农村社会出身，在武昌和长沙与更大的政治争端的接触。在其他的人中有傅慈祥和吴禄贞，两人都出身于湖北地方上卓越的绅士家庭，都是年轻的武术爱好者，1898年被派赴日本深造的湖北省武备学堂的学生。1899年才19岁的吴禄贞，比傅慈祥小8岁。他在1900年的起义中幸免于难，得以回到日本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在新军中升任为镇统制官。后来，在湖北，他亲身参与了一些进步集团，成为1900年唐才常一伙人与此后的激进活动的联系人。1911年，吴禄贞计划在北方发动军事突然袭击，以响应和配合武昌起义。这个计划失败了，吴禄贞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有一个湖南人沈荩，是商人家庭之子，他性情急躁，拒绝了父母要他参加官试的劝谕，但稍后在湖北名列为试用县丞。很可能，这个官职是湖北巡抚、沈荩好友谭嗣同之父谭继恂居中帮忙弄到手的。
和吴禄贞一样，沈荩也想将1900年的流产起义死中复苏，但是，三年以后，他身陷缧绁，受到刑讯逼供，惨遭鞭笞，瘐死狱中。出事时，他正在北京做新闻记者，揭露了一个给帝俄在满洲扩大控制权的中俄秘密协定
，就这样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而遭逮捕。
毕永年和林圭是1898年改良活动的老手。他们的反满种族主义思想，早就引导着他们和秘密会党广泛接触。林较年轻，只有24岁，是前时务学堂的学生。毕早就通过了官场初试，提为贡生。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他就离开中国，来到了日本，在那里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团体。1898年年尾，他把唐才常介绍给孙中山。在促成改良主义者与革命党人结成短暂同盟这件事情上面，毕永年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这里仅仅介绍了汉口起义中的6位最出色的领袖人物。关于其他人的经历的材料，为数更少。若干统计资料表明，上述传记是典型的。参与这次起义的70人当中，有58人来自湖南和湖北，8人来自别的省份，其余4人隶籍不明。在唐才常的集团中，出生于两湖地区的人们所占的优势，正如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以广东人占优势一模一样。至于社会背景，统计数字表明基本上分为两个集团：秘密会党成员和知识分子。据现有64个人的材料：22人是秘密会党头领；5人在军队里面（秘密会党力量的重要据点）；37个知识分子，包括15个留日学生，8个在中国的学生，3个教员和11个有功名的人、政府官吏或“学者”。在日本的集团特别重要。除了前述15名留日学生之外，唐才常、毕永年和沈荩当时也在日本就读。在这个集团之内，6个时务学堂出身的学生和6个由张之洞从其武昌学校派出的学生所占的优势地位，也是引人注目的。
这类分析的弱点在于，它不能表达参与其事的绅士和学生成分的几乎接近于平民的边缘地位。如果我们记住毕永年和秘密会党的广泛接触（毕永年当时已是贡生，和其他任何一个涉事者相比，他的功名都是较高的），我们就会发现，在绅士和秘密会党之间的鸿沟，并不显得是那样深阔的。参与其事的官吏，都只不过是“候补”或“试用”，大都低于县知事的官阶。再者，在有功名的人当中，两人暂时放弃了猎取官职的抱负，一人当了新闻记者，另外一个当了商人。这些材料所表明的只是，在两个世纪的转折点上，绅耆社会底层的某些个别人士，为了实现暴动起义，不惜并能和秘密会党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