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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秋，谭嗣同、唐才常两人移住省城。新任巡抚陈宝箴，正在这里厉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湖南的改良活动，远远早于光绪皇帝的著名的戊戌百日维新。还在1895年，陈宝箴就建立了一个矿务局，采掘湖南的丰富矿藏。随后数年，建成了长沙、汉口之间的电报线路，一个警察局、一间兵工厂、一个化工公司，还有一个1899年就破产倒闭了的专供学校和考试厅照明用电的公司。如果在儒家传统之内进行改革，那么，教育领域就是至关紧要的。新任学政江标，要求在生员的初试主课中，加上地理和数学两门科目。新设的校经书院，强调时务和科学。一份新的报纸《湘学报》，提倡谨慎的改良纲领。
初期，舆论广泛地支持陈宝箴的改良活动。唐才常和谭嗣同这样年轻的活动分子对改良的支持，甚至在湖南高级绅士一伙人当中也得到了回响共鸣，虽然这一伙人后来在省内政治活动中被目为“顽固”成分。在实用主义保守思潮的湖南传统中（同治中兴时期，这种传统在曾国藩领导下取得很大活力），那种人是很多的。他们追随经世致用理论家的主张，强调加强绅士在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权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摆脱了任何钦定儒家思想轻视商业的观念，在新式工业的企事业中大量投资。在这一群人中，最为突出的是前翰林编修和江苏学政王先谦。他回到了湖南，执掌古老的、有很高威信的岳麓书院。这位以注释经书、编纂浩繁和巨量私人藏书驰名于世的卓越学者王先谦，终于成了鼓吹绅士阶层从事商业投资的发言人。他本人的投资，他在平江的金矿，他在长沙的以“皇宫”见称的宅第，显示出他在商业事务中的个人利益和成功。
王对改良活动的支持与赞助，甚至伸展到江标的早期的有节制的教育改革上面。他鼓励学生们阅读康有为的最出名的学生梁启超在上海编辑的《时务报》。王先谦还建议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同意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教学的学监。
1897年，这些计划正在着手进行，教育改良开始采取了有激进性质的、势将破坏绅士和谐一致的措施。当黄遵宪被指派为盐法道、稍后又代理按察使职权的时候，1897年6月，第一个改变预告出来了。和康有为及梁启超二人一样，黄也隶籍于广东省。他在东京、旧金山、伦敦和新加坡，有着广泛、卓越的外交工作的历史经历。他是一个专心致志的改革派，其论述日本明治的著作，后来激励了光绪皇帝发动百日维新。1897年秋，黄遵宪建议，由徐仁铸接替江标的学政职务。徐仁铸那时34岁，是谭嗣同的朋友，是名翰林编修、北京改良运动倡导者之子。首次建议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人，正是黄遵宪。梁启超和三个康有为的粤籍门徒同时到达长沙，徐仁铸给予支持，指定这三个人担任讲师之职。
事出不久，时务学堂的教员，就被梁启超的广东派和年轻的绅士派活动家（例如谭嗣同、唐才常和学校校长熊希龄）的新团体联合垄断了。这个团体的成员特别年轻：1897年，谭嗣同居长，还只有32岁；唐才常30岁；熊希龄27岁；而梁启超仅24岁。
这个团体领导了1897—1898年湖南日益高涨的改良运动。与此偶合，他们来到长沙，几乎不旋踵而至的是：1897年11月德国占领山东胶州湾，列强开始了“租借地争夺”的斗争。由于害怕中国受到列强瓜分，年轻的爱国者们加强了这样的信念：中国如要得救，激进的
解决就是迫不及待的了。由梁启超和其他的人提出来的最鼓动人心的观念是：为了保留一个根据地，保证中国未来的再生，湖南必须准备独立。梁启超写给巡抚陈宝箴的信说：“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虽然承认这个忠告的内容，类于“大逆不道狂悖之言”，但他坚持认为，针对所有各省将被割让或被劫掠以去的当时，这样的行动是必须准备着的。
梁启超正在把经世致用理论的地方自治学说，雷厉风行地推进到一个新的极限，同时，他又增添了从西方引入的新制度设施的模式。开始，南学会只是官方默许的一个绅士集议论争的社团，可是，对于梁启超来说，则成了一个有助于保卫湖南独立的省议会的先驱组织。梁启超后来描述了当时的论证：
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强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子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
南学会的许多观点，都发表在《湘报》——一份由唐才常和谭嗣同编辑、巡抚陈宝箴补助经费、在全省广泛发行的日报——上面。这份报纸登载有关代议制政府、政党、民权的颇为含混的理论，这些理论都以经典古籍和圣帝明王为典范。和这样一些激进理论并时出现的，更多的则是唐才常等提出来的稳健具体的建议，比方，关于军事学院，关于建设一支现代化的西式装备的陆军和海军，以及关于按照西方方式改进军官训练，如此等等。
在南学会之后，其他一些抱着形色不同的维新变法宗旨的社团出现了。有一个社团提倡改良婚姻制度，禁止缠足，加上一个解放妇女的温和计划。另外一个社团则研究简化礼仪陋俗，禁止异服奇装，取消款客的侈靡风习。
年轻的维新分子向基本的社会规范和绅士生活方式提出了疑问。
在这种敏感的气氛中，时务学堂的学生和老师有时被允许对于专制政体和暴乱失政的政治批判，发展成为对于满清王朝的一种带普遍性的唾弃。明室忠臣的禁书，例如早在两个半世纪前王朝建立时满清屠杀扬州人民的一本有名的记述（即《扬州十日记》），又重新出版了。梁启超写道：“堂内空气日日激变”。
据一位学生纪述，在梁于1898年2月离湘赴京之后，民主共和学说的内容超越了梁本人关于擘划君主立宪的范畴，其声誉影响日益扩大了。
这种激进主义的极限，势必引人注目。没有一种从根本上威胁中国社会和政治中地主绅权统治的学说被加以阐释说明。在激进改良主义者论到“平等”——如同南学会章程规定的，会员必须一切平等对待
的时候，他们所指的平等，意味着限于上流阶屋内部。南学会直言无隐的宗旨之一，就是“扩大绅权”。
许多维新派人士，正是遵循思想家顾炎武的路线思考问题的。顾炎武关于世袭知县在其各自省份供职的半封建的建议，曾经被目为对明代专制主义的反动。在湖南维新派人士的著作里，经常表示了反对法律上的回避条文的观点。这种观点，明显地反映了扩大绅士权力和影响的意图。
在实践中，维新设施维护绅士的统治，是一清二楚的。发展经济的规划，由绅士发动和掌握。在农村，绅士控制的民团，统治了促进农业改革的新设机构。农民们被召集拢来，听取关于新设的树艺局的消息，但是，当一位绅士的两个佃户为了改善生计，敢于向他索取押金时，他竟然吓呆了。
也许，长沙改良派上流阶层味道最浓的例证，是这样一件事实：1898年夏天，湖南城市地区的米价几乎上涨了一倍，民团头领们害怕会出现一次抢米风潮，但这个主题却似乎从未进入当时的改良论战之中。
脱离人民群众，竟然达到了这样彻底的程度！
不过，对王先谦和湖南上流阶层的高级成员来说，仅仅保持绅士特许的地位是不够的。虽然平等局限于上流阶层内部，但它将使谭嗣同和唐才常这样的后生小子和高级翰林学士平起平坐，对于绝大部分绅士来说，这毕竟是太过分了。改良派的理论使王先谦为之震惊：“民权平等之说，一时宣扬都遍，举国若狂。”报纸上有关时务学堂的报道，令人困惑不安，王先谦只好派他的门徒去调查，发现事实上存在着“逆谋”。
和门徒做的报告所提醒的一样，学生们已经变为“无父无君之乱党”了。
王先谦的苦恼和反对，以及保守分子的出现，是有很多渊源的。自然，一部分是，他们的儒学修养方面的意识，被那种向社会圣秩宣战的新学说所激怒。一部分是，他们曾经穷毕生之力，专心致志攻读过的经典古籍，竟被他们确认为非正统的西方新学所阐释，对此，他们为之困惑不解。而切身的利益，也在实质上支持他们为正统理学进行辩护。康有为在北京朝廷里面杰出拔群地升迁，梁启超在长沙组织年轻的湖南人入学和参加学会，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广东集团正在威胁着要终止在清朝政权中早已确立的湖南人的地位，甚至要控制湖南青年一代。有一个湖南的顽固派就这样认为：维新派“上有奥援，下有党众”。
王先谦本人则向巡抚陈宝箴发出警告：
康有为心迹悖乱，人所共知。粤中死党，护之甚力，情状亦殊叵测。若辈假西学以自文，旋通外人以自重。北胡南越，本其蓄念，玉步未改。
这回的威胁来自广东，而饰之以西方学说的艳装。这两件事，明显地增长了湖南人的抵制。顽固绅士似乎经常地把康有为和梁启超看做是半世纪之前湖南曾猛烈阻击过的从粤、桂来的伪托耶稣的太平天国的再次出现。这样，维新派人士也就屡次被谴责为：不仅传播西学，而且散布耶教。
这些责难，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妄想臆断狂的色彩，但是，一个来自广东的今文学“乱民宗派”，将要取得湖南教育控制权的恫吓的可能性，则是存在着的。论战的双方都认识到，在中国，学术思想和政治权力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旧式的考试制度来实现的。学政徐仁铸根据今文经学的阐释提出考题，期待考生的答案，这时，顽固派就被逼处于困境了。
假如说，这个自谋进身的新办法坚持执行，那么，跻身政界一途，就只向今文学校的候选者开门了。今文学说果真凌驾保守的传统教义之上，王先谦及其同事和门徒，势将从参与教育事业和官僚政权中被抛除出去。
1898年6月，两个阵营的摩擦达到顶点。由于王先谦、其他一批绅士头面人物和书院首领，就时务学堂的活动问题，坚持向巡抚和北京提出抗议，熊希龄因而主张将“守旧不识时务之人”（按指书院山长）全部改聘，以“明正通达之士”来代替他们。
熊希龄的主张虽然未被采纳，但是，顽固派却愤怒地怂恿学生张贴传单，攻击改良派。整个夏天，激烈的讨论和严厉的争辩持续进行，到1898年7月间，顽固派终于战胜了。在张之洞的主张下，陈巡抚对《湘报》行使了日益严格的审核权力。改良分子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湖南。实际上，某些人是被驱逐出境的；有些人，像梁启超和谭嗣同，发现正当他们在湖南的道路被堵塞的时候，北京的百日维新活动甚至为他们提供了更美好的机运。
1898年夏末，唐才常也首途北上京城。在1898年维新运动的丧钟敲响之前，他才来到汉口。9月20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迫使年轻的光绪皇帝过早隐退。八天以后，谭嗣同被害，成为维新运动的六烈士之一。唐才常为此震动，决心为他死难的挚友报仇，他返回湖南，匆匆安排了私务，然后远洋日本。
湖南本身的改良活动率尔终止。朝廷指定顽固派官僚俞廉三代替陈宝箴继任巡抚。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所有进步的教员和学生离开或被逐。按照张之洞下达的命令，南学会的档案记录被毁坏了——这样做，毫无疑问保护了许多参与改良活动的绅士人物。早在八月间，《湘报》就停止发行了。只有保卫局仍然保留，据新任巡抚解释，“保卫局不变保甲之名，而行保甲之实”，是保卫地方安全的传统制度。
取消湖南在改良活动中所创立的学校设施，这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改良论战在心灵上造成的伤痕却延续到了20世纪。从1898年以后，湖南分成为人所惯称的“新党”与“旧党”。初期，两党以其在教育和政治改革的观点上判然区别开来，但是，这种龃龉也反映了二三十岁刚刚出头的年轻爱国者与1898年时早已56岁的像王先谦这样的高级搢绅人物两代之间的裂罅。在新党的斗争的第二幕——1900年唐才常的流产的汉口起义中，冲突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具有新思想的新人物下定决心，要突然袭入和压倒据有既得利益的地方政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