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的中国是创巨痛深的。在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她遭受了一次屈辱的挫败。历来被人轻视的日本“东洋矮子”,对中国的海军和中国人的骄矜自持给了致命一击。日本一经宣示中国巨人的软弱无力,帝国主义列强就立刻寻找“势力范围”——在1897—1898年的“租借地争夺”中索取和接受中国的大块地盘。1898年夏天百日维新时期,年轻的光绪皇帝试图把中国从危机中抢救出来,但是,顽固的慈禧太后和她的支持者发动政变,使这次维新变法的努力流产了。慈禧太后很快就把自己的支持力量,倾注于阻击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部分地由于德国人在山东的行动所激发起来的排外的义和团运动。但是,义和团运动只是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八国联军于1900年占领了京城,驱赶清廷仓皇西逃,纵火焚烧了圆明园夏宫,作为对义和团暴行的惩罚,劫掠蹂躏了周围很多农村地区,同时强加给中国一笔4.5亿两的巨额赔款。
在两湖地区,爱国青年们为1895年的战败而震惊,被租借地的争夺所激励而投入行动,同时对戊戌变法寄予一线希望。湖南成了改良活动的主要中心。但是,对这些改良活动的压制,杰出的湖南知识分子谭嗣同的惨遭杀戮,以及北京政府正在增长的保守倾向,促使许多年轻的改良主义者采取新的革命立场。在这些屡遭挫败的改良主义者中间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是1898年时谭嗣同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唐才常。1900年,他组织和领导了自立军。这是在两湖地区酝酿革命的第一步尝试,也是革命形势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唐才常为革命事业从秘密会党中募集成员所作的努力,结果成为一种不见成效的革命战略,其起义计划,则被残酷而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尽管如此,绅士阶级成员们在图谋暴动中组织秘密会党的活动,既是使地方官吏心神不安的一种威胁,对未来的激进分子又是一种精神鼓舞。因此,把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者成为庚子起义的同谋者的变化过程加以描叙,把他们与两湖地区秘密会党联系结合的社会意义加以强调,就是极关重要的了。
中日战争虽然全部在北方进行,它对两湖地区,没有造成直接冲击,但我们还是要从这次战争开始来铺叙史事。战争在华北造成了灾难性的挫败,湖南巡抚率领一支由新募士兵和夙将仓促组成的远征军出关作战,但那毕竟是毫无寸用的短命事儿。 中国的战败,羞辱地接受了马关条约的日本和平条款,使地方上大为震动。负责谈判的官吏,成了人们强烈谴责的众矢之的。这种谴责,一部分是由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挑动起来的。这个十年前中法战争时期一只领头的“主战鹰隼”,到了1895年,似乎正在恢复体统了。学生们甚至比张这样的政治家走得更远一些,他们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发表意见。一个年轻人从张之洞在武昌办的两湖书院写信给他的父亲说:“奸臣卖国”。
那个学生就是唐才常,他是湖南浏阳一个穷教员的儿子,本人早就是一个颇有声望的读书人了。1892年,唐才常应湖南驰名大吏(后来的军机大臣)瞿鸿禨的聘请,充任瞿的儿子的业师。稍后,他成了两湖书院的优材生,当时湖北布政使、很快擢升为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注意到了他。唐才常做学生时就参加了总督卫队协统的幕府,据传,他还是一个候补盐道。 [1] 他显示出了一个崭露头角的典型低级绅士的风度。然而,他对于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命运的关怀,使得他对绅士和农民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产生了某些甚至是不拘常例的见解。1895年,他告诫他的兄弟说:
又处乡里,宜多与各田户、乡民来往,而结其心。不可自恃为读书人,以藐视愚氓。盖兵乱将起,先能得若辈之心,则仓促中或犹有为之援者,可以保性命身家于乱世也。
很明显,唐才常的动机,远非无私忘我。他被那个存在并发展于“读书人”和“愚氓”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经验方面的明显差异,那种社会罅隙裂缝所困扰惶惑。唐才常把人民群众看做是抗御外国入侵的一种军事力量资源。几个星期以后,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诉他的弟弟:“如有江湖游侠豪俊之士,当隐识之。” 外国的恫吓正在迫使上流阶层的若干成员,对于人民为国家之本的儒家“民本”理论,求索某种新的理解。
随着对于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的愤懑情绪的消失,这种走向人民的平民党思想,似乎就从唐才常的头脑中消逝了。他逐渐沉迷于今文经学学说。这种今文学说,是康有为在中国古典经籍中发幽显微,为西方式改良活动寻找典型规范和历史依据,并不断扩大其影响的理论体系。1897年,唐才常回到湖南,在那儿,他通过了贡生考试。然后回到浏阳,和他的弟弟唐才中一道,实践他的某些改良革新的思想。他们建立了一个图书馆、一个算学馆和一个群萌学会。在进行这些工作中,另一个年轻的浏阳人、湖北巡抚的儿子谭嗣同很快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来了。谭嗣同在中国大江南北度过长达十年的旅行生涯,他瞻仰了故圣先贤的陵寝,接触多人,加上研究地方行政管理,因而显示出自己的僻异叛离性格。在中日战争时期,他也被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及其今文学教义所吸引,应父亲的要求,以候补知府身份在南京短暂寄寓之后,1897年,回到湖南来了。在湖南,谭嗣同和唐才常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