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主权基础从家族世袭权利，转换到服从一国人民意愿的选择，这是近代历史上重大政治发展之一。西方世界的伟大革命，例如法国、美国和俄国的革命，都以推翻王权政府作为革命目标。中国也有一个把王朝转换为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这就是辛亥革命。这次革命，同后来意义远为重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相比黯然失色了。但是，辛亥革命仅在意义上稍逊一筹。它本身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王朝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政治制度。从公元前221年起，君主官僚政权就一直统治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及其满洲家族，统治中国达267年之久。但是，在革命爆发后的短短几个月之内，王朝变为民主共和，皇帝被总统取代，立法机构在北京召集会议，并且打算通过选举，在法律的基础上，明确地把政权从君权神授，转换成为取决于人民自由意愿的投票选举。

革命摧毁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所以，关于革命原因的研究，历史学家自然首先注意到反满革命和民主共和主义。受过西方教育的广东职业革命家、“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在许多人之中，是最令人瞩目的。从孙中山出发，历史学家把注视的焦点，扩展到了革命阵营内其他知识分子和参与者，甚或及于像梁启超这样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他对于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宣传倡导，鼓舞了在日本的一代学生。不过，这条研究线索，一定会把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从中国本身的事件，转移到日本、东南亚和西方的那些流放者的出没之处。特别应当指出，中国留日学生和流放者的自由报刊，已经为知识界的思想家提供了一种历史上的优越地位。

大量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对于研究当代革命策略的有益观察。虽然，漂流在外的革命者能够利用革命形势，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诱发革命。任何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必须从该国的内部去寻找。值得庆幸的是，多数新近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内部的事情上面来了。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内部发生的事情：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严重冲击力量（它结束了新成员进入上流阶层的传统基础），从外国财团手中收回铁路和矿产权利运动以及运用中国资本发展现代经济的严重冲击力量，在全国建立有影响的省谘议局和地方自治团体的宪政运动的严重冲击力量。新报刊、新学校、新军以及总称为“新政”的种种行政管理和宪政改良措施，正从制度设施上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这里的研究，是考察辛亥革命这些内在渊源、描述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意义的一次尝试。我一度相信，我能够把自己的探索向整个中国铺开，但是，那个念头一闪而逝，我终于参加了面向地方史的最近潮流的行列。这个抉择，大部分地取决于我对革命问题的直觉观点，当然，这是对历史运动的直觉观点。把一个历史时期的一定方面的因子离析出来，把自己的探索局限于一个或若干个人类经验的范围之内：我发现那样做是有困难的。结果，这个论著探讨了教育改良，政治改良，发展经济，军事现代化，新闻业务，秘密会党，学生运动，帝国主义，反帝激情，革命预谋，以及人民暴动。所有对于总的革命环境产生影响的事物，我都进行了考察。虽然这些题目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单独进行研究，但是我相信，对于革命原动力的理解，要求我们考虑到它们的积累起来的重要性。不过，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在中国整个幅员的背景下考察每一个题目，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样，为了论题的宽度，我也希望，为了在社会分析中的一定深度，而必须牺牲地域范围的宽度。

把注意力集中于湖南和湖北，是一个相对容易的抉择。革命在湖北爆发，并首先推向湖南。这些事实增加了革命在两湖地区的固有重要性和历史记录。再有，以前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曾经提出合理的假说，即，宪政改良活动，收回铁路运动，新军和秘密会党，对于促使清王朝的最后覆灭，都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这一点是重要的：选择一个这些运动和设施似乎都具有重要性并且文献记录完整的地区。而湖南-湖北地区符合那个标准。最后，两湖地区——也许特别是湖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关键性地位是毋庸置疑的。19世纪时，湖南被看作中国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中心；而在20世纪，作为毛泽东和许多其他近代革命党人的家乡，湖南博得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声誉。

对于湖南和湖南人的政治声誉的这种改变，假如有着解释的话，其解释就根植于这个清末民初的时代。在1897年和1913年之间，保守主义和19世纪对于地方民团的注意，变为改良主义和对于地方自治团体的关切。这种新的改良主义产生了种种革命潮流，某些潮流最后倾注在毛泽东的身上。毛泽东自己的实用主义及其地方根据地的革命战略，都似乎是湖南在这个时期流行的观念的派生物，甚至更加清楚的是，正是在这个期间，19世纪的排外主义，变为20世纪振振有词的、显著的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的早期影响，虽然肯定不是本书的重点，但毛泽东的湖南出生地也许对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增添了额外的重要意义。

在宁可选择两个省而不选择一个省作为重点的过程中，我在某些地方离开了分省研究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最近趋势。在这种场合，地区的结合和两省的内在关系保证了这种研究。从政治上说，两个省是亲密地联结在一起的：事实上，在明朝时期，它们就属于一个行政建制单位；清朝把这个地区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省，但是，在一个常驻武昌的湖广总督的管理下，它们联结起来。到了清朝末年，从1889—1907年，除了短暂的离职以外，一个有名的政治家、“自强”运动的倡导者张之洞一直担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改良活动的成效之一，是使武昌成为两湖地区教育改良的中心，并且从湖南吸收了最优秀的学生。这就有利于为统一学生运动和两省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作出贡献。其结果，建立政权及其激烈的对手，在湖南和湖北以协调配合的方式进行活动。因此，它就使人把两个省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研究。

不仅在政治上和教育上，而且也在经济上和地理上（如果不是在几何学上的话），武汉三镇是这个地区的中心。三个城市个个具有明显的特色，当时合起来大约有100万人口。武昌是政治中心，是两省总督的任所，湖北巡抚的衙门也设在这里（直到这个职衔于1901年取消时为止）。在中国，政治和教育有着亲密的联系，因此，武昌也是这个地区的教育中心和省绅集中的场所。武昌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样使它成为两湖新军部队大量集中的地方。横过长江就是汉口——它以坐落于汉水入长江之口而命名。汉口是武汉地区的商业城市，从1861年起就是通商口岸，这里有外国租界，是往返长江海洋轮船的经常终点码头，也是平汉铁路在南端的终点站，这条铁路是在20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分阶段通车的。轮船航运和铁路交通大大地提高了汉口的对外贸易，在1890—1910年之间，对外贸易增加了3倍，据清朝海关报告，1910年贸易总额达到了135299167两。汉口向来是中国本身腹地省份贸易的主要货物集散地，由于这个原因，它就在事实上被选定为通商口岸。从湖北北部顺汉水而下，河南和陕西运来豆类、小麦、棉花和皮毛；顺长江而下，从四川和云南运来鸦片、茶叶和各种蔬菜及木本油类；从湖南，通过沅江和湘江一直注入浩瀚的洞庭湖，从那里顺长江而下，运来大米、煤炭、茶叶和木材。长期以来，所有这些贸易都集中于汉口，在现代，则从这里转拨到轮船上，再输运分布到更远的地方。武汉三镇的最后一个城市是汉阳，它的工业建设使它成了最现代化的城市，但也是三镇中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它拥有巨大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如果说，武汉是中国的芝加哥，那么，汉阳就是它的加里和印第安纳。

在19、20世纪交替转折时期，湖南和湖北的人口曾被估算为5000万人左右，两省大约各占一半。实际上，这个人口中的多数，居住在从武汉溯江而上，像扇形般地展开着的长江中游平原。这片平地和低矮的丘陵地带，灌溉条件良好，适宜于栽培粮食作物，它向北沿着平汉铁路延伸粗估约70英里，包括汉水流域的下游部分；溯长江而上，延伸到宜昌（长江峡谷从此开始）的40英里以内，然后包括从湖南西北的常德至西南的长沙的广大地区。从这个富饶地区，特别是环绕洞庭湖的湖南地区，两省取得了经常可供出口的剩余谷物。

越过长江中部平原，山脉耸立在北部、西部和南部，而汉水、长江、沅水和湘江的水流又变得更加难驯莫测。不过，小汽艇、拖船和依靠桨篙推进的民船，都能在这些河流中通航，并且，长江的情况是，越过湖南和湖北的交界处，就变得更为方便。这些地区的人口，不及平原那样密集；但是，汉水流域上游是一片肥沃的盛产小麦的地区，而湖南的山区，则出产木材、茶叶、煤炭和矿藏，这些产品是通过汉口市场出口的。

会聚于武汉以上的这个河网地区，其最著名的地理政治也许是：商业性的城市和政治性的城市，一般都是区别开来的。在长江上游，把沙市与湖南、湖北境内的长江平原西部联结起来的运河，使沙市在湖北的商业城市中仅仅次于汉口。但是，直到革命爆发时为止，从政治上来说，沙市都被附近的驻有大批旗人守卫部队的荆州府城弄得黯然失色。革命以后，宜昌这个通商口岸和州府城市，则成了湖北西部的政治中心。但是，用一个海关专员的话来说：“宜昌并不是一个出产丰富的、工业的、拥有大商行的地方，相反，它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贸易。 ”它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仅仅是作为一个转运点而已：从四川和长江三峡以上地区用民船运载来的货物，在这里交由轮船转运，以完成在长江下游的一段里程。虽然宜昌最后在政治上较沙市更为重要，但它不能和沙市在商业方面的生命力相抗衡。在汉水流域，城市类型的相似的区分情况出现了：樊城和老河口是纯粹的商业城市，分别拥有7.5万和10万人口——是在汉口以上濒临汉水的最大城市。但是，它们甚至都不是县城，汉水上游的政治中心，是府城襄阳和安陆，这两个较小的城市在商业上毫无重要意义。

毫无疑问，长沙是湖南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个城市有四个古老的著名书院，出色的理学家朱熹，一度在其中一所优秀书院讲学。尽管这些旧式书院被设置有西方课程的新学校弄得相形见绌，但是，这座城市仍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1905年，海关专员把这个城市的特征描述为：“一个正规的大学城市”。 1904年作为通商口岸被开放之前，在商业上，长沙尚不及控制湘江流域贸易的湘潭来得重要，也不及控制湘西、经由沅水的广西贸易的常德那样重要。1902年，关于湖南城市在商业上的发展前途，岳州的海关专员发表了如下看法：

在湖南东部，将要考虑有发展前途的开放港口只有两个地方：长沙和湘潭。前者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城市，她大约拥有50万人口。不过，她之所以显得重要，在于她是省会、又有许多官吏和富裕绅士居民这个事实。她本身是没有工业的，她的地理位置，也从未表明将要成为一个巨大的贸易中心。可是多年以前，湘潭就成为这样的中心了。……轮船传入中国以后，往返于广州、上海和汉口的定期航班，削弱了湘潭的重要性。从此，湘潭就开始衰落了。

海关专员认为，常德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通商口岸。他把常德描述为：“一个繁华的地方，商店里堆满了外国货。” 长沙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巨大贸易中心的预测，最终证明是论据不足的。她被开放为通商口岸以后，在商业的重要性方面，就使其他城市为之逊色了。不过，在我们的故事的开头，我们就曾交代，像中国中部的其他地区一样，湖南的某些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文化中心，有些城市则从一开始就是商业中心。稍后，城市类型的这种区别意义深长，事情就变得明显了。因为，绅士权力倾向于在政治城市集中，而秘密会党则倾向于在商业中心汇集。

这就是我们将要考察辛亥革命的原因及其意义的地区。它是一片广大的地区，在其内部变化方面，与整个中国是类似的。它在汉口有巨大的、确立了的、商业化的并且日益西方化的通商口岸。它有传统的文化中心，如长沙这样的“大学城市”，稍次一点的，还有湖南南部的衡阳。沿江河两岸，还有喧嚣热闹的、通常难于管理的城镇，流氓无产阶级成员惯于在这些地方组织秘密会党。此外，像湖南东部边界的浏阳、醴陵等县，成了秘密会党势力的中心。虽然我们的绝大部分注意力被吸引到武汉和长沙这样的城市政治活动上面，但是，对于我们的叙述的发展，所有这些城镇都将是重要的。

这儿的叙述，起自1897—1898年湖南的改良活动，讫于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失败。在我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原因和革命变化的原动力的探索研究中，我特别关注到改良和革命潮流的相互影响。这些潮流以种种方式交叉混合和彼此冲击。在某些场合，肯定地在1898—1900年，也许其次在1910—1911年，失败了的改良派上流阶层转而反对横亘在他们道路上的满清朝廷，而他们也就转变成为革命者了。在这里，改良遭受挫折失败，导致了朝向革命的步骤。在其他场合，改良活动的成就，正好孕育了革命。比方，1902—1905年的大规模的教育改良措施，产生了好几百所学校和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生阶层，这个学生阶层的激烈的反帝运动，显示了公开的革命因素。

通过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原动力，晚清的军事、教育、经济和宪政改革的开销花费，在王朝的最后岁月里，产生了一系列反对新政的人民暴动。新政只是有利于上流阶层。担负这些新政用费的纳捐的人们，则是中国比较贫困的阶级。结果，他们站起来了，针对上流阶层的西方化改良主义而进行暴烈反抗。这类人民暴动，在上流阶层中最终产生了对法律和社会治安的严重关切。这种关切诱导上流阶层转而支持辛亥革命，以便控制它，并进而阻止扰乱社会秩序的任何发展的因素。

最后，体制改革，为地方上的、省城里的绅士宣布脱离北京而独立，提供了组织机构。省谘议局和地方自治团体，成了延续和提高上流阶层权力的至关紧要的机构。这些机构中的成员，在革命期间和革命后的新政府里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在所有这些场合，新政的苦难进程证明，对于革命转化的原动力来说，它不是一个代替物，而是一种促进剂。

当我们从革命原因转向革命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很明显：在许多方面，1911年的革命，是一个很不革命的革命。事实上，省城里的、地方上的上流阶层发现，通过革命，他们的权力和权威加强了。因此，革命在政治上的进步方面，就易于被它的在社会上的退步方面所抵消。革命的退步方面，联系到中国政治学说中关于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官僚政权之间的论争，也许是最好的例证和说明。两千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曾经辩论“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的是非曲直：在“封建”制度下，君主承认世袭的分邦治理者的国家；在郡县制度下，君主则对郡县指定固定任期的官吏。从宋朝时候起，为了控制地方封建割据的离心趋势，中央集权国家越来越取得成效，所以郡县制成了官方的正统学说。

明末清初，代之而起，出现了一种有力的观点，特别是在顾炎武的著作中。作为明代中央集权（在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极端政策的反动，顾炎武主张，各县知县任命各该县的官吏（一种一般地被“回避法令”所禁止的做法），任期可以是长久的，甚至是世袭的。顾氏还进一步主张，允许官吏任命他们自己的下属，迁移他们的家庭和财产到他们任职的县里面去。当时的官方正统学说规定，不能对官吏的私人利益予以信任，并且设法防止官吏在一个涉及私人利益的地方任职；但是，顾炎武提议，应该对官吏的私人利益寄予信赖。他的观点是，在改进一个县的管理当中，如果知县在当地社会有个人利害关系，那么，他似乎会要显示出更大的主动首创精神。

顾炎武的建议在他自己的时代，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但是到了清末，他的著作——以及某些观点类似的同时代人的著作——却赢得了众望。这种情况，一般地应该归功于那些效忠明室的人们。正是他们的思想，赋予反满革命观点以有力支持。19世纪中期，就是像冯桂芬那样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也曾受到清初这些著作的鼓舞，重新考虑有关地方政府的若干问题。当然，冯桂芬并不是被这些著作的反满内容所吸引的。事实上，面对太平天国反满革命的挑战，他是在寻求一种适应形势需要的管理方式。为了迎接这个挑战，冯桂芬和其他的人打算，在地方绅士自己管辖的一个县的范围之内，给他们以大得多的权威。太平天国及其被镇压的实际效果，其中之一肯定是，通过地方绅士所控制的民团，加强了乡绅的权力。特别在湖南这样的省份，这种发展是确凿无疑的。19世纪末叶，至少有一部分湖南绅士试图把这种趋势向前推进一步，而在1897—1898年改良活动期间，则是朝着绅士控制的地方自治的方向发展的。不过，这种在“封建主义”名义下的防卫措施，已经日益让位于在立宪主义和代议政府的西方学说名义下的防卫措施了。

用这种见解来观察，就能看到，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两者都把中央集权独裁专制，当做攻击的目标。但是，那个独裁专制不但限制着中国人民的自由和主动首创精神，也妨碍着地方上流阶层过分地压迫人民。辛亥革命成功地结束了中央政权对于地方上流阶层权力的掣肘。到了1913年，上流阶层献身民主共和主义原则的真诚，成了严重问题。其实，为了追逐安定的政治局面而缓慢地向右漂浮移动，那些在辛亥年率先革命发难的省份，竟然给袁世凯专制独裁以关键性的支持。由此前行，迈向军阀时代——现代中国历史的最低点——新的封建主义，就是一个容易的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