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衷的高兴

周锡瑞先生《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的中译本出版了，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作者是20世纪60年代末成长起来的美国历史学者的新的一代，因此读者可以感觉到，在这本著作中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青春活力。他敢于摒弃以往美国某些权威性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传统价值观念（其中有些可以说就是陈旧的西方偏见），广事搜求档案文献资料，对两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进行比较客观和深入的探讨，因而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像许多年轻的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一样，颇为流行的区域性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作者身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然而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影响，那就是中国的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于他的“一种非常真实的学术影响”。他在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中，比较重视经济因素，特别是比较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结。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贯串全书的一种研究和论述的方法是：从经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各个集团政治情绪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使本书具有自己的特色。

作者比较善于利用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但他更致力于自己的独立思考。譬如，他利用了张朋园教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中关于立宪派人社会背景方面的统计资料，对两湖议员身份作出相应的判断。但他并不囿于成说，同时又指出光凭议员的功名还不足以说明他们的社会经济、阶级背景，并且进一步对两湖地区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的企业活动作了必要的考察。再如本书第四章，尽管所论述的新政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许多基本史事已为人们所熟知，但由于作者勤于思考，善于分析，也阐发了不少前人所未曾言及的新见。他既批评了以已故的芮玛丽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史学者在评论清末新政时忽略了人民群众，而本书在论述有关群众斗争时，又如此艰苦地探索他们的社会经济根源。这即令是对于我国学者，也是可以作为借鉴的研究方法。

本书广泛地运用了大量英国的和日本的外交档案，特别是一些领事和情报人员关于两湖各地情况的报告，提供了不少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作者对于有些重要历史事件（如长沙抢米风潮）分析论述得比较深入细致，多半得力于这些档案资料。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将可由此得到启发，今后应当在搜集和运用外国档案资料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距离作者将此书作为博士论文提出，整整已有十年的间隔。应该看到，十年前的作者还很年轻，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了解难免有不足之处，对于有些中文资料的引用和解释也不尽确切。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此书在美国的正式出版，结束了他的青年时代。但是，在本书译本的翻译过程中，经过作者与译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改进。慎之同志是一位勤奋谨严的学者，他的译文信实而又流畅，具有隽永的风格，这自然又为本书增色不少。

至于本书的一些学术观点，自然未必尽能为国内学者所同意，但至少可以起参考和启发的作用。中外学术交流，除了资料、方法等等以外，学术观点的交流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只要是严肃的科学研究成果，就应该受到必要的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只有通过相互驳难、相互切磋、相互补益，才能逐步较其短长，分辨是非，最终得出比较正确的答案。那种先入为主、深拒固闭、听不得不同学术观点的武断专横，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作者至今仍然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近年来尤其注重实地考察和探索近代华北农村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这些研究工作，不仅可以继续增进作者自己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而且一定可以对中国近代史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成果。在本书的译本即将正式出版之际，作者和译者都嘱咐我写点意见，我愉快地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且希望今后中外学术交流将有更大的进展。

章开沅
198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