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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版第一版发行三十年之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出这本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使我在高兴之余又不免感到惶恐。与1982年中文版相比，除此前言之外，内容基本上没变。中文版已校正了1976英文版的某些印刷错误，以及一些对中文原著翻译和解读中的错误。为此我要向本书的译者杨慎之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个新版前言，为我提供了在这本著作出版将近三分之一世纪以后，一个重新评价的机会。虽然书中的一些部分带有上个世纪70年代学术研究的“时代烙印”，但是书中对革命的阐述部分仍然令我满意。我希望这种满意反映了本书在分析方法中的某些持久的价值，而不是作者的固守己见。在此，我要把这本书放在新近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语境中去讨论，并且简述我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对本书的某些观点的不同理解。
最近几年，西方中国史的研究中出现的第一个趋势是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锐减。在我写两湖革命这本书的前后，曾有路康乐对广东革命的研究（1975），冉玫烁关于上海和浙江革命的研究（1971），戴福士对于清朝改革家锡良的研究 ① ，以及杨欧纳对于袁世凯统治的研究（1977）。另外还有许多对早期革命的出色研究：例如史扶邻对孙中山的研究（1968），高慕柯对激进知识分子的研究 ② ，普莱斯关于俄国模式对中国革命影响的研究 ③ ，弗里曼对革命政党的研究 ④ ，以及刘吉祥对宋教仁的研究（1971）。但是从那以后，有关革命本身的研究就非常稀少，这也可能是西方学界在历史研究中脱离叙事史和事件史研究总体转向的一部分。
西方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集中在军事、晚清新政、知识分子和文化史等方面。冯兆基和舍登的著作已经阐述了辛亥革命前十年就不断上升的军人地位、精英家庭之子投笔从戎的趋势和新军在革命本身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⑤ 他们的观点与我把新军军官们看做军队中的“城市改革精英”的观点相似。麦科德对湖北军队的描述是作为军阀兴起的个案来研究的。 ⑥ 他的著作详述了湖北革命在1913年以后的延续，这非常像安格斯·W·麦克唐纳 ⑦ 对湖南革命在辛亥年之后情形的叙述。所有这些著作都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但在我这本书里很少强调的历史过程，即在20世纪的中国，军队往往成为政治冲突的裁断者。这种趋势可以在袁世凯死后的军阀纷争、1925年以后蒋介石在广东的革命政权和毛泽东在中共1935年遵义会议的兴起中得到体现。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甚至更晚。这种军事的优势准确无误地反映了在1911年满清灭亡以后，中国社会中政治体制和国家法制的脆弱无力。
早在这本书写作之前，芮玛丽在（1968）关于辛亥革命的论文集中，就已经把晚清的新政改革作为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主要转折点了。她的观点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在写作《改良和革命》时，我所注重的是改良（新政）过程中的关键举措，以及改良非但没有使满清政权避免革命，反而在某些重要方面推动了革命进程的发展。傅因砌、任达和罗杰·R·汤普森的近作以及许多正在进行的研究和著作都已经重新关注改良的重要性。 ⑧ 现在普遍被接受的是新政期间的种种改良措施——包括科举考试的废除和新学的建立 ⑨ ，新军的组建，商会的组织，报刊的兴起。 ⑩ 立宪运动的开始和地方选举，新兴城市改革包括警察和公共卫生管理是塑造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模式的一个分水岭。
当今学术第三个明显的方面是对晚清知识分子和文化史的研究。这本书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有直接的关联，因为我在书中没有涉及当时的文化和思想潮流（我在下面还要论述这个研究空白）。虽然如此，许多针对著名保皇派人物的研究对本书也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对梁启超的研究，反映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史学界某些固定诠释的怀疑态度，其中包括海外保皇派和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所起作用，以及革命派是辛亥革命构建者的阐述。在这些革命者之间，章炳麟，这位孙中山最为持久的反对者，已经成为几项研究的焦点。
以上关于西方学界对辛亥革命研究的简单回顾，令我感到我们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奇特的状态。本书中的主要论点——新政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所起的根本作用——已经获得学术界的基本认同。然而大家却很少关注改良导致革命这个过程的动力机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虽然共产主义的意义长期以来掩盖了辛亥革命的重要性，但是现在辛亥革命已被认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计划经济政策的放弃，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似乎比那些发生在1949年以后的变化更加持久。尽管辛亥革命的重要性是公认的，但是很少有学者深刻探讨它的原因。这当然和当代历史研究中后派对解释历史因果关系的理论持怀疑态度有关。对我来说，承认一件事情的意义却不去探讨它的起因未免不是一件憾事。
我对辛亥革命起因的分析主要依据了查尔斯·蒂利的集体行动的动员模式：新政创造了新的机会来动员学生、知识分子、绅士、商人和其他的城市精英，以及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当辛亥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能够集体行动推翻清王朝。但是还有其他在“动员模式”之外的明显的、值得重新阐述的因素。在第五章中，我认为“革命前夜”的不满情绪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关键的前提——经济衰退、长江流域的水灾、因财政危机而无饷的士兵、由于朝廷“皇族内阁”的任命和铁路国有化造成的精英阶层的疏远——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给清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加以致命的一击。在目睹了东欧的“人民革命”和菲律宾1986年的“人民力量运动”之后，我更加确信“革命前夜”的重要性，此时的政府已无法控制军队，它所面临的只是政权的全面崩溃。
本书的分析对中国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的某些定论亦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由孙中山领导的职业革命活动家们的身上。他们在国外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以及在中国的零星起义被看作最终导致1911年武昌起义的原因。但我认为革命的起源必须在中国国内追寻，而不应该在海外的革命者中去寻找。应该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向来不太为大陆或台湾的学者所接受。
本书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产生革命的社会和政治来源。我认为在中国内部，新政虽然为精英创作了政治动员的机会，但也加重了那些每况愈下的贫苦阶层的负担。新政时期创建的学校、议会和警察大多使精英阶层受益，而支持新政的财政费用主要来自盐税，再加上由铜圆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便在穷人特别是城市贫民身上强加了无法忍受的负担。由此而来的是社会上对于新政的普遍不满，包括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但我认为这种下层社会的不满和动荡所带来的威胁，正是使得文、武精英团结并参加辛亥革命新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精英参政是为了保证清王朝倒台之后社会秩序的平稳。
我认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以城市为中心。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导致的王朝更替，以及后来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不同，辛亥革命发生在城市。我将城市地位的上升与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以及城居地主的增加联系起来，清末通商口岸和现代工业的兴起是导致城乡之间社会和文化差距逐渐增加的另一个原因。与这一观点相同的研究现在已非常可观。在日本学者的大量研究基础上，白凯描述了地主变为城居地主，脱离乡村之后所引起的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弱化。冉玫烁在她的研究中虽然没有特别提及城乡差距，但是她对浙江精英转变的研究涉及了发达和偏远地区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和地方城市化进程相一致的。彭慕兰则认为现代化本性中的“反帝卫国”导致了资源向城市集中，其结果是忽视和削弱了内地的发展。
我提出用“城市改良精英”来描述这个在新政中出现，并最终领导革命团体的阶层。这个建议在学术界没有取得共鸣。这个糅合了政治属性（改良者）和社会属性（城市精英）的概念虽然欠佳，但它确切地描述了出现在清末最后十年里一个可以识别的、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改良势力，他们通常来自绅士家庭，广泛参与了与新兴商业、工业、教育以及立宪运动有关的一系列活动。中国学者马敏把这个群体称做“绅商”（绅士-商人），详细分析了它的历史演化以及它在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角色。与我对于城市改良精英是处于绅士和资产阶级的中间形态的提议相近，马敏认为它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早期资产阶级。
虽然西方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很少利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分析方法，也很少提及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在清末最后的几年中，绅士和商人，特别是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绅士和商人，广泛地参与了由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其中商会可能是最重要的。不过教育会、报刊、出版组织、同乡会和慈善机构也同样的重要。1911年以后，银行、律师、教师和记者的同业法团明显地增强了。萧邦奇和冉玫烁以浙江为例，对社团的发展过程作了引人注目的阐述。冉玫烁描述了清末浙江精英阶层中不断增强的激进主义、自治运动和社团的政治化倾向。萧邦奇则将其研究扩展到民国时期，特别强调了社团运动在发达地区和城市的集中发展。
由冉玫烁和我编著的《中国地方精英与主导模式》讨论了晚清和民国地方精英性质的转化。在那本书中，我们没有集中探讨精英如何定义。相反，我们建议考察他们获得和维持其精英地位的资源，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资源。相当明显的是，与以前相比，地方精英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有了更为多样的经济、政治和职业的资源。在此以前，土地财产、家族背景、科举功名，特别是官位对精英身份的确立有着主导性的作用。
清末在地方和省府的精英阶层明显地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活动和社团活动。这一趋势是否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出现？这个问题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一些人认为这些新的组织（商会、教育会、职业法团和慈善机构，以及地方咨议局、县议会）和出版机构的出现反映了空前的精英政治自治，同时他们认为这种公共领域可以和哈贝马斯等人描述的欧洲公共领域相提并论。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组织的存在不但需要国家的认可，其工作也常常和政府有关，因而这些社会团体从未取得真正的独立。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近代中国，精英阶层和大众非但没有增强与国家对抗的潜在能力，相反的是国家集权主义的不断加强。暂且不论这一争论正确与否，本书和最近许多相关的著作都以足够的材料证明了在晚清末年，国家和精英同时扩张了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扩张不是此胜彼败的游戏。新政以前地方精英的组织形成都是非正式的，致使新政以后他们和国家的力量才直接扩展到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公共卫生、经济发展，以及现代传媒等等。
本书关于“辛亥革命是政治的进步、社会的倒退”的观点，虽然在后面的几章已经开始讨论了，但是我在结语中才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在史学研究上是过时的也是太狭隘的。当时的这一提法是要回答在分析辛亥革命中碰到的几个问题。首先，它要说明革命的社会后果，特别是新政权对农村的忽视。我认为，这与在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精英们的城市倾向有关。改良精英献身中国的近代化，而近代化的象征不可避免地被集中于城市：工业、银行、学校、驻军基地以及所有其他的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表征。其次要解释的是为何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迅速地陷入军阀混战的困境。我不同意军阀的产生是由于袁世凯对革命背叛的论断，因为在两湖特别是湖北，革命的领导者欣然支持袁世凯1913年对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人的驱逐。
我的观点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没有太大的变化：（1）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精英对乡村的疏远，（2）与其说袁世凯是革命的叛徒不如说他是革命的代表。然而政治进步和社会倒退的对立提法，在“进步”这方面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话语与价值观相关联，而在“倒退”这方面又和社会结构及社会行为相关联。在分析过程中，我有意把话语和价值观排除在外，除非它们有“明确的行为后果”。在当前许多历史学家转向“语言”研究，并且认为话语本身能够产生权力的时候，我的这一观点非常容易被看成过时和狭隘的唯物主义观点。
虽然我并不认同福柯主义关于话语能产生权力的论断（我相信一般来说，话语的权力来源于它的倡导者的地位和权力），但我在结语中的唯物主义分析似乎太多地集中在阶级问题上。这种集中分析导致了我对青年和妇女地位在辛亥革命期间重要变化的忽视或者低估，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在以下方面的变化：戏剧的转变，体育的普及，新的公共空间如图书馆、公园、博物馆的创建，以及随着报刊、新兴的电报、铁路和轮船而产生的对新型中华民国的设想。这些普遍而且重要的社会现象不应该看作是“社会的倒退”。
在本书的中文第二版发行之际，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希望下一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或许能受到某些启发，并重新提起研究的兴趣，而再度审视上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及推翻中国千年帝制的这场革命。进一步的研究当然可以改换研究的地点（例如不同的省份），探讨那些推行新政并且领导了革命的精英的性质，以及改良和革命对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影响。但是新的研究的着眼点也许更应该放在这一时期内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变化上。如果新的文化史研究能够将事件史及本书对革命原因的不懈关注融合进去，那么这将是本书再版所能带来的最好结果。
在下面的注释中，书目已在本书“引用书刊目录”中出现的仅列出了作者和作品的年代。目录中没有出现的新作品将给予全文的引用。
① 戴福士：《锡良与中国的民族革命》（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
② 高慕柯：《中国知识分子和1911年革命：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诞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
③ 普莱斯（Don C. Price）：《俄国和中国革命之根，1896—1911》（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
④ 弗里曼：《退回革命：中华革命党》（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4）。
⑤ 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舍登：《地方军阀与共和国：云南军队，1905—1925》（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0）。
⑥ 麦科德：《枪的力量：中国近代军阀的兴起》（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
⑦ 安格斯·W·小麦克唐纳：《乡村革命的城市起源：湖南省的精英和大众，1911—1927》（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
⑧ 傅因彻：《中国的民主：地方，省和中央的自治运动，1905—1914》：（伦敦：赫尔姆图书公司，1981）；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93）；罗杰·R·汤普森：《戊戌维新时期的中国地方自治会，1891—1911》（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95）。同时参见司昆仑：《成都城市化：1895—1937年间的中国城市改革》（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2000）。
⑨ 有大量的关于晚清教育改革的著作。参见裴士丹：《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5》（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8），它论述了这位长期担任两湖的总督；威廉·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1）也论述过张之洞；玛丽安·巴斯蒂（1971）的《中国20世纪早期的教育改革》（安阿伯：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88）现在已经被保罗·J·贝利译出；保罗·J·贝利的《改良国民：20世纪早期中国对大众教育的变化看法》（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
⑩ 有关出版业的研究，参见季家珍：《出版与政治：〈时报〉与中国晚清的改革文化》（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张灏：《中国知识分子危机：寻找秩序和意义，1890—1911》（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1987）；唐小兵：《全球空间与现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梁启超的历史思想》（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两本早期的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即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黄宗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
汪荣祖：《寻找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章炳麟和革命中国，1869—1936》（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高戈·拉铁宁：《中国晚清王朝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反满鼓吹者的章炳麟》（伦敦：柯曾出版社，1990）；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驱：章炳麟与儒教》，傅佛果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
关于突出帝国灭亡后的深刻断裂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
查尔斯·蒂利：《从动员到革命》（雷丁，马萨诸塞：阿狄森-韦斯利，1978）。
关于这种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参见谢文孙：《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述评与书目节选》（斯坦福：胡佛研究协会出版社，1975）。
注：杨慎之先生对我的这一关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作用的讨论给予了严肃的批评，详见本书“译后记”。进一步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思考，请参见我的文章《铸造共和，选举总统：孙中山如何成为“国父”》，收在卫藤沈吉和史扶邻：《中国的共和革命》（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129—152页。
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和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
冉玫烁：《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和政治转型：浙江省1865—1911》（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第8页，62页，217页。
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同⑤。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萧邦奇：《中国精英与政治变动：20世纪早期的浙江省》（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冉玫烁（1986）。
周锡瑞和冉玫烁（编）：《中国地方精英主义与主导型式》（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
关于争论的总体看法，参见罗威廉：《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当代中国16 期（1990年7月）：309—329页；当代中国19期（1993年4月）上关于公共领域的争论的讨论会。季家珍（1996）将这场讨论扩展到出版业的角色上。
（张雷、叶娃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