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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开始，中国的学生运动真正自觉地发动起来了。那年，主要的活动是联合抵制美货，抗议美国拒绝放松关于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夏威夷和菲律宾的限制。这样，中国历史上首要的反帝抵制运动，是在美国的种族主义上面发端的。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会发表了联合抵制的第一个号召。如果不在经济效果方面，至少在热情方面来考察，对这个号召的响应是颇具戏剧性的。汉口一家报纸的文章指出：“对政治问题的漠不关心，遍及于全国人民，为时已有四千年之久。这种情况，仅在抵制美货运动时才终止。一月之内，运动从上海发展到了全国。”
至少在两湖地区，抵制运动和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在当时，这是两个关键事件）一开始就是由学生们领导的。也可能，特别是由那些一度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们领导的。汉口的官办报纸，在责备学生过分冲动的同时，承认这些运动：
是完全有迹可寻的。追根溯源，他们是一群来自不同省份的学生，曾经出国留学，透彻地研究过学术和文化，刚刚返回自己的祖国，就被卷入广大的当地学生群众之中，卷入巨大的冲动之中，膨胀发展，涌进工人和商民阶层的强有力的风暴。
联合抵制必须有商人的支持才能奏效，这指的是怎么样对待商会的问题。在汉口，抵制美货的基本支持者来自粤商。7月以后，取得了某些战果，特别是在降低美孚石油公司产品的销售方面。但是，接近1905年年终时，清政府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下令地方官吏抑制这种激动。此后，联合抵制运动踟蹰不前，枯萎凋谢了。
关于长沙抵制运动的内情，我们了解得稍微清晰一点。长沙工业学堂和师范学堂发动了这个运动，强迫商务总会的首领和另一名宁波巨商在浙江会馆召集了一个会议。一份材料记载，1905年8月20日的这次会议，有4000多人参加了。到会的湖南人极力主张发动一个强大的、强迫的联合抵制，但是，外省商人，特别是浙江帮（作为买办，他们经营了进口湖南省的绝大部分外国商品），企图控制“湖南办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以便从内部来削弱运动。最后，按照在长沙的英国领事所说，联合抵制运动“未能取得极好的效果”。
尽管如此，运动还是产生了领事所称的“无数下流的和虚妄的出版物”，同时，他将此事归因于“排外感情的轻微复苏……”。
虽然英国人仍然只能把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当做旧式排外思想的复活，但是，他们的报告却说明了联合抵制运动在地方政治气候中的影响。
禹之谟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在长沙的激烈的学生运动继起的历史中，有一个杰出的人物：禹之谟。禹是湘乡一个商人的长子，1905年时就已40岁光景了。有关他的早年生活的记述，千差万别，扑朔迷离。他是一个优秀学生，喜爱稗官野史甚于经典古籍。据传，他曾经运用自己的文学才能，吟诗作赋，代表受地主虐待的农民，向当权派提出抗议控诉。中日战争（可能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他参加军队，也许由于他的商业家庭背景的缘故，被委派经管供应工作。禹之谟服务成绩斐然，被举荐为县主簿候选。朝廷腐败无能，使他心灰意懒，婉辞了这个职衔，跑到上海学习发展工业的知识去了。1900年，他参与了唐才常的暴动预谋，从那以后，他旅行到日本，在大阪学习纺织工业。1902年，禹之谟返湘，在湘潭办了一个小毛巾工厂，还雇请了一个导师训练工人。次年，他把设备搬到长沙，建立了一个较大的工厂，并把它和一个采取工读形式的技术学校联合起来。巡抚赵尔巽捐赠了1000两资金，支持这个事业。禹之谟出力，把湘乡学生原先在参加省试时使用的宿舍，改建成为一所中学。他还创办了他自己的唯一学堂，计划授给贫民以技术和识字的基本训练。
禹之谟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而是一个坐言起行的人。后来他写道：“所贵乎读书者，贵其能实行也；若读书不能实行，则与书肆何异？试问千万书肆能救国亡否乎？”
1904年，禹之谟开始显示出某些对于反帝斗争的广泛关怀，这种关怀，引导他从事教育和工业。他试图建立地方工业，训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以抵制外国商品向湖南市场倾泻流注。事实上，他是一个少见的、可又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是反对清政府出卖福建给日本以交换辽东半岛的人们所揣度的计划。其后，他成了初期抵制美货运动的倡议人。由于这些活动，他被选为长沙商会的会董（不容易与仍为外省商人控制的省商务总会混淆）和湘学会会长。禹之谟日益利用他创办的学校，当做传播革命文学和革命理论的基地。他成了《民报》在当地的发行人。在长沙的学生运动向前发展时，禹之谟勇气倍增。有一个材料记载说，他出入茶楼酒肆，逢人宣讲反满的道理。
从反帝到反政府 在1905年的过程中，基本关心的焦点似乎转移了。禹之谟和激进的学生运动（禹是这个运动的一个具有教员资格的领袖）开始意识到，通过满洲王朝从事活动，永远也不能达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反帝，必须将革命的锋芒指向满洲王朝。北京政府对于抵制美货运动的压制，就是这个结论的明证。但是也存在着地方上的因素。1905年5月，满洲巡抚端方为长沙善化地区选任了一个新的学务处总监俞诰庆。俞是一个顽固的地主分子，是来自善化县（长沙是善化的首府）的举人。接任之后，俞总监立刻发动了一个严酷的战役，以镇压学生运动。学生们被禁止组织俱乐部，并被要求在“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面前磕头。用于演习“洋操”的木制步枪被收缴充公，“以遏乱萌”。还强迫学生们唱一支由张之洞亲撰的学堂歌，这个歌子向“维新党”革命言论和参与秘密会党发出了警告。 [1]
但是，被省学政张鹤龄的坚定的亲学生态度所阻，长善学务处俞总监的新的强硬路线没有产生效果。新章程所起的作用，只是增长了学生们的愤怒，导致他们对清朝当权派更加仇恨而已。次年，在日本的一个学生出版物批评长沙的教育政策说：
各监督之进也，半皆出自夤缘，服从官长者；迄得事，欲使学生之服从己者，如己之服从官长一般，于是学生开会则止之，言论则禁之，发传单则匿之，削夺世界公共之自由权。
实际上，作为激怒和关切之源，镇压学生运动的企图和努力，恰如火上加油。在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之上，再加之以国内的压迫，这就有助于学生们的激进化。1905年，以禹之谟为会长的学生自治会建立起来了，继续进行学生的斗争。
英国领事曾有记载，当着“实际上全体学生都存在这种观念，并对他们的受到惩处的同学表示同情”的时候，企图压制和惩罚反满思想，是终归无效的。
虽然我们对此了解得更少，但是，最初由日知会领导的一个类似的学生运动，似乎在湖北也兴起了。一个伪托依附于武昌圣公会教堂的基督教徒社团，发展成为一个激进分子团体的阵线，这个社团包括了已经夭折的科学补习所的许多前成员。从1906年年初开始，日知会每星期举行关于各种激进问题的讨论会：有些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些是非常传统的种族反满主义的。作为湖北革命社团链条的一环，这个社团虽然被经常称引举例，但是，这个特殊的社团仅仅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从未直接参与过任何革命暴动计划。它实际上是一个激进的研讨问题的社团。成员集中在武昌，可是，它和远在长江下游黄冈的一个较老的反满学者的私人书院密切联系。这个社团与其他各处学生组织的不同，主要在于：它不只是有学生和教员参加，同时也努力网罗军人。与军队发生联系，这是湖北所有激进社团的一贯方向。
镇压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的危机于1906年到来，从湖南发展，卷入湖北的组织。1905年年终，革命作家陈天华，愤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日俱增地加以严格限制，并对在日本的革命运动内部的分裂郁郁不乐，自杀于大森海湾。一个学生被派赴日本，把这位湖南革命英雄的灵柩接回长沙安葬。在他返回之前，另一个湖南激进分子姚洪业又在上海自杀了，他的灵柩也被运回长沙。
1906年7月，禹之谟组织了一支巨大的送葬队伍，扶着两位革命烈士的灵柩，到长沙城外的岳麓山安葬。有些材料说，有1万名学生参加了这次葬礼。但是，黄昏时刻，当最后一批学生回到长沙城内时，学务处总监俞诰庆把其中的10人逮捕了。这个行动把危机推进到了顶点。
禹之谟和学生们对此事件的反应，是令人痛快的，并且很富想象力。俞诰庆是一个彰彰在目的放荡家伙，学生们决定抓住他的与一个官吏毫不相称的淫邪嗜好加以利用。他们相应地监视俞诰庆的行动，等到有一天黄昏，俞在一个人所共知的妓院里被认出来的时候，学生们当场捉住了他，剥去他的衣服，让他赤身裸体，和他所狎戏的婊子一起照相。第二天早晨，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揭露检举学务处总监。俞诰庆被带到会场，全身只着一条妓女的裤子，到会的五六百名学生，指控和嘲讽这个羞恼的官僚。之后，学生们强迫他答应：释放被捕者，停止镇压学生运动，再不宿娼嫖妓，还有，对于自己所受到的羞辱，不进行任何打击报复。自然，学生们希望，经过这些事件之后，俞诰庆会要罢职免官。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行动失败了，希望落空了。终于，继开始一张专门责备学务总监的政府告示之后，另一张指责学生越轨行为的告示又张贴出来了。
紧随这次事件，学堂提前放了暑假，可是，学生的激进主义思想却提高了。事实上，学生们似乎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学生运动的反帝阶段，他们曾经得到过这种支持。与他们不共戴天的英国驻长沙的领事报告说：
自从学校放假以后，学生们的行为举措毫无悔改，相反，他们变得比以往更为粗野，更难制驭。并且，据报告，彼等与秘密会党和其他坏分子相勾结，图谋不轨，反对政府官员和外国人。毋庸置疑，彼等已经失去全省人民的同情。
7月，长沙许多教员和学校职员纷纷辞职，用这个办法，来避免卷入学生的任何不轨图谋。
当一般人惊恐地疏远学生的激进主义时，禹之谟却比以往更加深信，在更新再造中国的事业中，学生必须履行先锋前卫的职责。他感觉到，绅士阶层是无能为力的。至于商人，他们“无原动之资格”。湖南的激进政治运动，必须依赖学生自治会。他希望，学生自治会成为各阶级的一个广大政党的基础。 [2]
1906年夏天期间，当局决定镇压学生运动——一个既迫使学生转向暴动，又驱使他们摆脱其更加胆怯的支持者的措施。在这个节骨眼上，代理巡抚是庞鸿书。此人似乎只是他的强大的下属的一具玩偶而已。在省政机构中的权力，原先是属于保护学生运动的张鹤龄的。但是，1906年6月20日，张鹤龄离开长沙，到沈阳就任新职去了。他的继任者是年近古稀的庄赓良。此人在湖南做了40年的官，和绅士阶层中的保守顽固派一翼，搞得十分火热。6月，庄在北京被授予高级官衔。7月26日，他回到长沙。8月2日和8月5日，他分别担任了两个有权力的职务：省臬台和学台。很明显，他是7月29日颁布的一个新的、更严厉的学生规章的幕后指使人。这个规章指明学校是“骚动和扰乱之源”，誓称要逮捕所有的“坏分子”，同时，禁止“以发表演说为目的而集会，或联合罢课，或越轨聚众，或无状失检，亵渎尊师，或私自广散传单”。
正在此时，6月底，禹之谟回到了湘乡老家。在那儿，他参加了当地学生对一个食盐批发商（可能是一个外省商人）不交盐税的抗议斗争。这种浮收的盐税，本应该是用来支持学校教育经费的。地方上的一名举人，安排了一次禹之谟和知县之间的会议。这次会议似乎进行得比较顺利：盐业公司的代理人在命令之下被逮捕了。但是，盐业公司向长沙上诉，那里的新的执政者认定，这是去掉一个重要肇事者的良机。长沙当局相应地下令湘乡知县，要他为此事重写报告，给禹之谟加以“率众塞署”的罪名。随后，禹之谟就被捕了。
可以断言，这个专断随意的处置，只是加重了湖南局势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来，甚至恢复了对学生运动的群众性的支持。绅士、商人和学生们通通抗议这个逮捕事件。学生在群众中广发传单，而这是一个与新章程全然背离的举措。暴动的明显威胁出现了。“有人公然预示官方说，对于禹之谟，如果斩首处决，或是远徙长沙，那就会引起城市的毁灭和一次总起义的爆发”。
英国领事调动一艘军舰来到了现场，中国当局则调集了军队。由于受到这种炫示力量的支持，政府当局得以将禹之谟从长沙移至常德的另一所监狱。因为这样，学生运动决定性地转入了一个新的局面：与秘密会党和暴力革命公开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