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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叙述1905—1906年的学生运动之前，有必要稍微旁及枝叶，以便论述1904年两个互相关联的革命社团——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湖北。在编纂革命运动历史中，这两个社团占有突出地位，忽视它们是不可能的。被称为科学补习所的湖北社团，是该省一系列革命社团中最早的一个。它的继承者可以追踪寻迹，直至辛亥革命。它在湖南的姊妹社团，是以当时最有名的湖南革命领袖黄兴为首的华兴会。
和唐才常的自立会类似，这些革命社团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对于革命组织和革命战略的发展，它们并未提供什么新的内容。这也就是它们对于学生运动的作用，缺乏切中肯綮的解释的一条理由。和自立会一样，领袖们一般都出身于较低的绅士阶层家庭。许多人在武昌的主要学院之一读过书，然后再到日本求学，他们的革命思想是在日本开始成型的。黄兴是一名秀才，是一个家道康裕的学校教员和地方绅耆头面人物的儿子。他曾经在两湖书院就读，是1902年张之洞派送东京留学的三十个学生之一。
在湖北这一群人当中，科学补习所成立前就发表激烈言论的早期领袖人物之一，是参与汉口庚子起义的吴禄贞。另一位是李廉方，湖北教育会的组织者。他和黄兴一样，是1902年派赴日本的三十个学生之一。还有一个留学生，有着高级绅士阶层的社会背景，他的父亲是当时在总督衙门充任幕宾的举人。
1903年夏天，黄兴在上海会晤了明德学堂的创立人胡元倓。胡邀请黄和其他几个激进的留学生到明德去教书。就这样，长沙的开明士绅，成了年轻革命派的保护人。1903年11月4日，黄兴邀集了大约二十个人，包括陈天华、宋教仁、张继和谭人凤。这一群人同意组织华兴会，在两湖从事地区性的革命活动。华兴会的其他成员，实际上是长沙各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至少包括了七位明德学堂的老师。黄兴本人卖掉了相当可观的一片祖业，在经济上资助了华兴会。
黄兴在明德学堂供职时间很短。长沙的地方官发现黄兴正在翻印陈天华的激进的小册子，这样，他和整个明德学堂，就置身于顽固绅士和官僚们的攻击之下了。可是，在省一级的军政机关里面，激进分子和开明士绅有两家出人意料的、乐于保护年轻革命者的重要朋友：一家是省学政张鹤龄，另一家是兵备处总办俞明颐。在龙璋的公馆里，张鹤龄被介绍给黄兴，他并亲自向湖南巡抚替黄兴作保。其后，为了使学校不至受到进一步的打击，黄兴辞卸了明德学堂的教席，专力从事革命工作。
1904年夏天，黄兴按照唐才常和自立会开创的先例，转向秘密会党，去寻找对自己的暴动计划的支持力量。黄兴和秘密会党接触，介绍人是刘揆一。刘揆一是1898年南学会的成员，又是参加汉口庚子起义的湖南人之一。刘揆一和黄兴步行到湘潭的一个山区，和秘密会党首领马福益见了面。见面会谈中，畅饮白酒和雄鸡血，基本上确定了按照反满原则的联合。稍后，刘揆一再次约会了马福益，授予他副元帅的头衔，并赠送他20支步枪、40支手枪和40匹马。
我们有着一个明确的印象，和自立军一样，绅士阶层革命者，是把秘密会党看做唯利是图之辈的。
就在这时，一个大部由学生组成的平行的革命组织，正以科学补习所这个保护色的名称在汉口建立起来了。它的两个成员参加了军队，并在军队内部酝酿发动革命。这种实践，后来使得革命者在湖北军队里面有着不寻常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学生参加的都是工程营——在任何军队中，这都是最有教养和“资产阶级化”的一部分。1911年10月10日，工程营成了发动起义的关键单位。
1904年夏天，黄兴从上海回长沙道中路过武昌，两个团体开始合作，计划在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生日时组织一次起义。黄兴似乎希望，在湖南官场人物齐集一处庆祝生日大典时，用炸弹一举消灭他们。炸弹爆发，将是一次各处秘密会党起义的信号。
但是，所有这些都很快归于失败了。预谋计划在长沙被侦破，若干位秘密会党头领被捕。事情好像是，中国留学生的预谋者之一成了叛徒，他把起义计划告诉了王先谦。王把情报转告湖南巡抚，巡抚于1904年10月24日下令逮捕黄兴。但是，革命派在开明士绅中的有力联系，把他们很好地保护下来了。黄兴开始藏在龙璋家里，接着，一个参与起义策划的基督信徒、教员曹亚伯，把黄兴转移到了一个基督堂。11月初，在焚毁了革命团体的全部档案记录材料之后，开明士绅又向兵备处俞明颐进行疏通，放松了对黄兴的搜捕，黄兴因而能够秘密地逃出城外，然后远洋上海。与此同时，长沙的革命党人打电报给武昌的科学补习所，把起义计划失败的消息通知他们。10月28日，警察包围科学补习所时，没有找到任何人和任何文件。对于这个事件，当局所采取的惩罚措施，只是在学校里开除了宋教仁和另外一个学生的学籍。
大约有12名年轻的激进分子被安然遣送出国留学。
有趣的是，1904年黄兴的预谋计划，是全国革命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一步；恰因如此，它在湖南地方上的学生运动中，就是一个一时的孤立事件。长沙集团的领导者，几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湖南，参加汇集于日本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只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回到湖南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和张继，都是这个情况。作为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并没有留下什么重大痕迹。在策略方面，华兴会的做法，一点也没有超过自立军。华兴会创立不到一年，就悄悄地消亡了。最令人吃惊的是，对于学生运动，地方当局没有加以重大的抑制和镇压，而允许它继续进行到1905年。稍后两年，情况就不复如此了。很明显，自始至终，开明士绅和官吏是关心年轻革命党人的安全的。我们感到，在绅士阶层内部，有着一种明显的团结一致，在他们看来，出卖一个绅士子弟，似不适宜。但是，我们也揣测，湖南的官场人物，可能对起义计划了如指掌，只不过他们从不认真对待而已。这一点，倒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