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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2年，学堂和科举反映了取得官场地位和事业成功的两条途径。三年以后，科举制度废除了，学堂成了跻入政界的必由之路。过去，在省内某个边远地区，一个心怀大志的读书人，由一个私人导师指引来攻读经典古籍，可以指望由此通过科举，沿着官场的升官发财之道攀附前进。科举一废，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了。现在，有本事、抱大志的人，必不可免地是进入城市，特别是进入省城，因为，只有在那里，才有最好的学堂和最好的发迹机会。
通过生机勃发的报刊的影响，省城不但正在成为教育事业的中心，也正在成为讨论政治和批评政府的中心。除此之外，1904年以后，长沙和汉口一样地成了通商口岸，特别明显地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冲击力。这样，新教育政策的最重要的效果之一，是年轻的、有前途的、敏感的学生们，集中于政治上活跃的大城市。正因如此，就替一个自觉的学生阶层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果仅举最显著的近例，美国的“反战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巴黎的“五月之日”，泰国1973年的“学生革命”，都已经证明：20世纪的学生界，对于迫临的社会危机，经常率先表示出强烈的关心。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他们的“先锋队”作用的自觉性，以及他们从家庭和职业的世俗义务中摆脱出来的相对的自由，使得学生们特别适宜于担任积极批判现状的主角。这样，20世纪初期，中国的态度最明朗的激进派和反帝派产生于学生阶层，这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1897—1898年，在湖南，曾经短时出现过学生的激进主义。可是，只有伴随1903—1904年间赵尔巽巡抚的精力充沛的教育改革政策，学生运动才真正发动起来。用王先谦的话说：
湖南自梁启超主讲后，人心不靖，至是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后，充塞庠序。赵弗顾也。余与之议不叶，屡辞不听。革退劣生四名，赵送入高等学堂。余知其意，时已冬令，遂不复至馆，坐视地方风气日益败坏，无术挽救，徒呼负负耳。
王先谦认为，排满主义是学生激进思潮的核心。但是，少数几个现尚存在的由湖南人撰写的革命作品——绝大部分在日本或上海出版，其后私运入省——表明：学生们主要担心的是帝国主义的威胁。事实上，1903年杨笃生所写的小册子《新湖南》，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当时最流行的作品，可能是陈天华用通俗白话所写的最有感染力的两个小册子。这两个小册子于1903年和1904年在上海出版，被许多人秘密运入湖南和湖北。
从陈天华的《警世钟》开首的语句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帝国主义的担忧和警惕：
嗳呀！嗳呀！来了！来了！什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们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在陈看来，帝国主义分子决意要实行种族灭绝。通过加强中国经济的控制，以及对人民经济上的逐步朘削绞杀，他们意图消灭中华民族。因此，在《猛回头》中，他这样地分析帝国主义的策略：
那灭种的法子，也是不一：或先假通商，把你国的财源如海关等一手揽住，这国的人，渐渐穷了，不能娶妻生子，其种自然是要灭；或先将利债借与你国，子息积多，其国永远不能完清，拱手归其掌握；或修铁路于你国中，全国死命皆制在他手；或将你国的矿产尽行霸占，本国的人倒没有份。
坚信帝国主义者企图灭绝种族，这可能像轻微的天真无邪的想法那样，使我们感到惊奇。但是，在当时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灭绝种族，就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推论。20世纪初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科学上的正确性，被中国知识分子广泛地接受；而对于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毫不怀疑的。陈天华同时代的人物之一，概括了白种民族的帝国主义的诡辩，如信仰“世界是优秀民族的遗产”。
美国土著民族的命运被经常引证来说明，这种民族优越感的信仰，易于导致灭绝种族的政策。
在陈天华看来，灭绝种族是西方种族主义的必然结论，上海外国公园门口的人所共知的招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西方种族主义达到其原型的表现形式。
陈天华的反满主义，是他首先反对帝国主义的衍生物。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在他的最激烈的篇章里，也包含了这一点：
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
在一个激情稍逊的章节里，他甚至更为袒露直爽地写道：
倘若满洲政府从此励精求治，维新变法，破除满汉的意见，一切奸臣，尽行革去，一切忠贤，尽行登用，决意和各国舍死一战，我也很愿把从前的意见丢了，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同政府抗那各国。
陈天华把反帝国主义置于反满主义之前，反映了两湖地区学生运动的心情。对此，我是毫不置疑的。陈和学生们的反帝思想，部分地来自湖南19世纪的排外思想，这似乎也是明显的。一般来说，排外思想是对基督教的文化侵略和全盘西化的反动，而反帝思想则关涉到西方政治和经济的威胁，这就势必倾向于接受西方模式以抵制西方。陈天华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但是，他的“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的忠告表明，某些老的排外主义渗透到新的反帝主义里面去了。
意味深长的是，被英国人钩拾的两个在地方上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表示了同样的火力集中，就跟在日本写的小册子一样。事实上，当第一个小册子于1904年落在汉口英国总领事手中时，他把它当做传统的湖南人排外宣传的另一个范例。实际上，这个小册子是单纯政治性的，并不像英国人的看法，认为是“煽动性的”。这个小册子与下述事件有极大关涉：在义和团骚乱期间占领中国东北一大片土地之后，俄国拒绝全部撤兵。
所有这些，并非否定学生运动强烈反满和反政府的内容，特别是当学生们理解到王朝在对抗帝国主义列强中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如同史扶邻在他的关于孙中山的出色的研究中所指明的：这些学生们从一个角度走向他们的反满主义，完全不同于中国革命的那位自命领袖。“当着向他所基本关心的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孙……指责满洲人阻止和西方的和睦接触。另一方面，向中国的基本听众讲话的学生们，则抨击满洲人向西方人求和。”
孙中山的反满主义来自——至少部分地来自——他的亲西方的态度。学生们的反满思想，则几乎全部来自他们的反帝思想。
大批学生向通商口岸和省城自然集中，为两湖地区学生运动的成长勃兴提供了组织上的先决条件。严厉和可怕的帝国主义冲击力，产生了促使学生们奋不顾身的关切悬念。但是，运动本身是被一系列特殊事件推向前进的，每一事件成为一定时期注意的焦点。这类事件的绝大多数，都带有全国和全民族的意义。在1903—1904年，人们基本关心的是义和团暴动后俄国对东北的占领问题。1904—1905年，有谣言说中国将以福建省与日本交换在日俄战争中由日本占领的辽东半岛。这个谣言引起了相当可观的激动。
1905年，新巡抚端方念念不忘要自动再多开放两个商埠：常德和湘潭。但是，学生们的反抗怒潮，迫使政府于1906年年初放弃了这个计划。
与此同时，武汉的学生们，为帝国主义试图在上海扩展公共租界而担忧，组织了一次爱国讨论会来研究这件事情。
但是，造成了最大风声、形成了在1905—1906年最活跃时期的运动的中心事件，是1905年的反美联合抵制（抗议美国歧视中国人民的移民法律），以及从美国合兴公司收回粤汉铁路契约的最后获得成功的激动（关于铁路问题，见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