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和城市上流阶层

如果说，正在增长着的帝国主义的威胁，笼罩着湖南和湖北的对外关系的话，那么，对教育改革的关怀，就笼罩着它们的内部事务了。在这里，湖南的形势又一次有别于湖北。虽然1898年的维新运动显示了一个进步的绅士核心团体在湖南的存在，但是，对这些改革和1900年起义的反动，给保守顽固派留下了极大的优势。在20世纪初期，那些保守顽固派坚定地站在反对西方式教育改革的一边。从一开始，湖南巡抚俞廉三就支持顽固派，向新教育政策发动一次反动的攻击。但是，保守顽固派的绅士们阻止改良，和他们曾经阻止帝国主义入侵相比较，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当他们针对自立军面向右转并且起着反动作用的时候，作为对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大灾难的反应，北京朝廷，官方和民间四处的公众舆论，则正在倾心于改革。义和团的保守的排外主义，导致了如此巨大的失败和羞辱，朝廷终于转向改良了。1901年9月，朝廷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下令所有书院改成新制学校。

被绝大多数绅士所支持和怂恿的湖南巡抚俞廉三，尽其可能想到的办法，抵制朝廷敕令。他认为，长沙三所主要书院的教育内容过于偏重经史，学生年龄过大，所以，他简单地把它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只把从前的时务学堂，改为教育改革在每个省城所要求的大学堂。虽然规定每个州府要设置中学，但他把这件事听由地方民间自办学堂，仅仅在三个县进行了相当的改革。1902年6月省学务处建立时，巡抚宣布了他的教育政策的第一条原则：“培养德性，以作忠孝”， 而这条原则，很难说是什么激进的东西。俞廉三挑选湖南保守顽固派头领、俞的关于教育事业的重要参谋王先谦任新的长沙师范馆馆长。 他这样提出保证：即令教育机构是新的，但内容依然如故。

对新学校顽固抵制的程度，超过了对不和古代经学紧密联系的教育哲学的厌恶。在保守派的人士看来，新学堂及其强调向大群学生进行讲授，和任何一种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相比较，在组织上似乎更加接近于基督教教堂。衡州书院的院长是王闿运——一个经学今文学派的信徒，但又是一个文化教育上的保守派。他在日记中写道：

牌示略定日课，以副改学堂之说。康、谭之结，争鹜收召浮薄，故并心于讲报。天主教之宗旨也。然借以整齐学规，未始无益。今书院实不如禅堂，禅堂又不如教堂也。

诚然，王看到了改进教育的必要，也服从改革的敕令。但是，他对教育改革并不满意。稍后几年，当一所地方上的寺院被改造成为一间学校的时候，他特别心神不安，尽管那个时候，这类事情正在中国普遍发生。王闿运抱怨说：“如此维新，无殊革命矣。” 在湖南的顽固派人士看来，教育改良意味着：把地方上的宗教设施移作俗用，把低等阶层中的“浮薄”成分募集到有教养的上流阶层中来。但最重要的，教育改良意味着西方化——采用“天主教之宗旨”。顽固派对教育改良的抵制，完全是他们对西方的抵制的一部分。

顽固派之所以有能力搞乱北京教育改良敕令的意图，极关紧要的因素，是依靠俞廉三的支持。就令他是如此倾心愿意，俞廉三也并非足够强大，或者足具想象力，在绅士们的反对下强制推行教育改革。一份贬抑的传记中说：“廉三走俗吏，和平谨慎，当官无所建树。” 早在1903年，他被赵尔巽接替。赵是一个翰林编修，汉军旗人，一个言论颇有影响的官吏。不管这些顽固绅士们的半公开的不满，教育改革现在是认真地开始了。学堂建立起来了，西方式的课程介绍进来了，新的教科书出售了。赵尔巽在湖南的任期很短。1904年，代理巡抚陆元鼎统治了半年，之后，赵的职位就被精力饱满的满洲改良派端方接替。端方在任只有七个月，到1905年被召赴京为止。

湖南巡抚的迅速更换（三年之内，五易其人）的纯粹效果，使教育改革形成了变化万端、却又先天不足的状态。在1902—1905年之间，单就长沙来说，好几十个学校建立起来了。到1906年，至少增加了三个新学堂，包括学习以前从国外输入的商品的制造技术的学校。 这个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它集中于长沙，缺少广泛的、初等学校形式的普及教育。在这方面，湖南的情况和湖北进行比较，是颇有启发意义的（见表1）。在建立大学堂方面，湖南虽然远远落后（这大概是由于旧学院阻碍改革或竞赛），但是，在低级初等学校水平以上的每一个其他部类，湖南的学校都比湖北要多。不过，在较低的初等水平线上，湖北有湖南学堂数目的两倍半。这些都是在集市小镇上的小学校，平均每校两个教员，规定传授基本的识字课。 对于任何一般的普及教育来说，它们是必不可缺的基础。张之洞对于教育改革有浓厚兴趣，他把它当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在湖北坚持建立这一类型的学校。但即令是湖北，也远远落后于国内最进步的省份。江苏和山东的成就，大体上和湖北相等，而四川及直隶，则远远超过了它们。在袁世凯当政下，直隶省建立了全国最完备、组织得最好的教育制度。1907年的统计材料表示，直隶省的学校总数为8723个（其中初等小学7596），四川省的学校总数为7793个（其中初等小学6924个），——与之相对照的是，湖北省总数为1318个，湖南省总数为739个。

在湖南，特别是在全省农村地区，顽固绅士似乎是阻遏，或是力所不及推行真正普及的教育制度。巡抚迅速更换，使始终一贯的官方计划，和强行推广实现普及教育这样一种制度，都成为不可能的了。湖南的情况，和袁世凯在直隶或张之洞在湖北有较长的任期不能相比。不过，在湖南，有一个城市绅士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不籍隶长沙，却是寓居长沙的——积极从事特殊的、经常是私立的教育事业。我想，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湖南出现了为数可观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就是这么一批人，发起主办了女子教育。这是湖南第一个犹豫不决的尝试之着，也是顽固派肆行攻击的特殊目标。 几年之内，这一小群城市绅士，成了湖南立宪运动的领袖；而且，20世纪头十年湖南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反映了他们与顽固派绅士之间的矛盾。

由这些人创立的最负盛名的学校是明德学堂。这个学堂在1903年由胡元倓和龙璋开办，是湖南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学堂。胡是1897年的湘潭贡生，是1902年派往日本学习六个月的举贡生员当中的一个。在日本，他受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的感染。回到湖南以后，他献身于教育改革事业。 胡元倓出身于一个学者和官吏的良好卓越的家庭，当时年仅三十，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不能不转而求助于龙璋。龙璋是一个更高级的举人，前知县，刑部侍郎之子。龙的籍贯在湘东山区的攸县（1909年，他就是由这个县被选入省谘议局的），但他寓居长沙，并且是长沙绅士自由主义一翼的重要力量。

大概，龙璋也是得到另外两个绅士领袖支持的。这两个领袖，将是我们关于湖南史事记述的中心人物。一个是黄忠浩，由生员变为将军，稍后是发展湖南矿业中的重要角色。1900年，在汉口，在自立军起义计划中，有人请他给予支持。他没有答应。第二个人是年轻早熟的谭延闿，谭钟麟的儿子。在度过长期充任显要的封疆大吏的宦海生涯之后，谭钟麟刚从广州的总督任所回来。和龙璋一样，谭出生于湘东的一个偏僻地方（茶陵州），当然，他也是寓居长沙的。1903年，谭延闿只不过是一个举人，但在次年（他24岁时）获得了最高学衔——进士，并在京试中一举而得会元。这个成就使王闿运深为感佩，他在日记中指出，这是“补湘人二百年缺憾”。 正统的家世和估计数达一百万两的遗产（他的父亲在1905年去世），使谭延闿注定了要出类拔萃。其后数年，他被选为省谘议局议长，革命后又做了湖南都督。如果绅士改良派需要一个领袖的话，那么，理想的人选就是谭延闿。

在湖北，作为教育改革的倡议人，总督张之洞代替了湖南的自由主义绅士的地位。不过，结果是十分相同的：上流阶层的学校集中于省城。诚然，湖北较湖南有着更多的初等学校。这是从1904—1905年张之洞给予地方官吏两个指示的结果。这两个指示是：大力提倡创办初等学校；同时，豁免地方政府支付义和团赔款的义务。这就给地方一级留下了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以兴办学校。不管怎样，张之洞亲自负责创建的新教育机构，实际上还是局限于武昌一隅的。在那里，1900年以前，他早就创办了两湖书院、湖北武备学堂、经心书院、江汉书院以及自修书院。1900年以后，他的主要改革是：将这些书院改成高等学堂和师范学院。少数的新立学堂，例如方言学堂，也是设在武昌的。1902年年末，在张之洞作出湖北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报告时，他列举了11个不同形式的学校。除了他把建立初等学校这件事留给地方主动权以外，他能指出的所有成就都在武昌。 就是在武汉三镇地区之内，商业、工业城市的汉口和汉阳，张之洞都认为是不适宜兴建学堂的地方。这样，在湖南和湖北两省，上流阶层的学校都集中于省城。在省城，学生们在教室内接触到新的、经常是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校外则接触到日益活泼、直言无讳的报刊。

报纸　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中国报刊出版业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兴旺景象。一个材料列举了：1898年的60份和1913年的487份定期报刊。 这些报刊的绝大部分，都在通商口岸，特别是在上海出版。和中国政府相比，租界里有着某种程度更多一些的外国的出版自由观念。上海报刊的发行范围很广泛，可以使报刊事实上成为全国性的出版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地方上的、小的、有影响的报刊。在头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长沙只有两份报纸，一份是日报，另一份每十天出版发行一次。由于官吏害怕，一份独立的报纸，将有可能重蹈戊戌变法中激进的《湘报》的历史覆辙，所以，这两份报纸都置于政府的有力控制之下。尽管如此，引起英国领事抗议的充满激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文章，也还是没有阻止得住，终于发表了。

在两湖地区新闻活动的中心——汉口，新闻记者与省当局和帝国主义列强经常发生矛盾。1905年，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试图用炸弹袭击派遣出国考察政治的五大臣，《楚报》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件事的文章，“赞扬这个与历史上著名刺客可以类比的英雄的勇敢和武艺，嘲笑大臣们和他们打算在短期内学好全部外国宪政的使命”。张之洞下令逮捕主编，由于报纸在租界内出版，这个命令是由英国警察执行的。 甚至由官方津贴的《公论报》，也经常激惹领事，最后促使张之洞解雇了它的主编。 这些新报纸的特点之一，在于对国家事务的论述。它们使国家事务迅速为人所知，因此在城市中培养了一个见多识广、日益扩大的读者群。新式学校在主要城市中心集中，许多报纸的读者是对于爱国主义号召特具敏感的学生，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xIaj3CKV7ShkuFjCoe4iODo7AVkFHkrZBKJV0ByxzkuyLebNkDcjvcvW6cJpq/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