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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1906年这个时期内，反对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以及他们向革命行动的转化，湖南较湖北都更为显著。其所以如此，有着若干原因。最基本的，也许是帝国主义在两省的不同的冲击力。自从汉口随着1858—1860年的第二次中英战争作为通商口岸开放以来，帝国主义就染指湖北了。另一方面，仅在20世纪的初期，准确地说，当帝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时，湖南才感受到西方的直接冲击力。这是外国人第一次在通商口岸中取得兴建工厂的权利的时代——这种权利是日本人在下关条约中取得的，其后，列强通过“最惠国”原则分享了这个权利。这也是中国的铁路、采矿事业发展，列强竞相投资和控制这些企业的时代。与此同时，苛刻的赔款迫使清政府特别为了偿付外国人而增加捐税。除了帝国主义者的这些新方式之外，外国在中国进行活动的老方式——传教和经商，尾随义和团事件的结束而显著扩大。在这个新的转折点上，湖南向西方“开放”了。
整个19世纪，湖南英勇地而且相当成功地进行斗争，以阻遏任何外国人进入该省。一个英国传教士在其著作中写道：
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之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务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容情。所以，在中国其他各省向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这样一个反抗的险要堡垒，自然成了十字军的目标。
十字军终于来了。早在19世纪60年代，天主教就在湖南南部衡州占据了一小块圈地。到了1907年，在衡州的法国人，和湖南北部一个更小的、更新近的奥戛斯廷教派教士的团体，建立了102个站，共有14个传教士和6171个教徒。
1875年，第一个英国传教士进入湖南省，逗留很少日子，即被愤怒的公民强迫退出。自从这件事出现以来，基督教教徒就试着打入湖南。到1880年为止，没有一个外国人访问过省城长沙，到1886年为止，也没有人进入过长沙。那时，闯入者要冒很大风险，总是敏捷地钻进一乘紧闭的肩舆，护卫出城。基督教传教士的屡次尝试，只是引起了湖南人的更有力的阻遏。1887年，一个传教士诉苦说：
就人的力量来说，至少就取得一个居留地而论，现在，湖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闭守固拒了。我获悉两个资料，为了阻遏外国人实现再次闯入的企图的目的，津市和澧州人民至今还在募集资金，用以购买刀剑、旗帜和军服等物。
光靠传教士的力量永远也突破不了湖南的城墙。但传教士不是孤立的，他们准备接受大英帝国的现实性的援助，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拯救中国人的灵魂。1891年，湖南人民的反教宣传在长江流域上下掀起一系列的动乱之后，英国“在中国中部的宗教使徒”格列菲兹·约翰写道：“如果要这些不断的混乱能够结束的话，湖南必须变得低首下心，她的两个或三个大的商业中心，必须向外国商业开放。”
这个“宗教使徒”的预示十分准确。1897年，在改良巡抚陈宝箴任期内，湖南城堡出现了龟裂，第一个基督教徒的传道会在常德建立。
但是，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微小成就，在1900年义和团年代里被一扫而空。在义和团闹事期间，当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绝大多数地区并没有进行排外骚动时，湖南的情况则属于例外。1900年7月，北京朝廷向外国列强宣战之后不久，衡州一批暴民杀死了两个法国教士和一个意大利主教。这些人愚蠢透顶，竟在反教情感日益增长的时刻，催逼一桩土地纠纷中的讼案。在衡州地区活动的大约30个基督新教的小教堂被捣毁了。对于这件事，绅士们是把它当做遵奉北京宣战上谕而出现的。所有传教士被迫逃匿了，湖南再一次没有丑陋的外国人了。
1901年，传教士们以过往未见的更大决心卷土重来，在省城建立了一个永久的传教会。但是，在省内其他各处，纷乱没多久又来临了。1902年，在湘西城市辰州，两个英国传教士刚刚建起一所医院，但他们在招徕病患者方面遇到了困难。有一次，霍乱传染病在地方上流行，当地群众怀疑传教士在供地方饮用的水里面放了毒，就乱棒把这两个英国传教士打死了。英国领事馆当局对这次事件是如此横蛮凶暴，以致派出官员，违反一切条约规程，参与了对被控的中国人民的审讯。英国人存心炫示他们的权威，当时的一份中国记载断言，这个英国人曾经要求处决一个14岁的茶馆学徒，因为他在一具英国死尸上踢了一脚。
但是，1902年标志着湖南对外国入侵的有成效的阻遏的终结。英国决心利用辰州教案，当做对于所有心怀排外情感的人们予以惩戒的一个范例，同时也当做开放全省的一个机会。他们一反常态，要求给所有的官吏——甚至与教案牵连极少的官吏——以严酷苛刻的惩罚。11月，他们派了一艘炮舰来到长沙，观看由于保护两个传教士不力的一个军官受到斩处的场面。
所有这些耀武扬威的行径，产生了它的预期效果。早在9月间，一个仇外的湖南贡生（原来的省军事机构中的成员），在其组织大汉佑民灭洋军义举之后，巡抚俞廉三竟然把他杀害了。
一个日本人评价得很对：辰州教案以“基督教徒的全胜而告终”。
到1907年，已经有123个基督新教传教士和116个华人助手在全省范围内的87个不同据点上进行活动。湖南被开放了，但意味深长的是，在皈依者方面并没有巨大突破：到1907年，这123个传教士，只取得了拯救1455个人的灵魂的成就。即使湖南人再也无力阻止外国人进入省内，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抵制基督教和西方势力。
自然，英国当局不是单纯地为了传教布道而致力于打开湖南省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商业。1899年11月13日，湖南的第一个通商口岸岳州开放了。这个地方恰恰位于和湖北接界线的内向一边。对于英国和美国打开湖南的压力说来，岳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让步。而且，它没有使商业发达兴旺起来，以致1900年驻汉口的英军总领事痛苦地报告：“这个‘商埠’没有收益，外国居民限于海关职员；同时，从其开放之日起，就针对外国商业来说，湖南较之以往是更加安然地关闭了。”
开放湖南的关键是开放长沙。这并不是因为它在经济上那样重要，而是因为它是全省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由于湖南对外国入侵的阻遏抵制，是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仇洋排外，这就只能依靠占领省城并缓和其排外影响才能予以解决。1902年中英商约把长沙列名为应予开放的商埠之一，当做解决义和团事件的一部分。辰州教案立刻带来了开放长沙的压力。但是，英国在辰州教案中的做法趋于极端，促使中国人回避他们，代之以和日本人谈判开放商埠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策略。1903年10月，条约签字了，次年7月1日，长沙正式开放。但是中国人劝使日本人接受了长沙城北地势低、常遭水灾的地段作为租借地，然后就抵制了在这个租借地之外购买土地的所有外国人的努力。只是在通过北京申请得到相当压力之后，列强才取得沿江至城西一线租借土地的权利。这个地段——包括船坞、堆栈以及主要外国海运商号的事务所——事实上变成了长沙的租界区。
但是，在长沙城墙以内的外国居住地和土地所有权，则还经过了若干年的紧张奋发的抵制。在1905—1906年，为了反对一个试图在长沙城内建立商号的过分贪婪的英国商人，绅士们发动了一次长期的联合抵制。最后，绅士给闯入者的货物赔偿了25000两，并强迫他离开了湖南。
湖南开放的准确的经济和社会作用，和一般的帝国主义的准确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一样，是不易于做出判断的。无可否认，对外贸易是迅速增长了。1900年只有岳州这个通商口岸时，报关的进出口总数仅达143827两。1905年，长沙开放以后，两个商埠的进出口总数，跃增至6385888两。到了1908年，几乎再增1倍，达到12184209两，及至1911年，2000万两的大关被突破了。在1900至1906年期间，同样显著的是，出现了一个实际上的、不断增长的入超。仅仅在这十年的后段期间，当欧洲军备竞赛促使了生锑交易的迅速增长时，出口才得以恢复，并最终超过了进口的水平。
这种贸易的实际作用是更加难于判断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明显地受到摧残。长沙海关的税务司（外国人）于1908年写道：“常德和岳州以它们的手工艺织品而驰名，但是近来外国棉纱排挤了土产，纯粹的本国产品很少见了。……”
十有八九，这种发展合乎费维恺所建议的模式：虽然纺织业（它要求较少的劳动力）前进了，但手工精纺凋落了。
在外国优等钢铁的竞争面前，从湘东矿床炼出的地方手工生铁的产量大幅度地下降了。有一份资料说，年产量由19世纪中叶的100万担，下降到20世纪初期的7万担。
来往于湖南江河的小帆船，是湖南开放后的另一个牺牲品。这种运输方式的衰落开始于1842年，其时，上海的开放，把原先上溯湘江、经过南岭山道至广州的商业吸引过去了。后来，在20世纪初期，从汉口至长沙的定期汽船运输的开放，给小木帆船船工们的生计，以更为严重的打击，这类船工也许约有50万人。
最后，由于外国需要的变换，至少有一种重要出口商品——茶叶——的部分销路下降了，湖南因此吃了苦头。当欧洲购买者转向日本、印度和锡兰的等级更加标准化的茶叶时，整个中国的制茶工业衰落了。在汉口，茶叶总销量中，湖南茶叶约占1/3。1882年，汉口输出茶叶的总值约达600万两，可是20年之后，输出总值只有375万两了。1900年和1910年之间，与外贸继续下降的同时，湖南茶叶的估计产量从50万担降至42万担。
湖南省开放的速度特别快，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某些效果显得特别大。但是，这个过程，就总体来说，在中国是普遍一致的。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有关的统计资料很难找到，也极少可信的。尽管这样，这一时期盛行的看法是，如果任其不受抑制地发展下去，帝国主义将要控制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它的刚开始发展的现代部分），威胁国家的主权。这种感情是由中国的报纸培养起来的。学生阶层把它表达得十分强烈。回顾一下，经济史家可能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对于来自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破坏，仍然保持着免疫力。但，这并不是当时的情绪。当时，不但中国的爱国者，甚至日本的外交官，都指出了外国出口对中国的相反作用：
通商口岸成了从西方文明国家运来的货物的入侵的大门。在中国的外国商人的数目，年复一年地增加。中国进口商的数目，也在逐渐发展。西方力量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并未停止。因为国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开放状态，开放的大门继续增加，由精密机器生产出来的价廉物美的舶来品，压倒了粗糙的、昂贵的中国货。其结果，不但内地的手工业生产日加深重地陷入困境，商业进出平衡的失利，也促使通货逐年增加地外流。国家经济权益逐渐向外渗漏之感生长起来了。
帝国主义经济的冲击作用，不局限于廉价的舶来品的进口的影响。对西方和日本来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商品销售市场，也是一个投资地点。下关条约允许大国在通商口岸建立工厂。日本驻汉口的总领事注意到，1904年，日本商号的近100个代表访问了这个城市，研究在那里建立工厂的可能性。
在湖南，外国人正在大部分居住着苗、瑶少数民族的边远山区寻找开矿权利。虽然，这些外国人开发和控制湖南矿产资源的努力，后来受到了抑制遏止，但是，它们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充分注意的。湖南矿务局在1905年的一份报告中陈诉说：
外国人总是想方设法染指其间，知道矿局章程没有关于矿藏运输的特别条文，他们乔装旅行，潜入最边远之苗穴瑶洞，察其去向，然后纠集一队百余人的乌合之众，购买土地及矿砂，在彼处他们一道秘密分配。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可能帮助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但是，当这种投资意味着对重要工业、运输业或矿产资源的帝国主义控制的时候，它就威胁到国家主权了。
最后，西方帝国主义一个普遍的、特别激人怨怒的方面，就是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部分地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通行观念所培育出来的。很难期望，中国人会欣赏这种雅利安民族优越的西方观念。但有些时候，种族政策却变得特别惹人生厌。1899—1900年在汉口出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事件：英国人打算用迫迁所有中国居民的办法，来整顿净化他们的租界。不过，德国人却允许中国人在租界的一部分地面居住。这件事使英国害怕外国商号出于对中国职工的关怀而在德国租界内设立。最后，英国人放宽了他们的禁令，允许外国商号中的体面的中国职工租赁房屋。
这件事表明：唯一能够抑制种族主义的因素，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利益，除非种族主义有碍于它们的自我经济利益，否则，帝国主义者总归是种族主义者。
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有许多表现形式：商人、传教士、实业家、铁路工程师、矿产收购者、教师、政府顾问、海员和领事馆官员。在20世纪初期，他们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中国的内地，影响及于国家的每一部分。湖南与其他各省有所区别，并非由于帝国主义分子们在那儿更为活跃主动，而是因为，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冲击数年之后，1902年之后，湖南突然卷入了由西方扩张主义代表们所掀起的巨浪之中。这个浪涛是帝国主义新阶段的一个部分。正当新浪涛在中国滚沸翻腾的时刻被迫“开放”，这就是湖南的命运。只有当着我们对于加诸湖南的西方冲击的速度和规模有所领会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学生们这样狂热地反对帝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