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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9年年末以来，唐才常的部属就为了在两湖地区的一次崛起而进行准备。他们的初步工作，是在长江地区的秘密会党中（着重在清军里的会党成员）为自立军募集队伍。募集活动通过发行“富有票”进行，其结果，官方文件经常称这次起义为“票匪”。富有票是为长江流域秘密会党成员卡片的更换和划一标准而发出的，也为了删除（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出现于当时正在使用的某些卡片上的排外语言。谋叛者们渴望：他们的崛起不至和当时骚扰中国北部的义和团混同，不至视为对列强的威胁力量。
用很低的价格出售，富有票也被当做在骚扰来临时对于一个家庭的安全保证。这就使得整个事情带有某些“保镖票证”的色彩，或者，他们也声称持有者的票证值铜钱一千文，起义事成之后可以兑现，或者，富有票可以用来作为在太古、怡和公司轮船上的免费通行证，——显然，这是一种虚假的吹嘘，其用意在显示，谋叛者与有权势的外国人有关系。
事实上，富有票基本上是用来进行募集活动的，它表示，票证的持有者，对于这种冒险事业的成败，负有某种责任。到1900年8月，约有2万人在等待着行动的信号。
自立军分为五个军，驻扎在长江流域交通和军事中心的重要据点上。这些军的绝大多数都由日本归国的唐才常的伙伴领导。长江下游最远的是驻在安徽大通的前军，由吴禄贞和秦力山合作领导。秦力山是湖南人，1897—1898年在长沙的活动中曾表现积极主动，稍后在日本留学。在安庆的后军由田邦璿领导。田是梁启超在长沙的时务学堂和在东京的高等大同学校两校的学生。在汉口的中军由傅慈祥和林圭指挥。在湖北南部新堤的右军由沈荩指挥。在湖南常德（省军的要塞地）的左军由陈犹龙指挥。陈是当地的商人，也是一个廪生。唐才常自任自立军的总司令，其指挥机关设在汉口的英租界。
在组织工作方面，各军取得了不同成就。安庆的活动计划显然从未实现。常德的计划由于缺乏租界地盘而受到阻梗。在租界地面，谋叛者可以摆脱政府侦探的监视而取得相对的安全。常德的密谋，由于一个特别多嘴饶舌的土著领袖所毁。据传，此人“逢人便讲”。
大通则是另外一种经历。秦力山从他所认识的安徽抚署部队管带孙道毅那儿得到一批武器，并渗透到当地的水师营弁，劝诱水师营在起义发难时参加行动。
在武汉地区，沈荩忙于应酬“鄂中绅官士庶以及兵勇下流之人”。
林圭用一个日本化名进行工作，从这年年初以来，就在军队和秘密会党中发展组织。沿着两湖地区的河流，他在汉口、襄阳、沙市、荆州、岳州和长沙开设旅馆客栈，作为自立军新募成员的集中地点。早在2月初，汉口就出现了传单揭帖，说是有一位“总司令……正拟统领大军去北京，从卖国贼手中拯救皇帝”。
8月，起义计划成熟了。举事日期定为8月9日，但康有为答应的资金和武器没有送到，被迫延期。
有些秘密会党很快地各行其是，开始独立行动。
其后，8月8日，大通的计划被地方保甲局举发，报告给安徽巡抚。逮捕随之而至，秦力山被迫行动。他集中军事力量，攻占了俯瞰长江的火炮要害地点厘金局和盐务局，还夺获了8艘船只。但他不能独立支撑，因为自立军其他各部，仍在等待康有为承诺的资助，未见行动。8月15日，大通暴动被从长江下游各地调集的压倒优势的清朝军事力量所粉碎。秦力山远洋日本，他认定康有为不忠不信，遗恨益深，了无生趣。
汉口的中央指挥部挽救大通前军失败了，但是，长江流域谣诼纷传，说是还有更多预谋的起义和秘密会党的骚扰。张之洞事先了解唐才常的活动，这是没有问题的。作为预防措施，他额外招募了2000人，还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
8月18日，他致电湖南巡抚说：“康党已与盗匪结合煽动叛乱，南京总督来电对此予以确证。更有甚者，会党首领潜来汉口发行匪票，确有此事。”
但是，唐才常从前是张之洞亲自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而这位老总督对于该校的毕业学生，总是抱着宽容和保护态度的。这个故事也许可信：“初，烈士尝肄业两湖书院，每试未尝后人，之洞雅重之。且固闻是谋，初得谍报，故迟不发，阴纵令脱。见胁于巡抚于荫霖、夏口厅冯启钧，力怂之。”
也许是顽固的于荫霖迫使张之洞这样下手。否则的话，张完全可能单纯地等待北京局势来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出现在8月14—15日，当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皇帝和慈禧太后安全西逃。无论如何，汉口情况正在千钧一发：18、19和20日，大批秘密会党成员到达了；19—21日，出现了大火灾，人们猜疑有人故意纵火。
8月21日，张之洞向英国总领事法磊斯要求对谋叛者的逮捕证。因为秘密会党在汉口的一次崛起，“三个城市所有不遵法度的乌合之众，就会在我们头上放纵恣肆，也因为至今仍在这里致力于维持秩序的现任当权者，要比一个只有动听的目的，但在经验和能力方面都值得怀疑的、自行组成的政府，要更好一些”
，这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同意发给了逮捕证。23日凌晨，包括唐才常、林圭、傅慈祥和一个日本同谋者在内的大约20个人被逮捕了。这个日本人被移交给日本领事，其余的人在那天晚上惨遭杀害。唐才常临死之时，对于他的计划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做了一个最终的比较：“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
自立军的中央指挥部被摧垮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在获悉汉口被破案的消息之后，驻扎在新堤的右军起义了。从湖南、湖北的交界处新店出发，红教教派的成员迅速插入湖南临湘。在那儿，他们袭击了一个民团，烧毁了一个集镇，还洗劫了一个厘金局，杀害了它的局长。右军兴起的回响，波及邻近的湖北最南端的嘉鱼、崇阳和蒲圻。但是，运动的规格，从未超过一个扩大的、由流氓无产阶级所发动的武装抗争的水平，它只是冲击压迫他们最为直接的民团和税务机关而已。一份材料描述了这次起义的情况：“新堤故盗薮，烈士谕以顺逆，无业之氓，咸感激投诚，居民安堵。”
这里讲的，就是直接受自立军起义影响的地区；但沿着湘、鄂商业运输的江河，西部远至四川的巫山，还有其他的动乱骚扰。
在评价自立军起义的意义时，许多人曾提问：这次运动是革命的，还是保皇的？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两者都是。从狭隘意义讲，它是保皇的：叛乱者所有的宣言告示，实际上都明确地声称要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
但皇帝是作为君主立宪来恢复权力的，而那就可能意味着在政治制度中一种重大的、政体结构上的改变。通过暴力手段来获得这样一种政体结构上的改变，是革命的——如果我们现在从分析的意义上来使用“革命”这个术语的话。
湖南的顽固巡抚和绅士们，肯定认为这个运动是革命的。他们于1898年所怀的一切恐惧，似乎都变成了现实：时务学堂竟然是叛乱的温床！他们的反应是严酷的。当唐才常的弟弟唐才中在浏阳被捕，并被押解到长沙来的时候，俞廉三声称，他没有接到张之洞的指示（张之洞认为，唐才中是一个可贵的提供此案内情的人，曾经指示暂予赦免），就刑讯并杀害了唐才中。
其后，俞廉三收集了这次起义的文献，并把它和1898年的改良派联系起来；王先谦的头号门徒叶德辉，把这些文献编为《觉迷要录》一书出版了。新旧派之间的分裂，至此强化为两条战线。
但它不仅仅是事关1900年的政治上的分裂，而且是运动的一种社会信息。学者和官吏们的子弟，像秘密会党一样发行富有票，这件事情是“殊可怪叹”的
，并且是“颇出寻常意计之外的”。
当然，较低层的绅士人物卷入秘密会党之中，其本身并非独一无二的。许多年轻的绅士谋叛者，类似那些有教养的江湖好汉，即豪侠，这些人如同绿林英雄罗宾·胡德或无私的保卫公平正义的人们一样，经常把法律操诸己手。但是，1900年的谋反者，在一种共有的观念形态的名义下，企图推翻现有的政治秩序。阐释一下俞廉三的看法，即，他们有一种异端的理论，这种理论引导他们形成伟大的“远谋”，并用“大志”来付诸实行。明显地，他们有某些东西超过了传统的豪侠之士，后者的活动范围仅及于地方，而其委屈不平极为明显地带有地方色彩。
自立军的起义，是两湖地区一个新的、日益自觉的、不满的知识分子群体所采取的第一次有强烈斗争性的行动。他们是“新派”，曾经呼吸着改革的空气，闻到了权力的芳香，在1898年刚好够长的时间内，提高了他们的要求更多的食欲。不过，他们走向新中国的道路被阻塞了，他们企图寻找另外一条道路。但是，在1900年的中国，这样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确实很少。帝国主义是一种权力来源。新派当中的许多人，似乎愿意尾随八国联军到北京去。但他们被摈斥了。日益独立的、手握权柄的封疆大吏，是取得支持的另一种可能的权力来源。但也是难遂心愿，无济于事。在他们的中国，剩下来的一颗明星——一股独立的力量，就是秘密会党。这就是他们最后转向的所在。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因为它一道带来了社会结构中的两个远远分割开来的阶级：绅士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只是因为缺少选择的余地，年轻的激进分子才不得不转向秘密会党。1895年唐才常所表达的平民党思想，预示了1900年他的通过秘密会党建立一个群众基地的企图。所有卷入的绅士，实际上都来自那个上流社会阶级的较年轻、较低级的边缘部分，这使得他们较易于和秘密会党的头领们联系接触。不管怎样，一个实质性的社会鸿沟，把有教养的上流阶层的任何成员，与秘密会党的粗鲁贫困的老百姓分隔开来。就如张之洞警告上海中国议会成员一样，跟秘密会党联合一起，带来了阶级战争的潜在势力：
沿江沿海，会匪本多。今诸人乃设法鼓煽之，游说之，资助之。果如所谋，群匪并起，各省皆乱，各肆其焚杀，各纵其淫掠，而且辗转逆流，此讨彼窜。或一省之内，互相攻剽；或数省之间，迭相蹂躏。此辈战斗所据之地，劫掠所得之财，岂能拱手献之国会乎？此郡之人，为乱于外郡，而其乡已为他郡之匪陷之；此州之人，为乱于外州，而其家已为他州之匪戕之。恐自立会伪札之墨未干，而若辈之乡里亲戚残毁尽矣。
使张之洞这种预言未必变为真实，而使起义走向悲惨结局的最关紧要的原因，是不满的知识分子和秘密会党之间全然缺乏一致的利益。长江流域的流氓无产阶级之所以起义暴动，显然有着社会的和经济的深厚的委屈不平。但是，在光绪皇帝统治下组织立宪政府，实行西方的法律革新，和平对待帝国主义列强，自立会的这些纲领，对秘密会党中的游民成分没有提供一点实惠。完全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团结力，来联结自立会和它的军事力量的基础——秘密会党。这样，依靠组织工作就是重要的了。可是，自立会的组织，可能就是它的最薄弱的一环：唐才常的年轻部属能以募集部队，只凭着对秘密会党一伙的头领们许诺以武器和金钱。秘密会党参加起义壮举，本是“为了获利”
，或者是从海外改良派那里获得物资支援的形式，或者是起义本身所掠取的战利品的形式。这样，除了收买他们和利用他们之外，中国的年轻的激进分子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联系群众。这当然不是一种特著成效的策略。但这是一部足以惊人的小说，也有足够的美好前景，鼓舞人们再度尝试。
[1]
唐才质，HNLSZL，1958年第三期第98页；唐才常书信见上书第81页，第87页，第88页。
* 译注：原文如此。据《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三期第81页所载唐才常的家书，“接署盐道”，“俟盐道之说一确”，都是指的“东家”，不是说的本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