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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两湖地区的秘密会党的第一次尝试，是毕永年为孙中山和兴中会进行的。毕于1898年回到中国，1899年再次恢复与加强和秘密会党的联系。1899年，他领着七个两湖地区的“龙头”大哥，参加了在香港与广东三点会（或三合会）召开的一次会议。历时两月的会议是一个暂时性的成就。自从太平暴动以来，三点会和哥老会就被严厉地分家了。在那时，他们经常为对立的双方而战：哥老会在拥护清王朝的湘军里面，三点会站在太平军一边。到了1899年，这两个团体组成了一个名叫兴汉会的组织，以便将三点会和哥老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联合起来。孙被选为总理。雕刻了一个大印，两湖地区的“龙头”大哥们返家途中，在日本停留下来，携着大印向他们的新领袖孙中山致敬。
在1899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改良派与革命派继续保持着一般的联合。按自然地理的区别分工：孙的团体倾注全力于广东，唐才常则集中于长江流域。无论怎样，这里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两个团体将会“殊途同归”。
在为唐的主要将领们归国而于1899年末举行的饯别宴会上，孙中山和梁启超两人都出席了，孙还把一封致汉口一个买办兼兴中会会员的介绍信交给了林圭。
唐本人于1899年春或初夏回到中国，并在上海着手建立一个指挥机关。在上海，他尝试着重新创造在日本的那种气氛：忠于光绪皇帝的改良派和矢志推翻满洲王朝的革命派能够一道进行工作并协力图谋大举。他创立了正气会，这个名称来源于《正气歌》，在蒙古族元王朝统治下的监狱中备受折磨时，宋朝的爱国者文天祥曾经引吭高唱过这支歌曲。正气会序文的华丽辞藻，是一种含混不清和自我矛盾的故意堆砌之作。它把对南中国反满传统的暗示，和效忠皇帝的表示并列起来：
低首腥羶，自甘奴隶，至于此极！将收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夫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
唐才常的呼吁本来是对传统的上流阶层而发的：或“功勋余荫，名缥天阁之家；或诗礼传人，领袖清流之望”。但是，他也涉及军队的成员，以及无家可归的穷人，——暗示这些人很像是一次暴动起义中的突击队的兵力源泉。
很明显，他希望设法形成：既有一个反满思潮与对光绪皇帝效忠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盟，又有一个不满的绅士阶层与秘密会党之间的社会方面的联盟。
唐才常领着正气会跨出了多远，还弄不太清楚。但是，到了1900年年初，政治环境早就变换了。服从康有为的指示，梁启超为了一件事情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去了。在那里，借助于孙中山，甚至孙中山哥哥的介绍，梁启超开始暗地诋毁革命的兴中会，并散布康有为的保皇改良主义思潮。在为林圭饯别的宴会上曾经占了优势的和睦修好的气氛消失了，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不和裂罅扩大了。
此外，1900年上海的政治环境和东京是迥不相同的。在东京，日本志士和广东侨民给革命党人一种权力和尊敬。上海有宽阔的国际租界，是中国的最西方化的城市，是一个为商业和绅士阶级的西方式改良主义者集中的天然场所。汪康年当时正在出版发行《中外日报》。这个报纸类似于他在1897年和梁启超合编的《时务报》，不过态度更温顺了。但是，由于北京的慈禧太后朝廷日趋反动，而排外的义和团运动于1899年在山东扩大，《中外日报》对朝廷的批评更加唧唧呜呜，软弱无力，还发表社论怂恿敦促光绪皇帝复位。
自然，这正是流寓异乡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鼓吹煽动的政策。
显然，上海集团的改良主义，倾向于非暴力活动。但是，在1900年年初，政治形势就开始发生变化。1900年1月24日，朝廷中出名的反动派端王的儿子溥儁被封为大阿哥。人们立刻揣测，光绪皇帝将在阴历过年期间被迫下台。
1月27日，《中外日报》登出了一篇社论，实质上是替受威胁的光绪皇帝号召组织一次勤王性的起义。
最后，刚刚拒绝接见一个改良主义者代表团的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接到“一份书面通知，说除非皇帝复位，改良主义者们抱着迫使外国列强进行干预的目的，准备煽动遍布全国的秘密会党起来闹事。”
顷刻之间，“勤王”变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唐才常轻易地说服了秘密会党的头领们放弃孙中山的兴汉会，追随康有为的保皇事业。改良派曾经许诺，给秘密会党头领们一笔更大的资金，这一点，对秘密会党的头领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因素。改良派用金钱战胜革命原则，毕永年对此十分生厌唾弃，他摆脱运动，隐迹深山当和尚去了。
毕现在认识到了，唐才常的活动，是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竞相角逐的。然后，在1900年年初某个时候，正气会这个刺激性的名称，被改成为自立会。与此相适应的转换，是抛弃了反满主义——正气会思想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部扩大时，在上海的保皇改良派同时进行了若干不同的政治策略。其一是在上海组织独立的国家政府，并寻求北京政府已于1900年6月21日与之宣战的外国列强的承认。为此目的，唐才常安排于6月26—29日在上海国际租界内召集一个“中国议会”。约有80多人参加了第一次会议，并选举容闳为主席，严复为副主席。唐才常和汪康年是议会中的官员。议员还包括沈荩、章炳麟和文廷式。
唐才常明确地想运用议会来使他早在策划中的起义合法化。事实上，康有为在一封信里面已经把这个目的向其门徒宣告过。但是，一般议员对于起义图谋，似乎一无所知。
他们好像更渴望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来实现其改良意图。载明为1900年7月26日的一份宣言，送给了在上海的英国总领事馆。这份通篇塞满基督教用语的宣言，似乎出于改良派的手笔。这些改良派早就把他们的灵魂出卖给西方，而现时却打算更多呈献一点什么，以换取英国的支持，使自己跻身当权者的行列。他们许诺一个立宪政府，“它的基本纲领将是英国政府的不成文宪法里的大宪章”，由陪审员审判，实行人身保护令的权利，以及承认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所有条约。为了实现其改良主张，他们建议，替政府聘请外国顾问。而为了达到这一切，他们愿意追随当时正准备进军北京以镇压义和团并惩罚其在朝廷的支持者的八国联军。议会决议：
我们的坚定信念是：对现时复杂问题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联合列强，废黜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和反动派同僚，恢复维新改良代表人物光绪皇帝的权力。
但是，英国和其他列强不愿意伸出一只手来。英国总领事赞扬这个团体的“对美好政府的渴望以及这种渴望只能仿袭西方模式才能实现的信念”。但他宣称，至少容闳这个人是“充满幻想的极不务实的人物”。
列强（在长江流域首先指英国）已经决定，把它们的最大的赌注押在有权势的总督身上：广州的李鸿章，南京的刘坤一以及武昌的张之洞。所有这些人，正在和帝国主义合作行动，并拒绝服从朝廷的开战宣言。
较容闳更为务实的唐才常对事物的反应理解，颇似英国。总督们早就宣布了他们对北京的事实上的独立。通过一个日本人的居间活动，唐才常想在光绪皇帝统治下在南方建立一个真正的独立政府，因而着力延揽总督们的支持。自立会因是而取名了。意味深长的是，孙中山正在广州试图进行一个类似的妙着，他想说服李鸿章宣布广东独立。在促使张之洞为光绪皇帝而采取独立的效忠措施时，梁启超也参与其事。
在所有这些方案都得不到响应时，唐才常抱着起义计划一往无前地走下去。8月份，他在汉口建立了自立军指挥部。谋叛者宁愿通过合法现成的政府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期望，在1898年已经一度破灭，事与愿违。到了1900年，他们又一次进行试探，这倒是意味深长的。只是在张之洞终于断然拒绝之后，他们才下定暴动起义的最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