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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流域的两湖地区，最重要的秘密会党是哥老会。20世纪早期绝大多数记述，都把秘密会党的起源，放在乾隆时代；但是，近人研究提示，秘密会党的出现，可能仅在或后于19世纪中叶伟大的农民起义时期。
哥老会包括许多有不同领袖和活动地区，有时甚至是不同名字的有较大独立性的地方帮派。绝大多数分支机构依靠经营赌博，勒索“买路钱”，或依靠马贼山匪的不时活动来维持。地方的分支机构，组织成为“山堂”，受“龙头”的统辖支配。这些龙头们的颇堪敬重的权威，替各个个别会党的教阶等级结构提供了证明。虽然如此，作为结盟兄弟，会党仍规定了一定的平等团结意识，以及对它们的成员的互相帮助的具体利益。一个地方会党常常起着社会团结所必需的联合作用，并提供横蛮强力来保护社会上的特别易受欺凌的某一部分人。船夫、矿工和陶瓷业工人，是深深卷入秘密会党活动的三大群人。
哥老会由低级阶层成员组成，这个事实，使大多数同时代的记载，用贬义来描写它们：“许多会党把失业的流浪汉纠结到一块，习惯于赌博和劫掠，他们渐次耽嗜放荡的生活。”
但是，对一些人（包括若干搢绅人士）来说，会党仍然保留着一个劫富济贫的绿林豪侠的正面形象：
哥老会亦名哥弟会。其创始在乾隆年间。同治时，太平军灭，湘勇撤，穷于衣食，因组织各团体以救济之。于是哥老会始大盛。其本旨在反清，其理想则为侠义，好袭劫不义豪富及贪污官吏，而严禁盗攘平民。
和许多记述一样，这本书强调了太平天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哥老会的出色活动。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常例而把这件事归因于太平军被镇压下去之后编遣军队造成了巨大数字的失业士兵群。但那远非完整的说明，甚至在部队编遣解散之前，哥老会就在这些士兵中间活动了。如果陈志让的解释是正确的话，会党的真正起源，事实上存在于曾国藩湘军中结义兄弟们的誓词当中。
一个人所共知但也许是荒诞不经的故事说，当时任南京总督的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怀着镇压哥老会的目的去参加了它的一次集会，结果发现他的全部将军们都出席了。
进一步说，单独军队编遣一事，不能说明在两湖地区为什么产生了成为秘密会党一个补充队伍的本源——巨大的、半就业的流氓无产阶级。中国的流氓无产阶级不可能依靠自己繁殖再生。它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赚钱极少无法赡养家庭的单身汉。因此，它是一个主要从以前的农民中源源补充的阶级。由于生齿过繁，家计无着，他们可能是被迫在人世间自谋生路的过剩的人口。他们可能被较为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两湖地区江河口岸商业的新收入来源所吸引。或者，他们是由于无力偿付高额地租和捐税而被迫离弃土地的农民。散兵游勇参加哥老会这个现象指明：土地实在难得，如果这些人返回家乡，农村的过分贫困无法维持他们的生计。结果，他们被抛入苦力、搬运工、船夫和临时工的广大流氓无产阶级队伍当中。这些人充塞于长江流域河边的集镇和城市里面。
记述会党成员的资料虽然互有出入，但绝大多数提到的各色人群都是居留在城市和集镇里面的。一份资料提到，船夫、苦力、农民、商人，甚至店员和学生
，——除了农民之外，这些人都是城镇居民。另一份材料强调，城市失业者包括：没有足够土地耕种的农民的子侄，以及沉湎于赌博、鸦片和侈靡无度的纨绔子弟。
一份关于1911年时期57个来自汉水上游的秘密会党成员的最近调查，提供了职业分析的材料：22个士兵，12个行商小贩，10个搬运工人，3个其他工人，3个商人，4个农民，2个地主和1个衙门差役。
但是，叙述秘密会党向商业中心集中的趋势的最有意义的材料，也许是一个日本侦探吉福奥四郎于1910年所写的一个报告。他的逐个城镇的报告材料毋庸置疑地说明，会党在商业中心的江湖流氓无产阶级当中是活动得最为积极的。即令像安陆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它的大小表示它作为一个府城的政治重要性，但在商业方面没有任何突出之处，因而它就相对地缺少秘密会党的活动。另一方面，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商业中心如沙市、樊城和老河口，则充塞着秘密会党成员。
其次，两湖地区的秘密会党，不是介入某种“反封建”斗争的基本上以农民为主的组织。它们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城镇组织。正如工业革命在欧洲产生了一个无产阶级一样，中国的“商业革命”产生了一支由船夫、搬运工和苦力组成的流氓无产阶级队伍，用以搬运货物和为发展城镇地区供应劳动力。虽然这个“商业革命”可以远溯到明代，但是，19世纪的国际贸易，进一步刺激了商业和伴随而来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内部成长，这一点似乎是无可反驳的。这些人经常离乡背井，远赴外省活动，因此成为一个对于某种社团和保护有着特殊需要的游民阶级。这个性质不同的阶级的这种特殊需要，只有秘密会党才能给予满足。同样经常的是，他们仅仅离开农村一步或一段时期，——秋收时就会回到故乡来的。他们和农村的联结仍旧保持着，结果，农民结社可能并已经常堕入秘密会党之网。反之，秘密会党能够表达农民对于土地的基本渴望。据说，哥老会曾经宣布下述土地政策：“因为土地是公共财产，它不得由富者垄断。我们不许贫富阶级差别存在于我们四百兆兄弟及其子孙后代之间。所有的人都应和平地享受繁荣之乐。”
秘密会党能够表达农民愿望的这种能力，导致某些历史学家把秘密会党当做农民组织。一位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写道：“会党正是资产阶级向农民寻找革命力量的现成组织”。
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误解：两湖地区的秘密会党既不是“农民的”，也不是“革命的”。事实上，秘密会党集中在城镇地区，而其基本的思想理论很含混。这两点，疏远了它们与唐才常集团这样的同谋者之间的联系。唐的年轻的绅士同谋者们，对于组织一支农民力量来摧毁中国上层阶级的地主权力，是不会发生什么兴趣的。
后来的革命党人，将会埋怨秘密会党“没有什么思想”，他们只“不过图奸淫掳掠”。
但是，顽固保守的新任巡抚俞廉三，却对秘密会党的性质特征，作了下述似是可取可信的评价：
窃查湖北地方素多匪类，然皆军营散勇，无业游民，结会放飘，偷窃劫抢，聚集稍众，或竟拒捕抗官，不过苟图得财。其联盟簿据，语句虽多悖逆，行径亦极凶强，然手无利器巨资，胸无远谋大志。
按照俞的说法，到1900年，情况完全变了。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之流把他们的“自立民权种种妄语”
带进了秘密会党。那就是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谈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