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东亚世界里，有着一片广阔的海域，这些名为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的海域，将东亚各国悬隔开来。在古代，这些国家之间主要依靠船舶相互往来。倘若没有航行海上的船舶，这些地域、国家之间的接触就无法实现。船舶是海洋地域和国家间接触以及交流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从14世纪到20世纪初叶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被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主要是帆船。但是，各个国家因为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海洋政策各不相同，彼此在航海上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在当时的东亚海域世界里，中国的帆船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最为先进，海洋政策相对宽松，完全掌握了东亚世界的制海权，主导了当时的海上交通，在东亚世界的航海活动上独占鳌头。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在各个篇章中所涉及到的文化交流，多是以中国帆船作为媒介的文化交流。

以东亚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的海外交流研究，中华帝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朝贡问题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课题。但是，本书有意撇开这个中心话题，从众多的史料出发，着重研究与明清时代的朝贡问题并不直接相关的东亚海域世界里的其他交流问题，试图探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各国直接的文化交流样态。

不过，本书还是有一部分章节涉及到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问题。尤其是第一编和第二编中的若干章节，就包含了较多与朝贡问题有关的研究课题。

接下来，谨胪举各编各章的特征以为序言。

第一编“明代的海外交流”是以明代的海外交流为中心展开课题的，并在议论中触及到了不少海外各国对中华帝国的朝贡体制的问题。关于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先行研究成果可谓不胜枚举，但是鲜有以郑和的随从为对象的研究，这些人数众多的随从人员，姓名、事迹大多湮没不闻。本编第一章“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武卫选簿”为基本史料，弄清楚了部分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随员的历史事迹。本文除了还原郑和下西洋随员们的历史形象之外，还特意强调了“武卫选簿”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第二章“明代的海外各国通事”，考证了站在国际交涉最前沿、来中华帝国朝贡的使节团中的通事们的事迹。第三章“嘉靖十三年的朝鲜使者在北京所遇到的琉球使者”以嘉靖十三年朝鲜使者和琉球使者在北京的相遇为例，论述了嘉靖年间同为明朝朝贡国的朝鲜和琉球在交流上的实况。第四章“万历四十五年暹罗国遣明使——明代朝贡形态述论”，以万历四十五年的暹罗遣明使为例，论述了明代的朝贡形态，并提出若干新的看法。

第二编“明末清初的海外交流”探讨了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海外各国的交流情况。第一章“明末袁崇焕与朝鲜使者”，对明代末年镇守宁远州（今辽宁兴城）阻挡满清政权南侵的袁崇焕与朝贡明朝的朝鲜使者发生的若干问题作了研究。第二章“天启年间毛文龙占据海岛及其经济基础”，以占据黄海东北海域、临近朝鲜半岛的皮岛的毛文龙为研究对象，叙述了他玩弄明朝和后金两个政权于股掌之中，以及试图建立独立政权的历史旧案。第三章“明末清初中国商船带到日本的海外政治情报”，就中国帆船通过海上航行促成中日两国的情报交流，间接地向朝鲜传播海外情报的问题作了论述。在接下来的第四章“满文档案和清代日中贸易”中，笔者利用满文档案，对清初中国和日本的贸易问题作了发掘。

第三编“清代东亚各国的相互认识”探讨了清代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认识问题。第一章“日本江户时代的清人画像资料”，发掘了不少在中国极为少见、但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文献里却屡见身影的清代庶民形像。第二章“清代琉球使者所见到的北京”，对德川幕府向来到江户的琉球使者获取琉球遣使入清的详情以及清朝国情等诸多情报的情况作了考察。第三章“清代沿海商船船员所见到的日本——以中国沿海帆船的漂流记录为中心”，从中国方面的中国沿海帆船记录出发，指出了当时清朝的普通民众对日本的认知情况。第四章“朝鲜使者获取的台湾、琉球情报”，主要从朝鲜史料出发，探讨了康熙年间相遇于北京的朝鲜使者和琉球使者如何搜集彼此情报这一课题。

第四编“清代中国情报之传播海外”，就清代中国情报如何传到海外各国的这一课题作了探讨。第一章“康熙年间武昌兵变在日本的传闻”，讲述了“三藩之乱”结束之后，在湖北武昌所爆发的叛乱消息几乎在同一时期传达到日本。这些情报之中，在清朝被当作“野史”的消息也同样地被传到了日本。笔者特意指出，“野史”并非完全不可信用，它作为正规史料被纳入研究具备一定的可能性。第二章“乾隆年间山东王伦起义在日本的传闻”，叙述了乾隆年间爆发于山东的王伦起义传入日本的经纬。第三章“道光十一年湖南赵金龙叛乱在日本的传闻”，利用“唐船风说书”资料，对道光十一年湖南赵金龙叛乱消息传入日本的情况作了考述。第四章“《遐迩贯珍》中所见的近代东亚世界”，利用1853—1856年三年间在香港发行的汉语月刊杂志《遐迩贯珍》中所刊登的同时代东亚世界里的报纸，究明了《遐迩贯珍》关于东亚世界的描述。另外，通过考察《遐迩贯珍》的内容，还探讨了中国太平天国起义的相关情报传到日本的问题。

第五编“清代海外华人与华商”，研究了清代向海外发展的华人和华商的问题。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海外移民”，对清代前期移民海外的华人如何搭乘帆船漂洋过海的情况作了考察。第二章“来日清商与日中文化交流”，着重考察了在清代赴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在日中文化交流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三章“清末民初福建的海外移民”紧跟上两章，通过整理日本领事报告继续关注清末移民海外的华商的情况。第四章“辛亥革命与神户华商”以在神户发行的日本报纸为基本史料，考察了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旅居神户的中国商人对本国政治形势的看法和响应。

综上，本书以明清时代的中国为中心，在诸多方面对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在东亚海域世界里，因为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等诸多海域的存在，使得这个地域的相互交流无法离开帆船。这种以跨越海洋为必备条件的文化交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

谨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　所长
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　主任
关西大学文学部　教授
松浦章
（日本学术振兴会郑洁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