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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课题之一，连接江南与江北之大运河的流通以及水运为先学所注目，至今为止的研究业绩颇丰。但是，与大运河相连接的长江流通、水运方面的研究并未能取得充分进展。近年来，长江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在日本，桦山纮一编著的《长江文明与日本》
得以出版，书中收录了梅原郁著《中国史中的长江》
以及加藤祐三著《近代史中的长江》
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学者们指出了研究长江的重要性。
在中国，长江研究的重要性，也逐渐为历史学界所认识。近年来，中国唐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以及牟发松编《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
等著作被出版，另外，在经济学的领域，也有孙尚清主编的《长江经济研究——综合开发长江的构想》
等著作被刊行。由此可见，长江的研究，不仅在历史学领域上为人注意，而且在现代经济等领域之研究中，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
但是，关于14—19世纪，也就是明清时代长江水运史的研究，至今为止还没有取得充分进展。所以在本章中，笔者欲就明清时代长江的流通以及水运史，作一些论述。
在明代，长江在经济上的重要价值，是于景泰元年（1450）年被认识到的。《大明会典》卷三十五，《课程四·钞关》中有：
景泰元年，差主事二员，于湖广金沙州、江西九江监收船科钞，一年更代。
湖广省武昌府江夏县的金沙洲以及江西省九江府均位于长江流域，明朝为了向过往船只收取税金，向这两个地方派遣了负责税收的官员。
关于金沙洲，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中有：
金沙州、在西南江滨。
亦即是说，金沙洲位于湖北省武昌的西南方向，在长江之滨。另外，关于九江关，嘉靖《九江府志》卷九，《职官志·公署》中有：
户部分司在郡域西门外，景泰庚午，朝廷用议者言，于九江府地方设立钞关一所。凡船只上下，计科多寡，收钱钞有差，以供经国之费。是年，户部主事李蕃始领其事。
该书卷十六，王汝宾的《新迁九江钞关记》中有：
景泰初年，以国用不敷，确舟税以充之。四方商舟，骈集其地，实当合流会派之冲。
景泰庚午元年（1450）设置向通过该地船舶征税的钞关，这恐怕是由于九江作为长江流域商品流通的要地，其重要性受到人们关注。
《大明会典》卷三十五中，记有九江、金沙州等地钞关的设置、停止、再次设置等数次改变，由此可知，长江流域的商品流通，是在15世纪上半叶变得频繁起来的。
另外，到了成化七年（1471），长江流域的其他地方也被注目。明《宪宗实录》成化七年三月戊寅（五日）条中有：
增置工部属官三员，往直隶太平府芜湖县、湖广荆州府沙市、浙江杭州府城南税课司三处，专理抽分。前此三处，客商停聚，竹木市卖，有司惟收其课钞。
亦即是说，明朝向长江流域的安徽省芜湖、湖广省荆州府江陵县的沙市以及长江河口以南的杭州这三个地方派遣了对商品流通征收税金的官员。关于芜湖，《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七，《江南九·太平府·芜湖县》中有：
芜湖实为要冲也。今商旅骈集，明天启中置榷关于此。
在清代，芜湖也是商人云集的地方。关于沙市，《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四·荆州府·江陵县》中有：
沙市城，府东南十五里，商买辏集之处，相传楚故城也。亦谓之沙头市。
传说中沙市是楚国的故城，也被称作沙头市，该地也是商人云集的地方。
芜湖、沙市等地之所以备受注目，是由于在这些地方商贾云集，有竹材、木材集散的专门市场。明朝选择在长江流域的芜湖和沙市二地征收商品交易税的事实暗示了在15世纪下半叶，长江水运波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到了清代，长江流域的商品流通更加活跃。汉口是长江流域的一个大城市。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十四中说：
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柱满江，南方一都会也。
从这个例子中不难看出，有数量巨大的帆船从长江流域的各地航行来到此地。
长江的水运是依靠帆船的航行维系的。但是，目前为止的研究并未分析航行于长江流域的帆船种类以及到达长江流域各地的帆船数量多寡。因此，笔者欲以清代，特别是清末的资料为基础，就帆船数量等进行考察。
自长江口的上海之长江之滨主要城市的里程表如下：
下面就这些主要城市的到港船只情况进行考察。
关于航行于长江之上的帆船的特色，可从清代通过九江关的船只中窥知一二。《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三辑，两江总督尹继善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二十一日的奏折中有：
九江关征收船料，每年税银之盈缩，实视所到船只之多寡。而所到船只中，又有大小之别，如船大则料自多，船小则料自少。历来货物，米粮俱系大船，人载多系小船。岁时丰歉，气候阴晴，既有不同过关船只。
通过九江的船只中，大型船只主要运输米粮，小型船只则主要运输人员。该奏折中，还提及雍正十三年（1735）一年之中，通关九江的船舶数量为42615只。
乾隆十五年（1750），自年初开始，两个月又十二天中通关船只数为7349只
，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进行推算，则该年通关的船舶约为38000只。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江西巡抚兼提督衔阿思哈的奏折中有：
查，经征底簿，乾隆十三年分该关共过时满等船四万八千二百五十只，乾隆十四年分共过时满等船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五只。又查，该年江浙与江广米价相等贩运者稀，过关船少，是以税数比较十三年分少银二万九百三十余两，亦属有因。
从该奏折中可知，乾隆十三年通过九江关的船舶有48250只，乾隆十四年通过该关的船舶则有44795只。从这里可以推测，在18世纪上半叶，每年通过九江关的船舶应该在4万只以上。
在汉口，光绪二十年（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间，每年约有2200—2500只来自四川、陕西、河南、湖南、江西和湖北各路的船只寄港。
光绪十八年（1892）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年有约20000只至30000只来自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以及江西的船舶寄港九江。
关于芜湖，虽然没有清末寄港的数据，但是在稍后的中华民国元年（1912），有船34702只寄港。寄港芜湖的船只主要来自江苏省临近大运河的江都县、湖北省中处于长江流域的各地以及湖南的湘乡和江西各地。
1935年5月刊行的《第三次申报年鉴》，《交通·航运·中国航路》中提及，长江是中国最大的内河航路，这条河的主要通航路线是自上海至重庆的河段，这一河段又可分为以下三个区域：上海至汉口的600海里，汉口至宜昌的370海里以及宜昌至重庆的350海里。
航行于长江上游及中游的船只主要有“川船”、“南船”以及“戈船”。“川船”是四川船的总称，主要航行于重庆至宜昌之间；“南船”是湖南船的总称，主要航行于湖南各地至汉口之间；“戈船”则是湖北船的总称，其大部分是航行于长江支流汉水之上的小型船舶。
关于重庆的民船情况，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编写的《支那开港港场志 第二卷 扬子江流域》中有：
航行于宜昌、重庆之间的民船，因船种、船形大小以及所属地等志不同，附有种种名称。此等民船，乃依据多年经验，以水路之便而制，其舵机殊为强大。且船主有备长棹，船中有以此棹助舵机之构造。船之大者，可积二千担，小者可积一百担之上。现将著名之船种列举如下。
在接下来的部分，该书列举了以下34种船舶的名称：白板麻雀尾、收口雀尾、南板麻雀尾、麻阳船、辰驳子、鳅船、五板子、舿子船、阴阳船、乌龟船、马耳声、厂麻口秧子、原板、舵龙子、小表驳子、鹅儿子、草菜船、毛鳅、锅钟头、
船、大河船、毛板、烟火船、
哥、老雅秋、南河船、材杆船、百甲船、牛头船、乌江子、钓钩子、表边子、麻秧子、牯牛船。
关于重庆和宜昌之间的航行时间，由船舶的大小，长江的水量以及风向的不同而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在丰水期，上航需要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最长需要三个月，而下航需要七八天。在枯水期，上航需要三十天左右，而下航需要八至十二天。
关于宜昌的民船，《支那开港港场志 第二卷 扬子江流域》中有：
在宜昌，民船有南船及川河船两大种类。南船负责此地与扬子江下游地方之运输，川河船则为跨越山峡之险，负责与四川省之间运输者。此等民船之种类，有八十种以上，其主要者如下。
书中列举的船舶名称，自宜昌航向长江下游的南船，有驳船、巫江子、小驳、鳅江子、鸦梢子、满江红、沙窝子、溜子、摆江子等9种
，而自宜昌溯江而上，穿越三峡开往重庆的川河船则有麻阳子、鹅儿子、麻雀尾、扒窝、辰驳子、划子、鳅船、五板、辰条子、脚船、辰扁子、三板、挠摆子、跨子、沾阳子等15种。
在这15种船只中，除跨子是专门运输旅客的客船之外，其他的都是货船。这些船只，开往长江上游的重庆、万县、虁州，湖南长沙、常德、湘潭，以及湖北省内的沙市、汉口等地。
关于与宜昌同在湖北省的沙市，该书中有：
沙市为四川贸易之中继地，故民船来往极其频繁，常呈帆樯林立之景象。伴随宜昌开港与汽船航行之开始，该地亦渐显衰落之景象。但时至今日，内河及扬子江上民船之航行仍盛，出入沙市之民船数量亦不少。
由此可知，到了20世纪20年代，虽然汽船已经通航，但在沙市，帆船运输仍较为繁荣。沙市的民船，根据所属地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四川省籍的川船、湖南省籍的南船以及湖北省籍的划船。四川省的川船，在上航之际主要运输棉花、土布以及咸鱼等货物，下航时运送盐、药材、砂糖等物品。川船一般每年往返一次。
湖南省籍的南船来往于沙市、宜昌与湖南各地之间，从湖南航往宜昌方向时装载湖南生产的大米，从宜昌方向返航回湖南时则装载四川省的物产、胡麻粕以及各类洋货。湖北省籍的划船主要来往于沙市与汉口之间。
在该书中提及的寄港沙市的船只中，川船有麻阳子、麻雀尾、毛鱼鳅、三舱船、舿子船、挠摆子、扒窝子、辰拨子、艄麻阳、五板等10种，南船有津市
船、仓港
船、浏阳
船、乌江子、倒扒子、鸭艄划子、津市驳船、衡州小驳、桃源驳子、郴州小驳、巴杆、长船、辰条子、龙阳飘子、沙窝子、小麻阳、铲子等17种，划船则有荆帮划子、螺山鸭艄、黄陂扁子、拖扁子、鸭艄、满扞、襄阳扁子、宜都峡划子、河溶挠摆子、宜都挠摆子、义渡鸥船、驳船等12种。
关于汉口、九江以及芜湖的民船情况，将在本书第3篇中详细论述，故在此欲先叙述位于长江下游区域，长江大运河汇合之处的镇江的民船的情况。
关于镇江，《支那开港港场志 第二卷 扬子江流域》中有：
镇江为扬子江、大运河以及附近无数水路之中心，因此来到此地之民船数量极多，常有数千只民船停泊。
由此可知，民船主要通过江北运河航路、江南运河航路、长江沿岸以及沿海地区四条航路来到镇江。
该书中列举了18种来到镇江的民船：大焦湖、宁国船、南京凉篷子船、江浦船、六合船、扬州府船、邵伯划子船、扬州帮船、镇江课船、驳船、邵伯湖船、小泛船、崇明沙船、宁波船、山淮船、泰州装盐关驳、开稍大江划以及小湖广划子。
关于自镇江至长江的民船航行，该书中有：
长江一带，上自湖南湖北，下至江口之间，无不出入此地者。最为频繁地通过此地及对岸瓜洲之民船，乃安徽、江苏两省之民船。
由此可知，来到镇江的船舶中，有自湖南省、湖北省远道而来者。来到镇江的民船中，以大焦湖为最大，《支那开港港场志 第二卷 扬子江流域》中有：
大焦湖 此种船为硬木所造，其载重从四百五十担至九百担，帆樯三支，造船之费用为一担一元六角。内外乘员从四人至八人，由安徽之芜湖、池州等地，载米而来，返航时多为空载，有时亦载棉制品、砂糖等杂货而归。
可知，此船来自镇江上游的安徽省芜湖、池州等地，其运输的货物以米谷为主。
在长江下游，有各种民船被使用。关于这些民船的名称，由于船的产地不同，种类繁多，故要以总称区分这些船只很困难。例如，在长江河口附近的南京，寄港的船只中不仅有来自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民船，还有来自宁波、广东、福建、牛庄等地的海船。
在明清时代，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航行于长江之上的帆船数量也有增加。特别是以九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自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每年大概有4万只帆船通过。这些帆船，在粮食等货物以及人员的运输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今后，有必要对长江流域各个港口的水运情况进行个别研究。
China，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First issue，1893.
China，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Second issue，1906.
China，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Fourth issue，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