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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欲从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内河航运作为社会经济基础活动的视角出发，论述官吏发送给皇帝的报告书——奏折作为记载内河航运史史料的重要性。
清代官吏的奏折，虽然在记述上鲜有统一性，但这些记录不但时间明确，而且内容除涉及地名之外，还对相关事例还有更为具体的描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在文书形式方面也继承了明的制度。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题本。题本在形式与内容上必须非常严密，并且需要注明报告时间。因此题本不适合于紧急报告。为了对应这种情况，在康熙帝时代，清人开发出了在发生紧急情况之时，臣下可以将相关事件以奏折的形式自由地向皇帝报告这一方式。将奏折报告活用至极的，是雍正皇帝。
若要将雍正帝的时代的政治特征用一个词语概括，那便是“奏折政治”。所谓奏折，即官吏以书信的形式的文书就种种事项向皇帝报告。通过奏折，政治被推进。雍正帝通过皇帝与臣下之间互相交换文书的形式，对臣下逐一指示。
例如，地方官对其任地的气候情况、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官吏的人事问题，以及对皇帝的问候等报告书，均有利用奏折形式呈交皇帝的。可以说，雍正皇帝的勤政，促使了官吏勤于政务。多数的官吏需要面对的上司只有皇帝一人。所以雍正皇帝不得不每天自清晨开始批阅奏折，下达指示，直至深夜。
皇帝的指示直接用朱笔写在来自于各个官员的奏折之上，这种批示被称为朱批，而被朱批过的奏折则叫朱批奏折。大量这样的奏折被保存在北京的紫禁城，也就是现在的故宫之中。这件事情从20世纪初期开始广为人知。现在，这批奏折被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之中。奏折在经过朱批后被送还到各个官吏之处。官吏们在恭敬地阅读皇帝的指示后，并不能保存记有皇帝真笔的奏折，而必须将它们再次送回皇宫之中。雍正帝是一位忠实仔细地实行了朱批的皇帝。雍正帝在位的时间较前一代康熙的61年以及后一代乾隆的60年短得多，仅有13年。究其原因，一是雍正帝即位时已经四十有五，二是雍正帝勤于批示奏折，恐怕是过劳而死。但是，可以说这种过于劳累的为政方式，特别是逐一阅读各省送来的奏折，本身就是雍正帝自己所期望的政治方法。也正是这样的为政方法，使得仅为康熙、乾隆五分之一强的雍正时代很少有政治上的不稳定。如果要列举这一时期的动荡，恐怕只有与在西北地方兴起的少数民族部落——准噶尔的战争。为了这场战争，雍正帝设立军机处。这一为了保持军事机密而设立的新制度，对清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军机处在此后历代皇帝的管辖下，被赋予莫大的权力。19世纪之初，清廷设立军机大臣，此后军机处不仅在军事机密上握有大权，而且成为了一般的国政参与者。
雍正帝在财政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很重要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养廉银制度的创设。在以往的地方税中，由地方官自由决定的部分较多，由此产生的苛捐杂税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痛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雍正帝创设了养廉银，即在官员的俸禄之外再支付一些补贴性质的养廉银，并严格禁止规定之外的征税。
这一制度的创设是为了防止给民众加以过重的税收负担。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养廉银制度也变质了。
雍正十三年（1735），14岁的乾隆帝即位。乾隆帝治世时，征讨准噶尔、台湾、缅甸、越南、廓尔喀等地，建树了十大武功，因此他在晚年时自称十全老人。在乾隆帝执政的时期，清朝的版图不断扩大，就连被称为西方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也被其纳入囊中。此时清朝所控制的疆域范围，甚至凌驾于元朝之上。这样，清朝迎来了全盛的时期。
乾隆帝不仅在军事方面很有建树，而且积极推进文化事业，最近影印出版，广为研究者所利用的《四库全书》，就是在他的命令下编纂而成的。
综观清朝的财政，由于清朝皇室兴起于满洲，所以各方面的花销均很简朴，即使如此直到圣祖康熙帝的时候，国库仍无余银。雍正帝之时，为谋求国库的充裕，厉行节约财政支出之政策。乾隆时代，受前代之恩惠，岁入颇多，即便经历了十余回战争，国库中仍有余银数千万两。由于国库的充裕，国家数次免除了全国的租税。这一时期国家收入的中心是土地税，约占总收入的3/4
，其他诸如食盐专卖及关税等收入，主要用于宫廷经费以及军事费用等支出。值得一提的是军事费用，由于清朝兴起于东北地方，故不必如明朝一般在北方以及东北花费大量军费。康熙时代，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军费支出明显减少，只用满人、蒙古人、汉人组成之禁旅八旗、驻防八旗的20万军队，以及以汉人为主体的50—60万绿营军维持国内治安。维持这支军队的费用较少，这对国家财政的安定作出了贡献。
自康熙至雍正、乾隆时代，清朝财政丰裕。虽说这样的成果，与清朝皇室的节俭以及雍正帝所推行财政政策的奏效是密不可分的，但与天下太平同时而来的经济发展，与财政盈余的关系紧密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一时期不仅是清朝帝室有财政盈余财，民间的百姓手头也很宽裕。
在雍正、乾隆时代，负责中央财政银两收支的户部，其银库的剩余银两最高有7800余万两
，可见这一时期的清朝，国家极为安定。
在清代的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崩溃，货币经济的波澜波及农民的家庭经济，农民不得不去购买自己不制造的日用品以及生产工具。因此，农民必须前往位于市镇等地的市场，通过商人或者专门的牙行购买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农民为了得到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现金，又将自己的生产的农副产品卖给商人或牙行。从农民处购得农副产品的商人将其在全国范围内贩卖，从而产生了许多至今仍很有名气的特产。可以说，这一结果是货币经济在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山西、陕西省籍人士为中心的晋商以及以安徽省徽州籍人士为中心的徽商等大型商团。他们掌握了国内的经济命脉。他们主要通过运输清朝专卖盐以及相关物品取得巨大收益，而后在扬州与苏州修建豪宅。不仅是专卖盐以及相关物品的运输，这些商人在其他商品的交易上也对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
特别是晋商，其出身地山西省紧邻皇帝脚下的直隶省，与首都北京相去不远，他们与清朝的权力结合，对政府专用物资的运输等作出了贡献。
货币经济的发达也造成了国内流通铜钱数量不足的问题。虽然税金是以白银的形式交纳的，但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货币却是铜钱。为了弥补制钱原料——铜的不足，中国通过长崎贸易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的铜，这一贸易在康熙时代末期至乾隆时代最为繁盛。虽然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省产铜也盛，但较通过长江水系将铜自云南运往沿海地区来说，通过大型中国帆船自长崎运输回国在各方面都远为便利。因此，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含有日本生产的铜。这一时期的日本，乃是世界屈指可数的产铜国。
在农副产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茶。茶叶在当时不仅在中国国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还是当时世界市场中的重要商品之一。茶叶自中国西北地区运往俄罗斯，经由南方的广州输出至欧洲诸国，尤其是英国对茶更是喜爱有加。乾隆时代，自广州向英国出口的中国产品中，茶叶的贸易额占60%以上。茶叶的大量出口，促使了制茶业长足进步，也孕育出安徽省、福建省、湖南省等至今仍负有盛名的产茶地。
大黄是现在中药的主要药剂之一，其原产地在长江源头附近的四川省与甘肃省等地。大黄自原产地运输至位于长江中游城市汉口的药材市场以及江西樟树镇的药材市场集散，再利用长江等河流之水运，至广州出口到欧洲；至福建省福州出口到琉球；至浙江乍浦镇出口到日本。这一出口的流通机构到乾隆时代几近完成。
大黄也是国际流通商品之一。
在这一时期，不仅是以茶叶与大黄的流通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国内贸易流通也蓬勃发展。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承担商品流通航运的船舶数量窥见一端。位于江西省北部的九江关所，在长江航运中有着重要地位。这一关所在乾隆十三年（1748）和乾隆十四年（1749）分别有着48250艘和44795艘的通关记录。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这一记录达到了61485艘。
另外，在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之处扬州附近的关所，乾隆二十三年（1758）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分别有94026艘与89389艘的通关记录。
再者，综观浙江沿海的情况，在乾隆之初通过浙江海关的船舶数量达到了15000艘。
数量超乎想象的船舶，为国内民众运输食品以及日用品所利用，其结果，商品的流通活动得以在国内展开。北京是诸多长江流域以及沿海地区物产的消费地之一。在北京，不用说宫廷消费的食物，民间消费的日用品等等，也均是由自各地运来的。这些货物中，又以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生产的货物为主。江苏、浙江的布类、生丝；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竹材、木材、瓷器、纸、油等货物，均经由船舶输送至北京。这些物品的运输，将长江以及大运河利用至极致。
关于清代内河水运，现欲从先前所述奏折的纪录，就其情况进行若干说明。
邻近北京的天津，是自大运河通过海河与沿海航运的联结点，西宁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月十九日的奏折中有：
查天津关，惟赖南来货物船只及闽广海船杂货税料。今本年春间河道浅涸，各口货物稀少；夏间河水涨发挽运，维艰兼之。本年闽广洋船，较上年少来十二只，是以所收额外盈余比较上年不敷。
天津关的物流，以来自大运河以南的内河船及来自福建广东的海船所载货物为主。
关于位于大运河山东段的临清关，山东巡抚准泰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十三日的奏折中有：
缘临清一关，原系水路通津，并陆路要道，惟赖米粮商贩船只通行，始得钱粮丰裕。又必直隶与豫东两省，彼此粮价贵贱不同，或北收南贩，南收北贩。米粮通行，由舟过关，船料粮税，方克丰盈。若彼此粮价适均商民，无利可觅，则运贩稀少，税料亦既无多。此临关历年收税大概之情形也。
由此可见，通过临清关的物资，是直隶省、河南省、山东省等地的产品。关于同样位于大运河沿岸的淮安关的情况，淮安关监督总管大库事务郎中普福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有：
伏查淮安关税，向借北路河南、山东，暨江南之凤阳、徐州等处出产豆、麦、棉、铁、枣、梨、油、麻等货，贩运往南。而南路江苏、浙、闽等处所产、缎、布、纸、糖、茶、竹、木等物运行、往北以供税课。
由此可知，淮安关税收因河南省、山东省以及来自凤阳徐州等地的物资之流通量的多寡而变动。通过淮安关运往南方的，是上述各地生产的豆、麦、棉、铁、枣、梨、油、麻等货物，而自南方而来，通过该关的货物则有自江苏、浙江、福建而来、缎、布、纸、糖、茶、竹、木等物资。
道光元年（1821）四月二十三日达三的奏折中有：
向来淮关税课，以黄河豆载为大宗。
由是可知，淮关的税收主要依赖黄河流域生产的大豆等货物的物流。
在宿关也能看到同样的事例。道光元年（1820）六月十二日达三的奏折中有：
淮宿关税，以黄河豆为大宗。淮关所过豆船，总由宿关顺流南下，故淮宿关税之丰歉总资豆船之多寡。……查档册，嘉庆二十四年关税丰盈，西河船过关二千六百四十八只。本年，西河过关七百五只，数少至一千九百余只。
宿关的税收主要来源于装载大豆等豆货的船舶，嘉庆二十四年（1819），河西过关船只有2648只，而翌年，即道光元年则减少为1943只。即便如此，每日的通关船舶数也有50余只，而在情况好的年份，每日通关船舶能达到70余只。
关于安徽省凤阳关，安徽巡抚托庸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二月初二日的奏折中有：
黄河以北粮食，向俱北上，惟河以南粮食，由淮直下。黄河决口，与该关税务无碍……凤阳关，全赖豫省黄河以南各府来豆，由淮河直下关报税。
凤阳关收入多少依赖于河南省各府生产豆货的多寡。
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初七日西宁关于浒墅关的奏折中有：
上年江浙秋收大稔，本地米粮充裕，价值平减。冬春至夏，外来米豆不能获利，是以过关米豆税少。又因春夏之间，所过饼货猪口无几，是以饼税猪税较往年倍少。又苏杭一带，近岁蚕丝棉花歉收，以致绸缎布匹价值亦复倍昂，故绸缎等税亦致短少，是以盈余银两比上届较少。
这是关于苏州附近的浒墅关税收的报告。通过浒墅关的物资，有各地运至江浙的大米，以及生猪豆饼等货物，另外还有苏杭之间生产的绸缎等物品。
关于长江的武昌关，湖广总督阿尔赛乾隆九年（1744）三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有：
武昌关为各省水陆通衢，客商往来络绎不绝……商贩船只之多寡又支本地临省年岁之丰歉以为准。
由于水路交通方便，每年有很多来自各地的船只通过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昌关。武昌关的税收多寡，与邻省湖南等地农业生产的丰歉有很大的关系。来到武昌的船只数量，与湖北的各个邻接省份农产品的多寡成正比。
武昌上游的荆州沙市设有荆关
，关于此关，唐绥祖乾隆十五年（1750）正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有：
查湖北荆关……荆关税课征收，川湖竹木簰筏及船料银两，并无别项货物。
荆关的主要收入依靠来自四川省、湖南省，运输竹材、木材的船只。另外管理荆关税务郎中丽柱乾隆二十三年（1758）四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有：
荆关钱粮盈注绌，全赖湖北、湖南、四川叁省载米船只，往来络绎，暨川中簿筏频下，庶盈绌。今乾隆贰拾叁年钱粮较少之处，只缘湖北、湖南、四川叁省，均有办运河南、山东，米谷封船装载，以致商贩船只无几。更兼本地货卖簿筏，尚未进关。
荆关的税收的多少，和来自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载米船只的多寡有着密切关系。乾隆二十三年税收减少的原因在于自湖南、湖北、四川输往河南、山东的货物减少以及从四川来荆关的筏的数量的减少。
关于长江上游四川省的渝关，四川巡抚纪山乾隆十年（1745）十二月二十日的奏折中有：
渝关税银，凭木植之多寡……川省虽素称产木，近因生齿日繁，近因木植砍伐殆尽，现今悉在深山砍运。乾隆九年成都下游大江水发，而产木之保宁、达州两路洗河水小，商贩搬运维艰，抵关木植稀少。
渝关税收的多少，与从四川省下游区域运至的木材数量成正比。乾隆十年左右，由于过度砍伐，人们不得不到深山中去采伐木材。而生产木材的宝宁州、达州水系由于河流较小，不适于木材的运输。
关于四川的虁关，四川巡抚开泰乾隆二十三年（1758）二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中有：
虁关杂税，全赖客商贩运布匹、绸缎，广货来川，置买红花、铜铅等货载运。
虁关的收入，依靠来自各地的商人带来的物资流通。棉布、绸缎以及广东的货物来到四川，而四川的红花、铜、铅等货物则由船舶运至全国各地。
关于江西省赣江上的常关——赣关，唐绥祖乾隆十四年（1749）五月初九日的奏折中有：
江右一省，额设二关。赣关抽收江粤往来商税，九江关抽收江楚往船料。虽两关，所收额税多寡不同。
江西省有两个税关，一个是赣江上的赣关，一个是长江上的九江关。赣关征收经由赣江来往于江西、广东之间客商的商税，而九江关负责征收经由长江来往于湖北、江西两地之间船只的船料。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月二十日江西巡抚胡宝瑔的奏折中有：
缘土产桐茶油子，收成歉薄，价昂贩稀，又杉木木簰，俱运下江发卖，因江南岁歉之后难以出售，前商羁守未返续贩，过关者因而稀少，并江南所细茶，亦鲜有运贩到关，至胡椒本属洋货，多有沿海运至闽浙等省货卖。
由于歉收，本来可以运往江南的桐油、茶油价格高涨，而木材之类本应运至江南销售的物品，由于江南歉收，难以出售，所以通关的船只很少。江南生产的细茶，也很少被运到该关。
雍正、乾隆时代（1723—1795年）大约是18世纪的后四分之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一时期的欧洲有各类专制君主相继登场，封建色彩浓厚，但是却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时代。可以说，中国的清朝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说，给予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安定以经济基础的，乃是连接水系之间的水运，这想必不为过。
在本章中，叙述了清代，尤其是在以乾隆时代为中心的岁月里，经济物流的基干——水运的一些情况。乾隆时代的六十年里，经济安定，国家兴盛。为经济的安定提供强有力支撑的，正是本章中所叙述的水运。但是要如实再现清代水运的情况，绝非易事。在本书中，笔者欲以清代官吏的奏折，特别是关于税关的重要报告为中心，论述清代水运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