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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展开，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以现代中国的沿海海域及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尤其是以华南地区为中心的一大经济圈迅速崛起，令世界瞩目。这一被称为“华南经济圈”的地区，吸引了全世界企业以及企业家的目光。虽说这一经济圈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崛起的，但它的基础并不是改革开放后一夜间形成的。早在18世纪时，类似“华南经济圈”的经济圈就已经华南地区兴起，并与中国其他地方协作，共同发展。
那么200年前的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在本章中，笔者欲从航运史的视角出发，以清代乾隆时代（1736—1795）官吏写给乾隆帝的奏折为基础资料，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物资流通状况进行考察。
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二月十四日崇椿宜兴的报告中，记载了自华北、华中、华南沿岸航行至锦州、岫严、复州、金州、盖州、牛庄六座城市（均位于现在辽宁省渤海湾沿岸）所属港口的船舶总数：
锦州、岫严、复州、金州、盖州、牛庄等六城所属海口确查去后嗣据各该委员等会同各该城守尉，协领州县通判等官，按照各该海口地方官所存出入商船，挂号底簿内，逐细查得乾隆五十二年共到口船四千一百四十九只。五十三年共到口千三千三百七十八只。五十四年共到口船一千七百八十二只。今以五十四年船数较比上二年，实系短少十分之六。
如同资料所示，乾隆五十二年（1787）有4149只，乾隆五十三年（1788）有3378只，乾隆五十四年（1789）有1782只。虽然该资料中只显示了三年的记录，但根据这个数据，不难推测每年自华北、华中、华南沿岸航行至东北辽宁沿海的船舶，每年约有三四千只。这些船只中，大部分是由位于长江口的上海航行而至的平底型海船——沙船。这些船舶将南方的棉布、茶叶、砂糖等华中、华南的物产运至北方，在返航之际又将东北生产的大豆、大豆油以及豆饼等货物运回南方。
天津与华南地区的海路连接，在雍正时代较为多见，针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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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乾隆时代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长芦巡盐御史兼官天津钞关事务三保，在乾隆元年（1736）八月八日的报告
中提到，自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四日至乾隆元年八月二日的一年间，有78只船，将砂糖、纸类、日用陶瓷器等物品从福建运至天津。另外，西宁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日的报告
中提到，自1781—1782年的一年之间，来到天津的福建、广东商船的数量达到了85只。这些南方的船只，在返航回故乡之际，一般自天津赴辽宁沿海，将东北生产的大豆等谷物装船运回家乡。
据江苏巡抚王师在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二日的报告
，来自福建与广东，被称为“鸟船”，船底装有龙骨的海洋帆船航行至上海；上海周边的平底型海船——沙船自上海出发，向着山东或者东北地区的港口扬帆起航。前面已经提到，沙船航行的目的地主要是东北、华北地区，它运输的货物主要是大豆等谷物产品。据两江总督尹继善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十六日的报告
，每年都有台湾、厦门的海船航行至上海。这些来自广东、福建、台湾的海船，将砂糖、茶叶与各色果脯带到上海，返航之际带回棉花、谷物等物品。
据议政大臣广禄等人乾隆六年（1741）九月六日的报告
，自南洋的咬留吧，即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至厦门的距离为280更，合陆地的16800余里（约9600公里）。厦门与南洋诸国的联系很密切，中国船从此地出发，不仅将中国产品带到南洋诸国，更将中国移民运输到东南亚各国。另外，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新柱在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八日的报告中提到，该年回到厦门的中国海外贸易船有53只，自东南亚各国带回米27722石、稻谷820石，对福建省南部漳州、泉州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
广东巡抚尚安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月二十五日的报告道：
兹乾隆四十八年分应征税课计，自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此一年内共到外夷洋船一十四只，进口细货共一百五十六万四千六百二十三斤，粗货五百八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斤。出口细货一百二十万二千六百二十四斤零，粗货一一千二百二十五万四千五百八十六斤，通共征收税耗等项银二十五万二千零三十两八钱零。比较四十一、二两年，少收银一十八万余两，即比较上三届四十四、五、六等年，亦少收银十三万至十七万、十八万余两不等。又澳门夷船二十五只，征收税钞等银五万二千二百七十三两零。又吕宋夷船三只，在洋被风吹入粤东口内，愿赴任澳门报税，就地发卖，征收银八千三百五十四两零，两项合算，比较四十一、二两年多收银四万余两。又本港船十七只，福潮船四百三十只，共征收税银九万八千零六十四两零。比较四十一、二两年，倶多收至七万两以外。连各属口岸五十六处，征收银十一万零四百十七两零，通计实共征银五十二万一千一百四十两零。
自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一年之间，进入广州港的英国、荷兰、法国等欧洲等国的船有14只，自马尼拉而来之船有3只，广东海外贸易船17只，广东等地的沿海商船430只，至澳门的外国船有25只。将毛织品以及被称为自鸣钟的座钟带到中国的欧洲船，在广州购买大量红茶、绿茶、丝织品、棉布、瓷器、药剂等物品运回欧洲。
那么，在长江流域，物资的流通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从穆克登乾隆五十年（1785）十一月九日的报告
中可窥其一端。该报告称，自乾隆五十年八月二十一日（9月24日）至十一月八日（12月9日）的77日间，有1541只米船自江西省到达上游的湖北省，共运米184900石，平均每艘120石；1591只米船自江西省到达长江下游的安徽省、江苏省，运米421896石，平均每艘载重322石。以长江中游的九江为中心，江西省生产的大米被运输至长江的上游以及下游。
湖北省的沙市，在清代曾设有名为荆关的税关。作为该税关的管理人，管理荆关税务郎中丽柱于乾隆在二十三年（1758）四月二十六日的报告
中提到，通过荆关的船舶，多半是由湖北、湖南、四川运米至长江下游的船舶以及从四川省航往长江下游航行的筏。湖北等三省的大米与木材，经长江而下，供应河南省与山东省的需求。
地处江西省北部，与长江相接的九江，在长江流域商品流通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若上游的湖北、湖南等省的米价高腾，则下游的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所产大米被运往上游；若下游的米价高腾，则湖北省、湖南省生产的大米，经由九江被运往下游。
江西巡抚阿思哈在乾隆十五年（1750）十一月十三日的报告
中提到，乾隆十三（1748）、十四（1749）年通过九江的船舶数分别是48250只和44795只。在乾隆时代，通过九江，航行于长江之上的船舶每年有40000—60000只，平均每天一百余只到一百数十只。
安徽省的芜湖，在清代是屈指可数的米市场，来自长江上游、下游的船舶均航行至此地。
据尹继善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九日的报告
，登录于位于芜湖的户部管辖税关的货船数量，乾隆二十三年（1758）有3178只，二十四年（1759）有3445只。航行至芜湖的货船，平均每天有十数只。
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地点是下游的扬州。在清代，扬州的税关由位于长江以北，大运河沿岸瓜洲的由闸，以及位于扬州的扬州关组成。根据两江总督高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提交的报告
，可以得知乾隆二十三年（1758）通过扬州、由闸两关的船舶有94026只，乾隆二十四年有89398只。另据两江总督书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十二日提交的报告
，乾隆五十五、五十六年通过两关的船舶有66344只，乾隆五十七年（1792）通过船舶54485只，平均每天通过一百数十只。河南、山东等地生产的大豆等货物通过扬州关被运往江南以及长江流域其他地方，而长江流域的米、木材，江南的茶叶，华南的砂糖等，通过扬州经由大运河被运往北京方面。
以上，作为了解18世纪，也就是清代中国的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各地之间物资流通情况的手段之一，笔者列举了地方官吏写给皇帝的奏折中所见的船舶数量。
正如同《人民中国》所说的那样，中国“全国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带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区域不过只占国土面积的40%。生活在占国土面积60%的西北地区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
人口分布的极度不平衡，是现代中国的一大问题，这种巨大的差异，绝不是在一天之内形成的。早在200年前，中国的人口便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不难想象，些人口所需的粮食以及日用品供给，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船舶水运来完成的。从这一点来说，乾隆时代的奏折中所见航运相关统计数据虽然不完整，但至少在一个方面如实地反映了18世纪中国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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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坂昌纪：《清代前期的沿岸贸易的一个考察——以雍正年间福建、天津之间的贸易为中心》，《文化》第35卷第1·2号，1971年。
Ng Chin⁃keong；Trade and Society：The Amoy Network on China Coast，1683—1735，Singapore U. P.，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