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清代以前平底海船的航运

1. 绪言

海洋帆船自古以来航行于中国沿海地区以及东海、南海的广阔海域，其积极的航海活动为人们所熟知 ，但这些船舶的样式和构造被明确记载于文献，却是明代之后的事了。到了清代，从事海洋航行的主要有四大帆船，即广船、福船、鸟船和沙船，这些船名广为人知。但是，这四种海船细节详情，至今也并非全为人所知。

在本章中，主要围绕“平底海船”展开论述。“平底海船”一般在较浅的内陆河川以及多岩礁的沿海区域航行，被看作沙船的前身，其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是元代。元朝定都大都，即今日的北京，因此自江南向大都地区大量运输漕粮成为必要。这些税粮的主要运输形式是利用“平底海船”进行海上输送，并不是利用大运河的内河漕运。以下就这些平底海船的情况进行论述。

2. 宋元时代的平底海船

《宋会要辑稿》第145册，《食货》五十之二十中，有关于平底海船的记载：

孝宗隆兴二年五月二日，淮东宣谕使司言：“去年三月，都督府下明、温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因明州言，平底船不可入海，已获旨准年例，籍民间海海船，更在防拓。近都督府再令造船，每十只之费，公家支经总钱三万贯，兼材打采木，公私受弊。”

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淮东宣谕使司报告说，隆兴元年三月都督府命令明州、温州等地各造平底海船十艘。但是由于明州地方利用平底海船进行海上航行比较困难，于是征用民间海船。这些海船不是平底船型，估计应为有龙骨的尖底海船。

1279年，元灭南宋，《元史》卷九三《食货一》中有：

至元十九年，伯颜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

丞相伯颜命令张瑄及朱清等沿用宋代的图籍所载海道实行海运，将物资运往大都。

《元海运志》所引罗洪先的《广舆图》中有：

朱清、张瑄者，海上亡命也，久为盗魁，出没险阻，若风与鬼，劫略商贩，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伯颜建议海运，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户，押运粮三万五千石，仍立海道万户府三，以清、瑄与罗璧为万户，辖千户百户，所领虎符、金牌、素银牌。船大者不过千石，小者三百石。

可见，朱清和张瑄本来海上盗贼为业，但是，元灭宋之后，二人被朝廷招安，授以“金符千户”，承担起海上运输的职务。

《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所引《经世大典》中有：

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运江南粮，以河运弗便。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颜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量万户府三，以商人朱清、张瑄、罗壁为之。初岁运四万余石，后累增及二百万石，今增至三百余万石。

忽必烈征服南宋以后，因使用大运河从江南往北京输送税粮的漕运运输不便，于至元十九年（1282）采纳了丞相伯颜的建议，使用海运将税粮输送到直沽，再由直沽运至大都。因此，设置了运粮万户府三个，以商人朱清、张瑄和罗璧来承担输送任务。最初只运送了四万余石，逐渐增多到二百万石，之后达到三百万石。

关于朱清和张瑄 二人，在《元史》中并没有他们参与海运之前的相关记载。对此，可以参见后世的一些记录。

明嘉靖《太仓州志》卷八《杂传》中有以下记载：

元朱清，字澄叔，崇明姚沙人。张瑄，嘉定之新华村人。朱清少倶无赖相结为兄弟。宋季年，群盗相聚，乗舟钞掠海上，朱张最为雄长，阴部曲曹伍之，当时海滨沙民，富家以为苦，崇明特甚。朱尝佣杨氏，夜杀杨氏，盗妻子货财去。苦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甚径，且不逢浅角识之。胡元廷议，以兵方兴请事，招怀朱张，即日降，以吏部侍郎左选七资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属为防海民义，隶提刑节制水军。宋亡，从宰相入见世祖，授金符千户海运方兴实与奇谋，初年运粮不过四万石，后通增运至三百余万石。朱累官至昭勇大将军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大司农。张累官至明威将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

从以上记录可见，朱清本是崇明岛姚沙人，张瑄是嘉定新华村人，为宋末的“无赖”之徒。被任命前，曾以长江口的崇明岛为据点，利用海船行海盗之事。朱清曾杀害了其杨姓雇主，并抢夺了雇主的妻子和财产，之后横行于黄海和东海海域。到了元代，二人被朝廷招安，成为海上运输的中心人物。他们熟悉长江口到东海、黄海、渤海海域的情况，这是他们被朝廷委以重任的重要原因。

嘉靖《浙江通志》卷三三《官师志》第五之十三中有如下描述：

朱清，宋末人。尝为富家佣，杀其主，亡入海岛为盗。与其徒张瑄，抄掠海上。备知海道曲折，寻就招怀，为防海义民。伯颜平宋时，遣清等载宋库藏诸物，从海道入京师，授金符千户。二人遂言：“海运可通。”乃命总管罗壁暨瑄等，造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入京师。然创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旧运，寻复因忙兀解言海运为便，遂立万户府四于两浙。又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令清、瑄二人为运使。二人致位显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园馆舍遍天下，仆从佩金虎符为万户千户者数十人。上闻其不法，诛之，没入其产，赈两浙饥民。

根据嘉靖《浙江通志》的记载，朱清本来受雇于宋末的富庶之家，后杀害了其雇主逃亡海岛成为盗贼，也就是海盗，而张瑄也是航行于海上以抢夺为业的海盗之一。他们都对海上航行非常熟悉。到了元代，被伯颜招安，开始负责海上运输的重任。

关于这两个人的情况，嘉靖《浙江通志》卷三三《官师志》第五之十三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脱脱，大德间为江浙平章。初宋季海盗朱清、张瑄，备知海道曲折。至元间，创通海运，置都漕运万户府，令二人掌之。二人父子，致位显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园馆舍遍天下。巨艘大船，交诸番中，廪藏仓庾，相望车马，填塞门巷，仆从佩金虎符，为万户千户者，累数十人，遍以金帛结贵，近无不受其赂者。江南僧石祖进，摭其不法事，上闻诛之，妻子被逮，以金珠巨万赂脱脱，祈蔽其罪。脱脱以闻，成宗喜曰：“我家老臣子孙，固宜与众人殊也。”赐内帑黄金，优诏以旌之。

这里明确记载了朱清和张瑄为宋时的海盗，熟悉海路。元朝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任用二人成为海运事业的主要负责人。

除了朱清、张瑄之外，罗璧也同样担当了海运职务。元人程巨夫著《雪楼集》卷二〇《元都水监罗府君神道碑铭》中有：

维至元十有二年，世祖皇帝下江南，招纳降附，总揽英杰，披腹心，掲恩信，靡不扬，声奋烈，移忠本朝，以成圣人……侯讳壁，字仲玉，年十三而孤事母俞，以孝闻……十五年，从张元帅广南，赐金符，转明威将军，管军总管镇金山。居四年，海盗屏迹，徙上海督造海艘，再月而毕。明年朝廷议转江南之粟，以实京师，下其事行省，侯独以海道便，部漕舟，率先道海，自杨村入，不数十日至京师。……

以上指出罗璧曾在至元十九年（1282）镇压浙江金山的海盗时建功，并在上海花两个月时间建造海船，第二年在承担海上运输过程中也取得了功绩。

弘治《上海志》卷七《惠政》中也有关于罗壁的记载：

罗璧，字伯玉，镇江人。至元初，为总管，镇上海，建议海运，部漕舟，先道自杨村，入不十日至京师，民省部运之劳。

可见，罗璧是镇江人，被元朝委任为海运官员。

元代之所以利用海运从江南往京师大都输送税粮，其主要原因就是大运河的运输不便。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中有：

至元十九年，伯颜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廷，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

伯颜根据海路运输图书典籍一事，向朝廷上奏了海上输送的便利，委任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建造平底海船60艘，利用海上运输输送漕粮4.6万余石到达京师。相当于平均每只平底海船运送粮食767石。罗洪先的《广舆图》中记载，大型船可运1000石，小型船可运300石，二者平均为650石。如此看来，《元史》关于一艘海船的运载能力为767石的记录是可信的。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岁运之数》中记载了至元二十年（1283）到天历二年（1329），约50年间的海运运载数量，整理如下表：

《元史》中所记载的“平底海船”60只，输送了4.6万石的税粮，每只可输送767石，由此可以计算出每年所使用的船只数量，如次页表2。大德年间（1297—1307）最多2000只，至大年间（1308—1311）以后超过3000只，延祐年间（1314—1320）超过4000只。到天历二年，超过了4000只，达到4500只的规模，这应该是事实。

元代程端礼著《畏斋集》卷五《重修灵慈庙记》中有：

至正元年冬十月庚申，修灵慈庙成，庙史述鄞人之意，以事状来，曰国朝岁漕米三百万石，给京畿，千艘龙骧鲸波万里，飓风或作，视天如亩，号神救援……

至正元年（1341）灵慈庙被重新修缮，当时依靠海运输送的漕米有300万石，征用的船舶约有1000艘。由此可以看出，一艘船的运载量大约3000石。

有关元代到底如何使用船舶进行海上运输，高荣盛的《元代海运试析》 中有所论述。他将各史料中的船舶数量整理归纳，计算出船舶的平均运输量。

关于输送的经费，程端礼的《畏斋集》卷五《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千户朱奉直去思碑》中有：

皇庆二年冬十月，省部奏准温台庆元每石脚价钱一十一两五钱，浙西绍兴每石一十一两，盖视道远近为差也。

皇庆二年（1313）十月，温州、台州、上海的运费为每石11两5钱，浙西、绍兴每石11两。

元代大规模实施海运的情况在《元史》中有比较明确的记录。当时主要利用的是平底海船。有关这些平底海船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考明代王在晋《通漕类编》卷九《历代海运考》的记述：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备，有仙鹤哨船，每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又分其纲为三十。每纲设押纲官二人，以常选正八品为之。其行船者又顾募水手，移置扬州，先加教习。领其事者则设専官秩三品，而任之。

这一段史料指出了元代海运的优势。万历《新修崇明县志》卷八《海漕》中有这样的记录：

元至正十九年，西沙人朱清、张瑄建言，海漕抵直沽，以达京师。初岁以官船运米，八月于娄家港，来会由通州海问县黄连沙，开洋沿山堤墺至盐城县，历西海州，密、胶等州界，涉灵山洋，东北行月余至成山。次年三月，方抵直沽。至元二十一年，定议官支脚价，令近海人户，自行造船，顾募梢水，运粮依验，十觔百里，每石脚费八两五钱。至元三十年，千户殷明踣开生路，自娄家港至本县三沙放洋，望东使入黑水大洋，放成山，转西至刘家岛成骔，取紫迈登舟沙门岛，放莱州洋入界河，不旬日，而抵直沽。此路甚便，后减脚作六两五钱。

那么，元代海运中所使用的平底海船又是何种船舶呢？在元代的史料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明代万历六年（1578）梁梦龙的《海运新考》卷上《成造船式》却有如下记录：

元用罗璧造舟，名曰海鹏，一名海鸡。其制龟身蛇，首版木坚厚，每船两旁用大竹帮，夹隋带楸杉梧桐轻木，一不畏礁，二不畏沙，一任风浪，轻浮若隼翅，然以鹏名者。言迅捷有扶揺万里之义。沙船亦利，今载米踏试海道，所雇淮船，名曰海雕。

罗璧的船舶被称作海鹏或者海鸡，其船体平且细长，侧面是竹制的梶。可以抵抗海中的岩礁和沙洲，航行起来如隼一样轻快，因此被称作“海鹏”。沙船也是航行便利的船舶，被雇用于海上行驶的淮船被称为海雕。

王在晋在《通漕类编》卷九《海运·历代海运考》中写道：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备，船有仙鹤、哨船，每船三十只，为一网，大都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又分其纲为三十，每纲设押纲官二人，以常选正八品为。

可以看出，元代的海运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其运营也比较通畅。被用于海运的船舶被称作仙鹤船和哨船，航运的方法主要是30只组成一个船队，900余只船可以输送300万石的税粮。此外，8000余船户被分成30纲，各纲设置二名押纲官。

3. 明代的平底海船——沙船

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平底海船是沙船。沙船名称的由来可以参见乾隆《崇明县志》卷一九《艺文志》中明人所写《再陈海运疏·前人》（第46页下）：

沙船以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淮安名海雕者，俱现在天津装运第使船之人，必须惯家舵工、水手，惟海民为能募其船，即听船户自选。《崇明县志》云隆庆六年复海运，初募耆民，沙船从淮抵津，甚捷。朝廷赏给冠带，明年改官船官军即多。

沙船名称的源于长江河口处的崇明岛的崇明沙之“沙”，可能是崇明沙的民众为了近海海域和长江水域的航行之便而发明的船舶。因此，多见于长江河口附近和长江河口近海的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由于这些地区的人们善于海上航行，明朝隆庆六年（1572）推行海运的时候，沙船也为官府所用，并征为水军之用。

嘉靖二十年（1541）五月，南京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沈岱的《南船纪》卷一中有“二百料巡沙船”的图，上面有一则按语：

［沈］启按，所谓沙船，象崇明三沙船式也。三沙浮海，人长呑天浴日之区，靛盐为业，履险如夷，走船如马，家海门江，朝吴暮楚，苟惊风立浪之相遭，则鼓气扬眉之有候矣。是以率多无良咎之者，皆以性成于习，而不知器利于用者，有以助之，巡船式之器亦利矣。用器者能以沙船之习，习之斯，不失为军国之沙船也。中有洞屋，是以更番，外有女墙，足以间卫义起者云。……共长六丈七尺，阔一丈三尺六寸。

沙船是组成崇明岛的崇明三沙的人们经常使用的船只。当时船只被当做马匹一样频繁使用。这个二百料巡沙船，全长六丈七尺，船宽一丈三尺六寸，长宽比例为4.93。

嘉靖三十二年（1553）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卷二《舟楫志·图志》中《二百料巡沙船的图》中有：

船面自头至稍陆丈壹尺。

船底自头至无板处肆丈。

无板虚稍壹丈壹尺陆寸。

头阔柒尺伍寸，深肆尺壹寸。

中阔壹丈贰尺叁寸，深肆尺贰寸。

稍阔玖伍尺。

这里也明确记载了船体的规模。其中，全长六丈一尺、宽为一丈二尺三寸的沙船，与以上记载的沙船一样，长宽比例都为4.96。在李昭祥的按语里有这样的记载：

按，三沙在崇明界，浮居海中。其人以鱼盐为稼穑，以舟楫为舆马。虽惊涛怒波，震荡掀掲，彼方出没其间，扬眉鼓气，挟其所长而用之。故时入江洋为盗，巡船而曰沙者，岂非仿其制度。

以上资料也记载了沙船之名由来于崇明沙，还记载了崇明岛上的人们乘船如乘马的生活。沙船的长处就是既能在长江航行又能在海上航行。

沙船的故乡崇明岛，位于长江入海口，面对东海海域，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船舶是其交通往来必不可缺少的手段。沿海的各沙洲的民家都拥有船只，在长江和近海自由航行，贩卖鱼盐。正德元年（1506）发生在崇明岛的海盗施天常之乱的当事人施天常就是从事非法盐运的人物之一。因此，施天常可能是居住于崇明岛半洋沙一带。施家施天佩、天泰、天常、天杰四兄弟以崇明岛为根据地贩卖私盐，由于与东家董家不断发生经济摩擦，在与董家相通的官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施家逐渐成为叛乱中心，被官府称为“海盗施氏”和“海盗施氏叛乱”。这次叛乱平息后，崇明岛的居民不仅被禁止远洋航行，而且近海捕鱼、运送燃料以及近距离交易崇明岛本地特产的活动也被禁止。此外，对航行区域也有了明确限制，长江上的航行只允许到镇江，东海海域的航行只允许到嘉兴，禁止往嘉兴以南的海域航行。由此，崇明岛居民的海上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关于沙船的特性，万历三十年（1602）序刻本《两浙海图防类考续编》卷一〇《海船图说之沙船式》中有以下描述：

沙船能调戗使斗风，然惟便于北洋，而不便于南洋。北洋浅，南洋深也。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北洋有滚涂浪，福船、苍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不畏此，北洋可抛铁锚，南洋水深，惟可下木椗。

可见，沙船适合航行于长江河口以北的海域，即“北洋”，不适合长江口以南的“南洋”海域。最大的原因是沙船船底较平，不能在水深浪大的海域航行。相反，尖底船福船、苍山船吃水较深，如果在水浅的北洋行驶，则存在船底接触海底的危险。

上面是各书中出现的明代沙船图。图4出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序刊本王圻《三才图会·器用》四卷，图5出自天启元年（1621）序刊本茅元仪《武备志》，图6出自茅元仪《武备制胜》，图7出自天启四年（1624）序刊本《筹海图编》，图8出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筹海图编》的沙船式图。

万历《新修崇明县志》中，有关万历三十二年（1604）有以下记载：

三吴雄县星罗，独崇明一县，介在海徼，盖大江以南之第一严邑也。

崇明岛是位于长江河口的一个县。该书卷八《兵防志·军民对兑议》中有：

崇邑孤悬海中，岛夷出没，其间猝遇有警，可越而登也，故养兵最急。

由于崇明岛位于海中，很容易遭受外界侵扰和袭击，因此防御是当务之急。为了海防，则需要大量船只：

苍船七只 由福建改造

沙船三十只 旧额三十只，万历三十年今县令张公因地方险要。……

桨船五只

唬船十六只 概用 桨八人□□□……

划船五只 划似唬船而小……

可见，从船只的数量上看，海防的主力是沙船。该书卷八《寇警》中有：

万历二十五年，日本关白潜兵袭朝鲜，势逼辽东。奉旨调南船东征，崇明把总哨点选沙船二十艘，船兵五百名，属都司，武懋功统领赴敌。九月初八日，起发太仓，自娄河通大沽口出海，以达鸭绿。

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本的丰臣秀吉第二次侵略朝鲜，“庆长之役”时，曾征用了崇明岛的二十只沙船和五百名船兵。由此可知，当时沙船已经作为军船使用。

万历《新修崇明县志》卷八《海漕》中有：

隆庆六年，因卫河流走，运船淹没，水路梗塞，督运参政潘允哲奏复海运苏松兵备蔡国熙，奉旨委本县县丞孙世良招募沙船一百艘，每百石官发水脚银二十三两，随即押领耆民董祜、钮子榜、陆禚、黄朴、黄卷、施大忠六人，并各船户，自镇江达淮河验同淮船二百艘，改委吴淞所千户臧仲统，领出清江浦，由登莱等州成山等墺入大沽、天津一带，直抵北通州交卸。耆民六人，上捷其功，而悯其劳重，加赏赉给冠带荣身，次年改造官船，复运二年，缘船多覆没官耆溺死，甓甃高邮一路运河，仍行内运讫。

隆庆六年（1567），由于从南方往天津卫河运输的船只沉没，造成漕运不畅，政府急从崇明县征用100只沙船缓解运输困难。当时崇明县的六人（董祜、钮子榜、陆禚、黄朴、黄卷、施大忠）被委任，负责输送税粮的任务。

以下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六月，有关山东到天津间海运的一则上奏：

山东虽有六十万之加，而无船装运，虽加多亦属画饼也。合无通将淮安浙直之船，及天津自造之船，通融合算，淮船以每只一千五百石为率，浙直船每只以一千石为率，天津自造船，每只以八百石为率，每只又以往返三次为率，共算天津运粮三十万石止，该用船九十一只。

山东有60万石的税粮没有船只运输，因此使用淮安、浙江的船只及天津的自造船只进行运输。淮安的船舶可以搭载1500石，浙直的船舶可以搭载1000石，天津的船只可以搭载800石。这样，三次航海就可以运送粮食30万石。当时用来运输的船舶有：

计开今拨

莱州府报到船十八只，共装粮一万八百一十四石

船户陈杉船一只，装粮五百一十九石

船户张仓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陆汝成船一只，装粮八百三十石

（中略）

船户陆光胤船一只，装粮八十一十五石

委官周谟报到安东卫船八只，共粮三千一百四十六石

船户陈文船一只，装粮一百一十石

（中略）

船户王济船一只，装粮七百石

赞理辽饷户部主事田 手本开送沙船十九只，共装粮一万一千四百石

船户程时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程计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苏尚计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姚忠烈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陈五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司珠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徐少楼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曹奎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陆礼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李际明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孙应时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蒋木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徐桂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陈俊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王义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潘祖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赵东彛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王棋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船户李通船一只，装粮六百石

以上共船四十五只，共粮二万五千三百六十石。

这45只船舶中，莱州府的大船可以搭载830石，小船可以搭载260石。安东卫的大船可以搭载700石，小船可以搭载106石。此外，有19只沙船可以搭载600石。

沙船在清朝初年还作为重要的战船使用：

顺治十八年成例，崇明沙船一百只内，拨出七十只，泊于上海之黄浦江，仍留三十只，以资崇明侦御。今值海江多事，应将前项沙船，照数拨出。……崇明沙船特以设防海疆，今黄浦与崇明相对外通大海，内达苏松，将沙船湾泊黄浦江，可以策应……

根据顺治十八年（1661）的成例，每100只崇明沙船中，70只停泊于黄浦江进行巡逻，另外30只负责崇明岛的警备。由于海防的需要，加强海洋和长江的警备，申请将以上配置进行调整和变更。从这则史料，也能看出沙船适合海上和长江航行，并可以担任警备任务。由此可见，沙船不仅可以用作海运的漕粮运输，也作为战船使用。

在崇明沙近海航行的平底海船也称为沙船，民国初期，有关沙船的由来和形状，可以参考1907年刊行的《沙船乡土志》第一五〇课《沙船》：

本邑地处海疆，操航业者夥，通商以前，俱用沙船，以其形似沙鱼，故有此名。沙船的名称来源于其形似沙鱼，故得以此名。

沙鱼应该是指通常所说的“鲨鱼”，这一点可以参考1930年刊行的《上海小志》卷三《航业》中有：

沙船 本邑当商埠未辟之前，因地理上之关系，居民操航业者甚多，邑中富户多半由此起家者。其船名曰沙船，以其形似鲨鱼也。

可见，沙船的名称由来于其形状酷似“鲨鱼”。《上海乡土志》和《上海小志》都采信了这个说法，我认为这里的“鲨鱼”应该指的是在河口和较浅的内海区域生存的鲨科 虎鱼。该种鱼体型小且细长，和沙船的船体非常接近。

4. 小结

综上所述，酷似沙船船体形状的“平底海船”可以称为具有先驱意义的船舶，从宋代文献开始，元代的海运多使用这种平底海船。

明代以后，作为平底海船的一种，沙船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势力明显增加，从其功能性上看，在长江口附近还被作为战船使用。

崇明沙船特以设防海疆，今黄浦与崇明相对外通大海，内达苏松，将沙船湾泊黄浦江。

可见，崇明沙船的活动区域不仅局限在崇明岛附近的海域，还在长江及黄浦江等内河水域的航行。沙船是既能适应海洋，又能适应内河两种不同航行环境的船舶。

（杨蕾 译） Fo9NvWrqxtkDyoDcXcv9iFo+vN4WTOwf8KZqmPufeioSoA/oD1R+wEB8vGTj6u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