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世那些年,我每有书出,就献给她。忽一日,母亲满脸不明白的样子,叫声我小名,认真地问:
“……姆妈养侬出来,怎么不晓得侬会写书呢?”
其实如今出本书不算多大的事。母亲有所不知。我存着上百册历年收到的赠书,有位老帅哥一次性送我十二本,装帧考究,锃亮的封面,全是他的著作,跟他比,我这不能叫做“书”,不过是杂稿的凑合。
十多年来,我所诧异的是给人写了不少序言。收入此书的篇幅,仅占半数——旧友新知,老的小的,甚至从未谋面的人,寻过来,用了怯生生的,但听上去不肯罢休的语气,要我为他们的画展、画册、文集、小说集、书法集,写点什么,我心软,居然支支吾吾应承了。
为什么呢,一面,固然是人情债。人家开了口,傲然回绝吗——中国人的眼神藏着一句狠话:“你看不起我!”——于是低头去写,好几包烟,好几天时间,就没有了。另一面恐怕是虚荣心作祟。倘若名目是在美术之外,甚或更大的话题,我会偷偷闪一念:试试吧,兴许能说出什么名堂。这可好,更多的烟,更多天数,没有了。
什么叫做轻佻,这本“书”便是。
但我就此被称为“文艺评论家”,这倒不好抵赖的。你在人家的书页前果真写了序,既是序,就有评论的意思了。
我见了谁谁谁的东西,当下起好恶,熬不住说。老友曾当面揭发:知青年代我就满口胡言,对人家的作品动辄大赞,或者大骂。后来市面上混久了,逢迎、狡猾、敷衍、取悦,我都会,且能把握分寸——我知道,同行面前,真话不可说。
就此而言,中国没有critique,更别谈criticize。诸位如果愿意读这些序言,多是肯定、叫好、赞美,并没有坦然的批评——倘若有,一定是借早已死去的前辈挡着,半阴半阳地损几下子。而当我赞美时,我敢说,十二分当真,此外,事情还有别的面向。
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早年研究法国思想,剖析萨特与波伏瓦,颇不留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去到剧变中的捷克与波兰,结交不少豪杰,豁然有感于西欧人轻忽的另一维,乃自称“发现了东欧”,文路起了变化,说他开始享受赞美,还说,就写作而言,赞美,或许较批评还难做到。
这话说得好,虽说我的小把戏岂能望见他的境界,但我的世故仿佛得了宽赦,等于吃补药。说来奇怪,一字一句赏阅某个家伙,某件作品,我确乎得到快感,而要能稍稍做到诚实的赞美,果然大不易。
都说写作须得诚实,具体指什么呢?九十年代我曾很喜欢阿城推荐的一部上海人写的小说,事后问他何以觉得好,他想了想,说:“态度好。”我一直记取这句话,也拿来要求自己的写作,尤当语涉critique。当然,人判断不了自己的态度是否真“好”,所以我有没有做到,不敢说。换言之,对我的作文的criticize,应该来自读者。
可惜我的写作(包括绘画)从未得到像样的批评,这将使我很难进步。近年得识一位零零后小子,隔了两代,辈分与名位于他不起作用,于是对我的某篇、某句、某个意思,提出异议,照直批评,还帮我剔除错字与笔误。
一个评论者能得到他人的评论,critique变得快乐。跑来求稿的人要一篇序,我也借了陌生的主题,磨蹭智力与写作,没个话题扔过来,我的脑筋会怎么转,自己并不知道。
这本集子的话题半数在美术圈打转,最用力的一篇是写老前辈张光宇,因事涉现代美术史,不免紧张。稍稍松动的篇什里,《目光与心事》似乎还好,便取了做书名。写成后,盼着能和这位久居北京的意大利摄影家勾搭见面——他来字说我道着了他的心事——结果命令我写序的中间人取了稿子,再没下文。
往后,我的业余的critique该约束了,对付人情债,毕竟很苦,人老了,得给自己多留点光阴。再者呢,当母亲说了前面的话,脸色一沉,压低声音说:“还是要当心呀,弗要乱讲话。”妈妈,我也怕惹事,您要是发现儿子是在书里胡扯艺术,赞美艺术家,该会宽心的吧。
2023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