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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一台戏。
三个人，即青年君主乾隆和两位老臣鄂尔泰、张廷玉；一台戏，也就是发生在他们三人之间的乾隆朝早期的经典政治事件——鄂张党争。
那么，此前在雍正朝一向忠心耿耿、不喜结交大臣的鄂尔泰与张廷玉，为什么会在乾隆朝开始“党争”了呢？而在面对心胸更加“开阔”的乾隆时，他们二人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好的，让我们再次请出鄂尔泰和张廷玉。
说起来，“鄂张党争”这件事的根源既不在鄂尔泰，也不在张廷玉，更不在乾隆，而是在雍正。原因有二：一是雍正生前对皇子们的教育，太特殊；二是雍正死后留下来的遗诏，太致命。
雍正生前为了避免皇子们重演“夺嫡斗争”的惨剧，是把弘历和弘昼两个人都严格限制在宫里读书的，既不让他们参与政务，也不让他们结交大臣。由此便导致乾隆刚继位时，别说掌控政府，就连朝堂上的官员，他都不能认全。因此，当时乾隆为了完成权力的平稳过渡，保障政府的日常运行，就必须依靠前朝旧臣的力量。而这也把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人的政治地位推向了顶峰。
与此同时，再看雍正的那份遗诏，可以说，雍正对鄂尔泰和张廷玉实在太好了。在遗诏中，不但让二人做了辅政大臣，还让二人配享太庙。更关键的是，雍正遗诏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清世宗实录》卷一九五，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潜台词就是，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否则鄂尔泰和张廷玉，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倒台的。因为他们得到了雍正的担保。于是，问题来了，假如朝堂上有两个大臣，他们权力大、地位高，并且几乎不可能倒台，那么，无论在哪一个朝代，结党都会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甚至，即便他们本人没有结党的意愿，下面的官员也一样会扑上来，躲都躲不开。因为他们已经身处那个关乎权力命门的位置上了。
所以，雍正对皇子的特殊教育和对鄂、张两人的过度信任，就使得“鄂张党争”成了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
不过，乾隆同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的君臣关系，在最开始还是非常好的。他们君臣之间从亲密无间到彻底破裂，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官场里的“七年之痒”。
乾隆登基后的两三年，是他们君臣三人关系最亲密的时期。
乾隆一上位，除了恪守父亲雍正的遗诏，封鄂尔泰和张廷玉做辅政大臣，且承诺他们未来一定能配享太庙之外，还额外加恩，封了他们俩一人一个三等伯爵。面对乾隆此时的封赏，鄂尔泰和张廷玉是非常开心的。
鄂尔泰开心是因为，在雍正的遗诏里，辅政大臣的顺序本来是张廷玉在前，鄂尔泰在后的。可等乾隆任命军机大臣时，顺序却反了过来，把鄂尔泰放在张廷玉之前，这显然就是一种特殊重视了。
而张廷玉也很开心。因为在这一轮的封赏过后，他就成了自满洲入关以来，第一个封伯的汉族文臣，并且，只要他未来能安稳地配享太庙，他就将一举超越范文程
，成为清朝历史上地位最高的汉族文臣。这对张廷玉一个老人而言，诱惑可就太大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鄂尔泰还是张廷玉，这两把老骨头在工作中都异常卖力气，成功帮乾隆稳住了执政初期的朝堂局面。
可很快问题就来了。鄂尔泰和张廷玉，俩人越卖力气，插手的事务就越多。与此相应，聚集在他们周围的人，也就越多。
当时与鄂尔泰关系亲近的，就有户部尚书海望、工部尚书史贻直、河道总督高斌、云贵总督张广泗等一大拨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甚至连老十六庄亲王允禄也和鄂尔泰结成了儿女亲家。按理说，鄂尔泰的这股势力实在是令人惊恐，可张廷玉那边也不遑多让。张廷玉是从康熙朝末期开始主管吏部和翰林院的，门生故吏遍布朝堂，甚至张廷玉的老乡在当时都被评价为：
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
在全国各地，当官最多的就是张廷玉他老家桐城的人。
因此，单看他们二人周围的政治势力，不管谁来当皇帝，那都是会忌惮的。于是，在乾隆三年（1738），乾隆就对鄂、张二人搞了一次“钓鱼执法”。
中国古代有种传统礼仪叫“三老五更”
，就是选两个德高望重的大臣，一个当“三老”，一个当“五更”，然后由皇帝对这两个人行跪拜礼，以展示国君尊养老人的姿态。这套礼仪在汉朝时最兴盛，待宋朝以后就没什么人搞了。结果，在乾隆三年，乾隆突然问鄂尔泰和张廷玉：朕哪，一向崇尚中原儒学，准备恢复“三老五更”，二位觉得如何？
当时的鄂尔泰可能真的比较单纯，就说，嗯，倒也不是不行。结果，张廷玉听了后十分惊讶，鄂尔泰老弟你这不是缺心眼吗？你就这么着急配享太庙？直钩钓鱼你都能咬钩？张廷玉不但当场断然拒绝，还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叫《三老五更议》，反复论证为什么不能实行这套礼仪。这件事在史书上的记载是：
事在乾隆戊午（乾隆三年），……曾向军机大臣等，谈及三老五更，而咨其可行与否。彼时鄂尔泰依违其间，张廷玉则断以为不可。（《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四，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七日）
此番事出之后，乾隆看鄂尔泰就甚是不爽：
盖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近于骄者。（《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四，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七日）
意思就是，鄂尔泰你这个人太骄纵了，什么事都敢当真？朕就是跟你说说，你倒也真敢答应。
而另一边，张廷玉的谨慎就给乾隆留下好印象了吗？也没有！因为张廷玉太完美了，办什么事都不留一点破绽，以至于坊间就兴起了一条政治流言：
阁老张廷玉负天下重望，……彼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
此话一出，别说乾隆受不了，换了谁当皇帝都受不了。有张廷玉在，就天下无事，那皇上不就成摆设了吗？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28岁的乾隆又该如何破局呢？
在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小矛盾存在的。究其原因，大概就是雍正十年（1732）的时候，鄂尔泰从西南一回来，就抢了张廷玉军机处首席大臣的位置。资历更深、年纪更大的张廷玉，心理上自然是不太好接受的。不过他二人的矛盾想来也不会特别大，因为今天我们翻遍史书，能找到的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唯一一次直接交锋，其实就是一次耍嘴皮子的开玩笑。
乾隆即位后某年夏天，鄂尔泰和张廷玉在军机处上班。因为天气太热，办公室又太小，鄂尔泰就把官帽摘了，并问周围的人说：“此帽置于何所？”——还不赶紧来个会办事的，帮我把帽子接过去放好。结果拍马屁的官员还没伸手，张廷玉的嘲讽就先过来了：相国，您的红顶子还能在自己的脑袋瓜上顶着，这就不错了。（“公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于是，“鄂神色不怡者数日”。鄂尔泰被气得脸色难看了好几天。
这件事说到底，无非是俩老头在斗嘴。而且，考虑到他们在雍正朝时，二人的政治见解经常是保持高度一致的，所以，他二人之间的矛盾，起初就没多深，甚至细品起来还让人觉得有点可爱。
真正始终在暗地里拱火的，那还得是乾隆。故事要从雍正十三年（1735）讲起，当时，贵州发生了苗疆叛乱。雍正安排了刑部尚书张照南下查案。只不过很可惜，张照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大家都知道贵州是鄂尔泰的大本营，如今贵州出事，雍正没派鄂尔泰自己去解决，而是另寻他人，难不成是雍正想整鄂尔泰，君臣二人打算翻脸了？于是，张照的调查报告就说此次叛乱完全是由鄂尔泰当年“改土归流”操作过激导致的，应由鄂尔泰负全责。
结果张照的报告刚打上去，雍正便驾崩了。鄂尔泰摇身一变，成了新朝的辅政大臣。
张照立刻就被乾隆抓了。按鄂尔泰当时的意思，张照必须死，我这辈子最大的功绩就是“改土归流”，张照居然敢说我有问题？可最终，谁也没想到乾隆居然出面了，强行保了张照一命。
鄂尔泰欲置伊于死地，朕若听信其言，张照岂获生全？（《清史列传·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十六·张照》）
可乾隆为什么要保张照？表面上的说法是乾隆标榜“宽仁治国”，轻易不斩朝廷大员。可实际的原因，却是乾隆到晚年才透露的：
盖照即张所喜而鄂所恶者，……余非不知。
嗯，朕当年就知道张廷玉喜欢张照，而鄂尔泰讨厌张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留张照活着，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的关系就只会恶化，不会好转。
在乾隆的期待下，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关系还真就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了。
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就这样，在鄂、张两人没有直接交锋的情况下，他们下边的人倒是有了分组对抗的感觉了。此时的乾隆，心情舒畅，毕竟大臣之间的矛盾越大，作为最终裁判的皇帝的权力才越稳固。
时间慢慢来到了乾隆五年（1740）。
这一年，乾隆30岁。去年，他通过一场“弘晳逆案”解决了宗室内部的不安定因素。此外，“章总”还把握各种时机，完成了官场的大面积轮岗与换血。
与乾隆元年（1736）相比，到乾隆五年的时候，全国的7个总督已经换了6个；17个省的巡抚换了十几个；至于中央的六部尚书，更是挨个儿换了一茬儿，其中最重要的吏部，乾隆还交给了自己的嫡系讷亲
。
至此，在朝堂秩序日益稳固的同时，鄂、张这两位前朝旧臣，也逐渐由乾隆执政的辅政者变成了绊脚石。一场政治打击，在所难免。
乾隆五年四月，在一场御前会议上，乾隆突然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
乾隆既说了鄂、张二人有结党的嫌疑，同时又把这件事和“满汉之分”的民族问题绑在了一起。
乾隆这个做法，于他个人而言，真是非常高明。
这件事本来和民族问题是没关系的。比如鄂尔泰，他虽然是满洲人，但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始终都对读书人礼敬有加。所以，像杨名时、方苞
、李绂、蔡世远这些康雍乾时期的汉族文人，和鄂尔泰的关系一直都很亲密。且蔡世远是乾隆的老师，杨名时、李绂都是乾隆亲自提拔的大臣。因此，乾隆知道鄂尔泰和汉人的关系是很好的。
那乾隆为什么还要挑起满汉的对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乾隆此话一出，满洲大员肯定不敢和鄂尔泰走太近了，怕惹上朋党之嫌；而汉人官员也一样没办法和鄂尔泰走太近了，走太近就会被其他汉族人嫌弃。反过来，这对张廷玉的人际关系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乾隆的一句话，如一顶帽子般扣了下来，“鄂张党争”抱团对抗的局势，就此便给遏制住了。“章总”绝对是玩人的天才。
可光靠嘴说还不够，还得见血才行。乾隆即位之初始终标榜“宽仁”，他连一个朝廷大员都还不曾杀过。这皇帝不杀人，威慑力始终就感觉有所欠缺。很快就有一个人撞枪口上了，这个人就是时任兵部尚书兼九门提督的鄂善。鄂善虽然名字里有个“鄂”字，但他既不是鄂党，也不是张党，是一个满洲中立派。与其杀鄂、张任何一边的人，燃起另一方的嚣张气焰，倒不如先挑个中间派动手，这可以同时震慑鄂、张二人，让他们知道，朕也是会杀人的。
事情的起因是在乾隆六年（1741）三月，鄂尔泰的学生御史仲永檀举报鄂善受贿。仲永檀此举的最初目的应该很简单，就是想把鄂善从兵部踢出去，以扩张鄂党势力。但谁也没想到，鄂善最终会死。鄂善被捕之后，对受贿一事始终是死不承认的，而官员们也没打算好好审，本准备以“下人受贿，鄂善管教不严”的罪名，稀里糊涂地结案就完了。可关键时刻，乾隆突然表示，自己要单独提审鄂善。而这一套审案过程看下来，令人毛骨悚然，没有任何的大刑伺候，纯粹就是心理战。
乾隆提审时和鄂善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此事汝家人及过付之人，皆已应承”。鄂善啊，你家里人和中间人都已经招了，你就承认了吧。可此时的鄂善根本不信，也是不可能承认的。接着，乾隆又说：“汝能保汝家人舍命为汝，而自认此赃为己吞乎？”鄂善，你觉得你家里人会连命都不要了，来替你背这口黑锅吗？他们真的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就招了吧。而就在鄂善动摇的一瞬间，乾隆又开启了更大的忽悠模式，说“汝一身之事，所关甚小。而朕用人颜面，所关则大”。你的命其实不值钱，朕的面子才是更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朕是个好面子的人，鄂善，你是朕所重用的人，你就是朕的面子。接着便说：“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以全国家之体。”你要没受贿，那皆大欢喜，但假如你真受贿了，可得如实跟朕说，到时朕会让他们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你家里人，这样你既能保住官位和性命，朕也能保全自己的脸面，两全其美。千万别搞得你家里人都招了，人证物证俱全，你自己却不说实话，到时朕就是想保你，也保不了啊。（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乾隆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中遇见过像“章总”这样撒谎如喝水一般坦然的领导，假若遇到了，可一定要小心，不然可能就会像鄂善一样下场悲惨了。“鄂善熟思，乃直认从家人手中得银一千两是实。”鄂善在深思熟虑之后，承认自己的确受贿了1000两银子。接着，“章总”立刻就上演了经典川剧艺术——“变脸”，瞬间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鄂善啊鄂善，朕一直很信任你，甚至包括朕的父亲，先帝世宗宪皇帝那也是很信任你的，你怎么真就受贿了呢？接着，乾隆便说：“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负恩至此。国法断不可恕。”即便朕想放过你，国法也不能放过你，组织可是有纪律的。最终，乾隆宣布：“尔罪按律应绞，念尔曾为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颜复立人世乎？汝宜有以自处也。”鄂善你本来应该被施以绞刑，但毕竟咱们君臣一场，朕一向宽仁，心有不忍，可即便朕不杀你，你自己应该也没脸活着，所以，你还是自杀吧。（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乾隆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于是，鄂善就这样成了乾隆朝第一个被杀的一品大员。最有意思的是，乾隆骗杀鄂善的全过程，最后是自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亲口说出来的。真是杀人诛心。乾隆不但真敢骗，也真敢杀。之后，乾隆更是让自己的两个亲信舒赫德
和哈达哈
，分别接管了兵部尚书和九门提督的职务，紧紧地攥住了京城内部的情报系统和军事力量。
到了这个时候，朝堂的局面几乎是一边倒地靠向了年仅31岁的乾隆。
在乾隆朝，鄂、张两拨人虽然看着势力强大，但实际上他们是没有任何擅权僭越的行为的。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人在历史上的退场，也都是很有意思的。
乾隆六年年底，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突然上书乾隆，要弹劾张廷玉：
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清史稿·列传八十九·刘统勋》）
张廷玉作为三朝老臣，一辈子够光荣了，晚年该更加慎重才是。尽管他什么错都没犯，但考虑到他家里当官的人实在太多了，为了防止张家盛极而遭人非议，建议若无特旨，张家所有人三年之内一律不准升官。
对于刘统勋这次的突然上奏，人们始终有两种猜测：第一种，刘统勋是乾隆的老师，他是在乾隆的授意下故意上奏打击张廷玉的；第二种，刘统勋是雍正二年（1724）的进士，而张廷玉恰好是那一年的主考官，所以刘统勋是张廷玉的门生，这次上奏其实是他和张廷玉的合谋，想用最小的代价，让70岁的张廷玉尽快退出官场，平稳落地，安度晚年。不论刘统勋的动机是怎样的，总之，在他这次上奏后，张廷玉就逐渐不问政事，大隐隐于朝了。
不过比起张廷玉的主动消失，鄂尔泰的退出就多少有些狼狈了。前文也讲过。
当时是乾隆七年，乾隆收到举报说鄂尔泰的学生仲永檀在给乾隆写密折之前，是曾和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商量过的。于是，乾隆立刻逮捕了二人，要求严加审问。但因为他二人身份特殊，所以官员一开始审案时只是打算以泄密罪处理。但乾隆说不行，要按“结党”罪处理，并且将背后主谋直接指向鄂尔泰。于是，待官员再次审问时，一上来就进行了有罪推定，说仲永檀和鄂容安是：
意则当将参之时，必先告知鄂尔泰；既参之后，必即将所奉谕旨告知鄂尔泰。
意思是说，一切都是鄂尔泰在幕后主导的。最终，官员们就强行以“结党包庇”的罪名结案，并申请逮捕鄂尔泰。可问题在于，这个罪名既没有物证，也没有人证。于是，乾隆最终以“举荐仲永檀有误，识人不明”给鄂尔泰定了罪，并做降两级处理，未严加处罚。
从此之后，鄂尔泰就和张廷玉一样，很识趣，再也不问政事了。他们三人之间的“七年之痒”也就此结束，而所谓的“鄂张党争”，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可或许，“鄂张党争”本来就不曾存在。
因为回望过去的7年，这老哥俩之间其实是没有过任何正面冲突的。即便说他们各自周围聚集了很多人，但乾隆也没能从法律上找到他俩任何结党营私的证据。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本来在军机处会闹别扭不说话的鄂、张两人，淡出官场之后，反而会主动在一起吃饭、喝酒、吟诗、唠嗑。
乾隆八年（1743），已经被边缘化的二人有一回一起吃饭。鄂尔泰感慨自己最近脚崴了，走路都不利索了，结果张廷玉还安慰他说：
神明松柏茂，何惜小蹒跚。
西林相国，像你这样光芒万丈的人，即便走路费力了一些，但它并不会影响到你光辉的人格，不要太在意。
而等到张廷玉哀叹自己70多岁，想退休回家养老却始终张不开口时，鄂尔泰则反过来安慰张廷玉道：
七十古稀有，如今数校宽。
那能返初服，适得谢朝官。
张太保，你就别想了，咱俩这都当一辈子官了，宦海浮沉，这身官袍子，是想脱就能脱的吗？最后，等俩老头都喝多了，连走路都打战的时候，鄂尔泰还跟张廷玉说：
与公计奔走，同是一蹒跚。
哎！咱老哥俩一起走路，怎么就老打晃呢？而今天的我们，既不知道那一年72岁的张廷玉和64岁的鄂尔泰到底喝了多少，也不知道他们俩的关系，究竟是好是坏。
两年后，乾隆十年，66岁的鄂尔泰先一步去世了，配享太庙，乾隆的心腹讷亲成了新一任的军机处首席大臣。鄂尔泰得到了荣誉，乾隆得到了权力，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只有74岁的张廷玉，还默默活着，并期待着实现他人生最后的两个梦想：落叶归根，他想再回老家看看；配享太庙，真正成为清朝的第一汉臣。
可他的梦想最终实现了吗？实现了，也没实现。作为伺候了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张廷玉，晚年可以说非常凄凉。
乾隆十一年（1746），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病逝，75岁的张廷玉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伤心欲绝，申请退休，结果被乾隆无情拒绝：你不能走。几年后，乾隆十五年（1750），79岁的张廷玉再次申请退休，不过因恰逢乾隆皇长子永璜病逝，乾隆认为张廷玉急于返乡是对皇家不忠，所以，尽管批准了张廷玉的退休请求，但取消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79岁的张廷玉奋斗了一辈子的人生梦想，就此破灭。然而，这还不是张廷玉晚年最痛苦的时刻。不久后，乾隆找碴儿，肆意发难，不但把张廷玉家里的各种御赐之物全部没收，还要额外罚款20万两白银。最终，当了大半辈子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张廷玉，因为生前太过清廉，没有多少积蓄，只得到处筹钱，愣是熬了半年多，四处求人，才在80岁的时候，给乾隆交上了这笔罚款。乾隆二十年（1755），84岁的张廷玉终于在一地鸡毛中寿终正寝，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而直到张廷玉死后，乾隆才恢复了他配享太庙的资格。
皇考之命，朕何忍违？（《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六，乾隆二十年四月初九日）
只可惜，那时张廷玉已经过世了，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能配享太庙，他是带着无限的遗憾去世的。
也许，我们今天会说张廷玉就是清朝第一汉臣，但实际上，张廷玉在临终前应该会觉得自己的这一生就像一个笑话吧。如果说张廷玉晚年的悲剧还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用自己的悲惨衬托出了乾隆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此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大臣敢招惹、触怒乾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