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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人精神十分健全，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观念了。虽然事实上我们之中很多人患有或轻或重的精神疾病，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怀疑我们精神健康状况的整体水准。我们相信，通过引入一些更好的心理卫生方法，我们就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精神健康状况。至于个人的精神障碍，我们仅仅视之为个别事件。也许我们会感到惊讶，在据称是健全的文化中，竟会出现这么多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有把握说我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吗？许多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都确信，除了自己，人人都是疯子。许多严重的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的强迫性行为或歇斯底里的发作是对多少有点不正常的环境作出的正常反应。我们自己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以精神病学的方式来看看这些事实吧。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在西方世界创造了比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社会都多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却以“战争”的方式杀戮了数百万人。除了小规模的战争之外，在一八七〇年、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每一个参战者都坚信，他是为自卫而战，为荣誉而战，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而敌对的一方在一段时间内常常被视做是残酷的、丧失了理性的恶魔，为了将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必须击败他们。但是，在相互残杀事过境迁之后短短几年，昔日的敌人便成了我们的朋友，而昔日的朋友却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又在一本正经地重新划分敌友了。在一九五五年的今天，我们又在为一场大屠杀做准备了。如果这场屠杀实现的话，其规模将超过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杀戮。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将被用于这一目的。大家都怀着混杂了自信与忧虑的心情指望各国的“政治家”能“成功地避免战争”。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就会赞颂他们。不过，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些政治家引起了战争，常常甚至不是因为他们有意制造战争，而是因为他们不能理智地处理人民委托给他们的事务。
当破坏和怀疑一次又一次爆发时，我们的表现与过去三千年来的文明人类的表现并无二致。按照维克多·夏比莱的说法，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公元一八六〇年间，人类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不少于八千个，每一个都被认为能维持永久的和平，但每一个的平均寿命才不过两年而已！
（编按：本书注释除非特别标明，皆为原注。）
我们的经济方向很难令人振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之中：一个特别好的收成常常意味着一场经济上的灾难；我们限制一部分农业生产力，以便“稳定市场”，尽管有数百万人正急需我们所限制的东西。目前，我们的经济体系运转良好，原因之一是，我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制造武器。企业家们担心我们停止生产武器；那种认为国家不应生产武器，应该建造房屋，以及生产其他有用的东西的想法，很容易招致危害自由、损伤个人创造力的罪名。
我们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识字。我们有广播、电视、电影，每天都有报纸可看。但是，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广告的协作下，用廉价的、缺乏真实感的垃圾，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即便是没有充分文化修养的人偶然想到这些东西也会觉得难堪。一方面，不论老少，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了毒害，另一方面，我们却高兴地看到，银幕上没有“不道德”的东西。如果有人主张，政府应该资助那些启迪和提高人们智力的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斥责。
我们已经将每日的平均工作时间减少到了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们现在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我们的祖先梦想的还要多。但是，结果又怎样呢？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这些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我们只是设法消磨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打发掉一天之后，我们便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描绘这幅人人都熟悉的图画呢？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肯定会怀疑他精神是否健全；要是他还声称自己没有什么毛病，行为也完全合乎常理，那么，我们的诊断的正确性就更毋庸置疑了。
可是，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缺乏健全的精神这一观点，很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却拒绝接受。他们认为，在一个社会中，精神健康的问题只涉及某些“不适应”的个体，而不涉及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不适应的情况。本书要讨论的是后者，即，不是研究个体的病理，而是研究 普遍的病理 ，尤其是当今西方社会的病理。在讨论社会病理这个复杂的概念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些有关西方文化中的 个体 病症的发生率的资料，这些资料本身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西方各国精神疾病的发生情况是怎样的呢？最令人惊讶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居然没有什么资料可查。在物质资源、就业情况、出生率和死亡率方面，我们都有比较确切的统计数字，而在心理疾病方面，我们却缺乏充分的资料。在这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比如美国和瑞典，我们有它们的一些确切的资料。可是，这些资料也只涉及精神病患者的就医情况，对估计心理疾病的相对发生率并无帮助。关于精神病护理、医疗设备的改善情况，以及精神病发病率增加的程度，我们能得到的数据也少得可怜。
美国所有医院的大半病床都被用来安置精神病患者了，在他们身上我们每年花费十多亿美元。这一事实并不能表明精神病患者的数目增加了，只能说明护理加强了。不过，其他一些数字却较好地说明了更严重的心理障碍症的发生情况。如果上次战争中美国免征入伍的人员有17.7%是因为精神病的话，那么，即使无法比较过去的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况，这个事实也确实说明了心理障碍症的高发率。
我们可得到的反映心理健康的大略情况的可资比较的资料仅仅涉及自杀、他杀和酒精中毒。毫无疑问，自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假设某一个因素就是它的原因。但是，即使我们不马上讨论自杀问题，我们也有理由作出这样一种假设：一个国家的自杀率高，表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精神不够健康和稳定。所有数据都清楚地证明，这种情况并不是物质贫乏的必然结果。最贫穷的国家自杀率却最低；而在欧洲，日益增长的物质繁荣却伴随着不断增加的自杀人数。
至于酒精中毒，毫无疑问，这也是精神和情绪不稳定的症状。
杀人动机大概不能像自杀动机一样清楚地表明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虽然在他杀率高的国家自杀率低，但如果把这两者相加，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如果我们把杀人和自杀都视做“破坏性行为”，那么，下面几个表格表明：两者相加的比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4.24与35.76之间浮动。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相矛盾。弗洛伊德假设，破坏性行为的发生概率是相对恒定的，而这个假设是他的死亡本能理论的基础。表格中所列的数据反驳了这种说法：破坏性行为的发生概率基本保持不变，只是在针对自身和针对外在世界这两个方向上有所不同。
以下三个表格是欧洲和北美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关于自杀、他杀以及酒精中毒人数的统计。
表格一
表格二
（以上两个表格依据的是1946年的统计数字）
表格三
我们只要略看一下这些表格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丹麦、瑞士、芬兰、瑞典及美国的自杀率以及自杀率与他杀率之和最高，而西班牙、意大利、北爱尔兰及爱尔兰共和国的自杀率和他杀率最低。酒精中毒的数字显示，这些自杀率高的国家（美国、瑞士、瑞典、丹麦），酒精中毒率也高，不同的只是美国高居首位，法国从第六位跃到第二位。
这些数字确实令人震惊。纵然我们可以怀疑，单是自杀率高是否足以表明一个国家的人精神不够健康，但自杀和酒精中毒的人数排名大体一致的事实似乎说明，我们在此抓住了精神不平衡的症状。
于是我们发现，最民主、最和平、最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经济最昌盛的美国，显示出了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症症状。西方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舒适的物质生活、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稳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国家表现出了最严重的精神不平衡的症状！确实，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但至少它们是令人吃惊的。甚至在我们对整个问题作详细讨论之前，这些资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及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否存在某些根本性的错误？
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在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同时是否绐我们带来了强烈的厌烦感，而自杀及嗜酒则是逃避这种厌烦的病态的方式？这些数字是否有力地证明了“人不能单靠食物而活”？这些资料是否表明，现代文明并没有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需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需要是什么呢？
以下几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就当代西方文化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制度下的人们的精神健康和健全的影响作一番批判性的评估。不过，在对这些问题作专门的讨论之前，我们似乎应该先讨论一下社会常态病理这个一般性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本书所表达的总的思想倾向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