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把我的两部小说的背景放在了非洲：《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在比属刚果，《问题的核心》在塞拉利昂。不过，情况完全不同：一九五九年一月我去比属刚果时，一部小说已经以某种形式在我脑海里形成了——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一个偏远的麻风病人聚居地。我通常是不记笔记的，除非是写旅行类书籍。但这一次，为了建立一个真实的医学背景，我必须做笔记。不过，即使日复一日地以日记的方式记笔记，我也犯了错，我的朋友雷沙特医生后来不得不更正这些错误。既然不得不记日记，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自言自语，记录一些想象中的对话和事件，其中一些出现在了我的小说中，而有些则被丢弃了。我是从刚果回来四个月后才开始工作的，但不管怎样，好与坏，小说就这样开始了。从未有过一部小说如此令人沮丧。读者在几个小时的阅读中只需忍受日记中的“X”和小说中的“奎里”，但作者不得不与他，还要深入他，一起生活十八个月。年岁渐长，写一部小说并不会变得更容易，对我而言，写下最后一个字，再开始另一部长篇小说，总让我痛苦不堪。

第二本日记，是我在一九四一年随一个船队去西非时写的。当时正值战争期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未来似乎都不确定。我的脑海里没有任何一本书，尽管我记得在旅行中读到了迈克尔·英尼斯写得很棒的一本侦探小说，这使我的注意力转向了《恐怖部》——一部我在弗里敦工作之余写的随性之作。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西非——第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当时我穿过塞拉利昂到达利比里亚边境，然后穿过这个陌生的国家，抵达大巴萨县的海边。我现在的目的就是工作——政府的工作内容相当含糊。在拉各斯的几个月和弗里敦的一年里，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有写日记，所以没有记录这段古怪的生活，其中包括这样的插曲，有个警察局长被一个好心的军情五处特工逼得失去理智，以及我自己与远在两千英里之外的上司发生了争吵，他不再给我钱让我继续我的工作。愿他灵魂安息！他现在死了，我是他一次痛苦的考验。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一部小说已经在那些年冒了出来。五年后当我开始写《问题的核心》时，笔记的缺乏让我很后悔。弗里敦生活的很多小细节已经永远陷入了无意识中，我待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把很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我的视觉想象力太弱，记忆力又很差。在《这是战场》一书中，助理指挥官从皮卡迪利大街到苦艾丛监狱的行程是按照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展开的。随着年龄渐长，我的记忆力变得愈加糟糕。为了写《文静的美国人》，我三个月去了四次中南半岛，但在写《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时又不得不中止了。

这些日记本来不是为了出版，但作为小说家积累的一些素材，人们可能会有些兴趣。我一生中丢弃的东西比保留的多多了，但我注意到的一点是，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才最有创造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