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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43年夏天到1844年初，青年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他从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中完全转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已经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中回归到了社会存在的真实客观基础。此时的马克思，循着宗教、哲学、国家和法以及私有制批判的轨迹，逐步深入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底蕴，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1849年8月，马克思移居伦敦后，于1850年重新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移居伦敦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极为有利，一方面，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而伦敦又是当时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和世界金融的中心，是观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理想的场所；另一方面，百年间英国诞生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一批出色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使当时的英国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中心，这无疑为马克思提供了经济研究的环境和理论争鸣的沃土。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革命陷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认为，要根据革命的实践经验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探索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基础，阐明未来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培养革命政党的骨干，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做好准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大量的理论工作，特别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到“市民社会的解剖中”去寻求答案。
1850年，马克思几乎整天待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阅读、摘录、研究政治经济学著作。这时，马克思的研究范围不仅限于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史，还囊括了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信用、外贸等应用经济学。他重新阅读了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曾经读过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名著，还阅读了富拉尔顿的《论通货的调整》、詹姆斯·泰勒的《论政府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等著作。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在阅读之余，摘录、思考、评论这些经济问题，并写下了整整24本笔记，这些笔记被后人统称为《伦敦笔记》。在其中，马克思对李嘉图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流通理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货币数量论有了新的认识。马克思批判地分析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他指出，不是货币数量决定商品的价格，恰恰相反，应该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取决于可以交换的商品价格总额。在笔记中，马克思还进行了一般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伦敦笔记》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积累了重要的资料，为进一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基础。
1857年8月，纽约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宣告破产，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从银行开始的货币危机，通过资本主义金融市场迅速蔓延，从纽约到全美，随后世界主要的金融市场都受到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这场危机不断发酵，银行系统瘫痪、贴现率居高不下、股票下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深受其害。这场从美国开始爆发的危机是第一场世界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是鼓舞和激励马克思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事件，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直接历史背景。1857年12月21日，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中说：
“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
这一时期，马克思一方面总结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关注危机进展并探讨与经济危机相关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怀着对新的革命高潮早日到来的期望之情，马克思写下了篇幅巨大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是为这部政治经济学巨著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
（1）[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德]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2）马克思写作《导言》的理论背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