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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5年，短短40多年，韩国就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后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三星、LG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涌现，船舶制造、半导体、汽车等产业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在人口规模、地域面积、资源禀赋等方面，韩国和浙江都十分相近，其发展经验对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有何启示意义？
针对这一命题，2020年7月26日，浙江日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开发区协会与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主办了“提问‘十四五’”系列高端智库沙龙之二——“韩国经验对浙江‘十四五’发展的启示”，与会的10多位区域经济、韩国经济等领域专家，与浙江中韩（衢州）产业合作园等业内人士一起进行了探讨。
为什么对标韩国？
一个“跳一跳就够得到”的新目标
谈及浙江对标韩国，浙江工商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倪树高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还在读研究生的倪树高就对此进行了研究。“那时候，韩国正因创造‘汉江奇迹’名噪一时，不少学者都希望通过对其发展经验的研究，为刚起步的浙江外向型经济提供借鉴。”他回忆道。
30年后的今天，浙江GDP已迈过了6万亿元大关，经济总量比肩全球排名第17位的荷兰。反观韩国，其经济增速趋缓，2019年的GDP增速甚至滑落到了10年来最低的2%。或许有人会质疑：这样的情况下，浙江还有必要对标韩国吗？
“答案是肯定的！”倪树高的回答斩钉截铁。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发展质量来说，韩国都领先于浙江。而浙江与韩国在许多方面情况相近，让两地更具可比性：首先，两地的陆地面积都约为10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均在5000万至6000万之间；其次，两地都属于山多平原少的地形，且拥有较长的海岸线以及众多的海岛，适合发展海洋经济。
自然资源禀赋如此接近且都是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那么浙江与韩国如今的经济水平差距几何？对此，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2019年韩国GDP总量为1.64万亿美元，超过稳居国内经济总量第一的广东，列全球第12位，同期浙江的GDP总量仅为韩国的55%；论人均GDP，2019年韩国人均GDP为31761美元，同期浙江仅为韩国的49%。
根据洛克定律，目标不是越大越好、越高越好，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才最有效。在徐剑锋看来，韩国就在浙江“跳一跳就够得到”的最佳范围内。
根据徐剑锋的研究：1994年，浙江人均GDP约713美元，韩国刚刚突破1万美元，是浙江的14.5倍多；到2019年，这个比值缩小到约2倍。“虽然差距依旧不小，但2019年浙江经济总量增速高出韩国4.8个百分点，两地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虽然近些年韩国的经济增速减慢了，但专家们普遍认为：韩国的应对之策可圈可点。近年来，韩国不断地调整其比较优势，从20世纪60年代的廉价劳动力到后来相对富余的资本驱动，再到如今较强的创新能力，都使得韩国经济保持相对良好的发展态势。
韩国产业进化靠什么？
一套既有战略亦有战术的组合拳
传统成本优势不再、大平台大项目支撑不足、产业层次总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2020年3月的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浙江制造业遭遇的“成长烦恼”成为关注的焦点。
“不难发现，浙江正在经历的有不少也是韩国产业曾经面临的难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韩国研究所副教授千勇说，正是迈过了一道道坎，韩国才实现了“轻工业主导—重化工业主导—第三产业主导—知识经济主导”的数次产业进化。对正处在“劳动力主导—资本主导—高科技产业主导”转型关键期的浙江来说，韩国屡屡转型成功的经验显得弥足珍贵。
在千勇看来，清晰且具有前瞻性的产业规划是韩国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前提。早在1980年，韩国便提出发展半导体、电子机械、精密化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21世纪初，韩国又把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作为更长时期的“未来产业”。正是这些超前布局，才有了如今韩国半导体、液晶显示器、汽车等领域的国际地位。一如当年，2020年7月14日三星集团发布了《第六代移动网络技术白皮书》，再次提前布局6G技术的研发。
与韩国产业布局调整同步推进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韩国先后两次实施的“科技立国”战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认为，借鉴韩国经验，浙江在建设创新强省的过程中也要进一步强化科技驱动，构建开放式、可持续的创新体系，聚焦数字经济持续发力。
“除了清晰的战略目标，韩国在战术层面上将许多行之有效的举措制度化了。”金雪军教授举例道，韩国陆续制定了《新技术产业化投资税金扣除制度》《科研设备投资税金扣除制度》和《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制度》等一系列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在技术开发方面，韩国也颁布了《技术研究开发促进法》等法案。
政策针对性强是韩国产业政策一再奏效的关键。以当下困扰浙江产业的对进口装备、原材料过分依赖问题为例，韩国曾先后两次制定了“机械零件和材料国产化”五年计划，明确提出了8000多种机械产品国产化的期限，并制定了相应的金融、税收扶持政策。之后的10年里，韩国重大装备进口依赖度由42%降到26%。
协同创新之路怎么走？
打造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综合体
众所周知，三星、现代、LG等五大集团在韩国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仅三星集团每年就贡献韩国五分之一的GDP。这显然是中小微企业数量众多的浙江学不来，也不能学的。
但这并不是说韩国的经济模式全无可取之处，至少韩国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正是浙江当下欠缺的。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学术委副主任刘亭认为，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甚至是颠覆性变革，经济活动的运行和组织也将相应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对于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影响必将进一步显现。
刘亭将其称之为“有机化”趋势，即企业间或产业间的联系，将出现以处于头部地位的集研发创新、品牌销售、风险投资于一体的平台型企业为核心，围绕着创新链、供应链、价值链进行有机重组的大趋势。他认为，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传统企业的组织形式将出现两极分化：极少数发展为平台综合型企业，绝大多数变身为依附平台成长的细分型企业。
“那些既不具备平台功能又不愿进入平台生态圈的企业，其孤立发展势必会落入越来越艰难的境地。”刘亭认为，尽管如此分化，但就整体而言，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因此，浙江可以借鉴韩国“龙头带集群”的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一条现有企业和产业集群经由数字化生态、有机化重组，从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路子。
除了培育龙头企业，韩国对于中小企业的精准扶持政策同样值得关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介绍，为保证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韩国颁布了“中小企业固有行业指导方案”，指定中小微企业固有的经营领域；规定政府应优先采购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商品，比重不得低于50%……他特别强调，在政府采购方面，浙江乃至全国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都有待加强。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而作为民营经济大省，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显得尤为重要。”对此，范柏乃建议在已有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条例，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在韩国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点值得学习的是，如何逐渐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浙江省发展规划院首席研究员潘毅刚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前，韩国的产业发展由政府主导，其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程中，不乏政策对钢铁、化工等产业的集中扶持；但之后，韩国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通过立法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产业的干预。
市场的力量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潘毅刚认为，政府应该转变职能，大力强化市场竞争。对浙江来说，尤其要继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合作空间有多大？
形成一个产业链互补的经济小循环
2019年7月，日本出台政策限制对韩国出口包括电子级氢氟酸在内的部分半导体材料。前不久，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经过1年努力，终于成功打入韩国半导体企业的氢氟酸供应链，取代了原有供应商。沙龙开始前，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根宏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这几年，集聚区与韩国的合作领域在不断拓宽。”刘根宏介绍说，集聚区在2016年成立了浙江中韩（衢州）产业合作园，同年投资超70亿元的韩国晓星氨纶和新材料两个项目就落户衢州，如今项目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2019年，LG集团又与园区内企业“华友钴业”合作投资30亿元，启动建设三元前驱体项目，瞄准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领域。除了这些韩国巨头，集聚区还正与韩国的20家相关配套企业对接，准备将一整条产业链上的企业都引到衢州。
浙江谋求更多国际合作的同时，韩国也有着同样的诉求。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教授李冬新认为：对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并不丰富的韩国来说，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不意味着发展就一帆风顺。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环境下，外贸出口占经济总量达40%的韩国受到的冲击并不小，例如其主要出口产品半导体开始减产，智能手机等相关产品订单骤降，现代汽车销量持续下滑。
李冬新注意到：2020年二季度，韩国的对外商品出口大幅下降16.6%，GDP连续两个月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疫情后迅速恢复，韩国迫切希望与中国开展更多合作，摆脱疫情影响。”她说，中国目前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内市场的潜力不断释放必将吸引一批韩资企业来投资，浙江应主动出击，提前布局。
“随着浙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浙江与韩国的产业互补性更强，为两地的合作创造了更大空间。”浙江省商务厅总经济师朱军表示，伴随着浙江对外开放的深入，浙江和韩国的贸易从分散的小规模向集群式的大规模发展，韩国企业对浙江的投资从单一的贸易向生产、投资等多领域发展。目前，浙江已吸引了“韩泰”“晓星”“大宇”“LG”等一大批高质量韩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仅2019年全省新批韩国来浙项目就多达140个。
浙江中韩（衢州）产业合作园
“浙江与韩国经贸合作，机遇大于挑战。”朱军说，浙江的产业链特别是健康医疗、智能制造、5G等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需要加强与韩国在产业和技术领域的精准合作；同时，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也将为韩国企业在浙江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十四五”注定充满不确定性。“这次的‘十四五’规划，可以说是几十年来编制难度最大的一个五年规划。”曾长期担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的刘亭说，只有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及影响，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内开放，浙江才能在变局中开好新局，在积极参与建设良性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日韩经济小循环以及内外双循环中赢得先机，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