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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浙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2019年浙江经济发展阶段与1988年的日本、1998年的我国台湾地区、2005年的韩国相当。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是二战后能成功跻身发达经济体的少数国家与地区，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与浙江同属儒教文化圈，居民勤劳节俭，资源环境大同小异，它们的先行经验可为浙江提供参照。
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与韩国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后的经济特点与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增速从回稳再滑落到低速增长区间
从工业化高级阶段进入发达经济阶段的最初几年，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增长率均有所回稳。
日本在1973—1983年间GDP年均增速为3.23%，而进入发达经济阶段的头8年间（1983—1991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速达4.41%，反而高于前十年。1992年后进入了低速增长期，1992—2012年间经济增长中位数仅为0.8%，有4年出现负增长。1997—2012年日本连续出现通货紧缩，物价指数为负值。
我国台湾地区自1994年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1995—2000年间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但仍保持较快增长，年均增速约6%，高于20世纪90年代初增速。2001年受政局变动影响，台湾地区经济出现负增长，其后多数年份经济增长速度降至3%左右，2000年至2015年，台湾地区经济平均增速仅为3.6%。2016年后基本进入3%以下低速区间。
韩国1996年成为发达经济体，但1997—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成为重灾区，直到2001年才重新跨入发达经济体门槛。此后多年保持较快增长，2001—2005年平均增速达4.5%，人均GDP在2005年达1.64万美元，一举超过我国台湾地区。2006年即达到2.09万美元。人均GDP从1.5万到2万美元（名义汇率），韩国仅用了一年！2018年韩国人均GDP已突破3万美元。2006、2007年韩国经济增速超过5%，2008—2009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增速降至2.83%、0.71%，2010年回升至6.5%，2011年为3.68%，此后经济增速基本上在3%左右。
从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与韩国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的增长速度变化可以看出，排除外部危机影响，在初始的6～8年间经济仍保持着4.4%～6.5%的增速，经济增长速度甚至高于此前一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此后进入3%以下的低速增长区。
二、容易暴发金融危机
在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随着土地资源与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实体经济经营困难，企业对外投资加速，产业不断转移，资金从实体经济中不断游离出来热炒房地产与股票，泡沫经济不断膨胀，风险不断累积，非常容易在外部因素刺激下暴发危机。
日本在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经济泡沫增大。房地产价格1990年底开始下跌，股市也进入长熊。1991年开始日企破产大增。1994年开始，以房地产信贷为主的农村信用社大量倒闭，并蔓延到东京等城市信用社与商业银行，进而影响到证券业。加之后来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大量金融公司倒闭。1999年日本地产价格相较1990年跌去80%，经济受到巨大冲击，IT新兴产业发展受到牵连，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低迷状态。
我国台湾地区在1986年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后，推进了汇率与利率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初开放民营银行，银行竞争加剧，存款利率飙升，存贷款利差从3.11%缩窄为1.41%左右，成为世界存贷利差最小的地区，形成商业银行倒闭潮。由于这些民营商业银行规模较小，加之管理当局迅速介入，没有对整个金融业产生大的冲击。而银行竞争带来的存贷利差下降、差异化经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台湾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其间台湾地区经济也保持着较为稳定的中速增长，这也使我国台湾地区在其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严重冲击。
韩国在1996年曾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但随即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成为重灾区。当时韩国银行均为政府控股，竞争力弱，银行风险管控宽松。而工商企业大量举债、多元扩张。1997年韩国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9%（一些财团高达95%），远高于同期我国台湾地区的46%、日本的66%与美国的60%。1997年底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韩元大幅贬值，经济跳水，企业与银行大量倒闭。1999年韩国经济开始恢复，直到2001年韩国才重新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危机后，韩国大力推进企业重组，打破财团的官商勾连，优化产业组织，大企业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能力增强；银行通过兼并、破产重组与引进外资迅速民营化，银行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这使韩国在2008—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中保持了正增长。
三、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
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后，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与韩国的产业结构均出现了服务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占比降至10%以下、重工业占比超过轻工业的特点。而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第一产业占比降至5%以下，而服务业比重升至55%以上。重工业占比基本上达到60%以上。
日本于1983年成为发达经济体。1992年，日本的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60%，当年其产业结构为2.1：36.8：61.1。从1980年到1992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主要表现在一产下降三产上升，二产基本稳定在37%左右。1993年后，日本二产占比持续下行、三产比重不断提升，到1999年日本的产业结构演变为1.4：28.1：70.5，服务业占比上升至70%以上，而第二产业占比降到30%以内。2010年三产占比已升至76.3%。从轻重工业结构比例看，1970年日本的重工业超过轻工业，1978年的轻重工业比为37.5：62.5，1985年重工业占比超过70%。
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也类似。1986年台湾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为5.6：47.1：47.3，其后二产所占比重持续下滑，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1994年台湾地区一产占比降至3.5%，服务业比重达到58.8%，二产占比降至37.7%；1998年三大产业的结构变为2.5：34.5：63；2002年为1.9：31.0：67.1。从轻重工业结构看，1985年我国台湾地区的重工业超过轻工业，轻重工业比为47.4：52.6，到1995年演变为39.1：60.9。相对日本与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重工业比重偏低。
韩国在1990年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当年的三次产业结构为8.7：43.4：47.9，一产占比已降到10%以下，而三产占比已超第二产业。到1995年产业结构变为7：43：50，服务业占比首超50%。到2000年，韩国三次产业结构演变为5.3：40.3：54.4。2004年为4.0：40.5：55.5。2010年为2.6：39.3：58.1。可见韩国在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的前十年（2000—2010年）三产结构变动与日本极为相似，表现为一产下降三产上升，但二产占比下降不多，10年间仅下降1个百分点。从轻重工业结构看，1980年韩国的重工业即已超过轻工业，1990年韩国的轻重工业比为34.1：65.9，1995年为27.1：72.9。
从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韩国产业结构变动中可见，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后的10年左右，日本与韩国的二三产业比值变动不大，二产下降速度较慢，而台湾地区二产比重下降较快，这也是其间韩国经济增长迅速赶超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企业分化，大企业起主导作用
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随着生产经营要素环境的变化，实体经济出现困难，“马太效应”使得企业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不少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跨国企业迅速成长，大企业的地位与作用更加稳固。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表现尤其明显。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实体企业经营困难加大，大量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成为跨国企业。大企业的地位与作用不断上升。1967—1977年日本制造业大企业（300人以上的企业）数量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产值所占比重却由49.2%上升至56.6%。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大企业的产值比重基本上稳定在55%左右。
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地位与作用相对较高。20世纪50—60年代是台湾地区中小企业快速成长期，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革命”使中小企业的地位有所下降。80年代初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兴起，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产业空间，中小企业在台湾经济中的地位有所回升。1996年，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产值比重由1981年的38.1%上升至47.6%。成为发达经济体后，大企业对外投资兴起，其作用稳定上升、中小企业地位下降，1996年中小企业出口占比降到50%以下，2002年更降到20%以下。2002年，台湾地区前50大集团的营业收入达6.9万亿新台币，相当于台湾地区GDP的71%。近年来台积电更是一枝独大，2016年台积电营收就占到台湾制造业产值的约20%，其市值占到台湾股市总值的近20%。
大财团在韩国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小企业相对薄弱。20世纪80年代韩国中小企业地位与作用上升，1990年，韩国制造业中小企业在就业、增加值、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49.6%、35.2%与22.1%上升到61.7%、44.3%与39.9%，但仍低于我国台湾地区。1988年，韩国每千人口拥有中小企业数为4.4家，明显少于我国台湾地区（7.5家）与日本（7.2家）。1990年韩国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大企业地位稳定上升。1996年，韩国49家最大财团销售额就占到GDP的97%。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大企业重组，大企业的地位更加稳固，在韩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稳定在60%左右。
五、城市化进入缓慢期
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城市化率普遍提高到75%以上，城市化进一步减速。
日本城市化率1955年为56%，1970年达72.1%，15年间每年上升1.07个百分点；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城市化进程趋缓，1980年日本城市化率为76.2%，1985年为76.7%，1995年为78.1%，2000年为79%，2010年达82%。1985—2010年的25年间仅提高了5.3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化中期日本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工业化后期向东京集聚，后工业化时期日本人口向东京都市圈集聚，而东京人口从城区向都市圈内周边组团扩散。
韩国的城市化与日本类似，速度上略快于日本。1960年韩国城市化率仅为28%，1980年升至57%，1990年达74%（30年间每年上升1.53个点），基本完成城市化。2000年韩国城市化率为79.7%（1990—2000年间每年上升0.57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减缓。2005年城市化率为81.5%，2010年为82.0%，较2000年仅上升2.3个百分点。韩国的城市体系也以大城市为主体。20世纪80年代人口大量往首尔、釜山、大邱等6大城市集聚，90年代人口则向首尔集聚，21世纪以来也呈现出首尔都市圈内人口从城区向周边组团扩散的趋势。
我国台湾地区在1955—1985年的30年间，城市化得以快速推进，城市化率年均上升1.3个百分点，1985年台湾的城市化率达77%，快于工业化进程。1994年台湾的城市化率超过80%，1985—1995年间台湾的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台湾地区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后，城市化进程进一步缓慢，到2000年城市化率为84%，1995—2000年间年均仅上升0.4个百分点。与日本和韩国不同，我国台湾地区城市体系中小城市与城镇占有重要地位，城市结构相对稳定。
六、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实证研究，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同人均GDP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在前工业化时期，不会有对外投资也鲜有外来投资。在工业化初期，只有少量外来直接投资。工业化中期外来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出现，到了工业化高级阶段的中期，对外投资开始超过外来投资。
日本在1965年前对外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累计仅9.5亿美元，在1966—1970年间对外投资总计增至26.3亿美元。步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后，日企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1971—1975年对外直接投资即达123.6亿美元，1976—1982年增至372.1亿美元，超过外来直接投资。1983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达84.45亿美元，1989年增至675亿美元，成为世界对外投资大国。
我国台湾地区在1952—1986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累计仅2.72亿美元，1986年后台湾地区的对外投资有了长足增长。1987—1991年的5年间，台湾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达46.35亿美元。1991年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其后台湾对大陆投资快速增长。1994年我国台湾地区成为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加快，1995年台湾对外投资额达73.51亿美元，其中对大陆投资占31.62%。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回落，2001年后快速回升。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增至106.68亿美元，远高于外来直接投资35.76亿美元，其中对大陆投资占到66%。
韩国自1990年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01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增至24.19亿美元，2005年增至74.17亿美元，2006年韩国对外投资超过外来投资。2008年对外投资金额达242.38亿美元。2009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有所下降，其后恢复快速增长，2010年增至254.63亿美元，2013年为294.7亿美元。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从原来倚重国际借贷转向积极引进外来直接投资，1999年外来投资实际金额从1996年的35.06亿美元增至155.45亿美元，其后在波动中上扬，2017年为296.8亿美元。
表1 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特点
此外，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后，消费需求超过投资需求与净出口需求，占到GDP的60%以上（其中个人消费占45%以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步入发达经济阶段后，消费占GDP比重超过70%，其中个人消费占GDP比重在60%以上。
工业化高级阶段的城乡差距在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呈现出倒U形特征，从起初的城乡差距拉大其后逐步回落，成为东亚几个主要经济体的重要特征，也被认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基础。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城乡差距基本稳定。东亚儒家和谐文化转化成政府政策“扶助农村”（日本）、“新农村建设”（韩国）、“富丽乡村建设”（我国台湾地区）被认为是抑制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有效措施。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区域差距不断拉大，日本的东京圈与其他地区、我国台湾地区北部与南部、韩国的首尔都市圈与其他地区的差距逐步扩大，但人均收入差距的拉大得到有效抑制。
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相比，浙江在进入发达经济初期时的经济发展有着与它们共同的规律，如经济增速经历前期不断下滑后趋于稳定，一产占比下降到5%以下（2016年4.2%）、三产提高到51.6%。相比较而言，浙江经济增长率高于同阶段的日本与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相当；城市化率刚达到70%，远低于同期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