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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缺少对世俗基础本身的正确认知，费尔巴哈在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之后，并没有再前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刻分析，提出解决宗教问题、解决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二重化问题的正确路径。这就像一个医生通过把脉看出了问题，却没有深究病根因而也没有开出正确的药方一样。费尔巴哈开出的“药方”是让人们借助自觉的理性消灭宗教上的幻觉，“在自觉的理性和宗教的关系中，主要的问题只是在于消灭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对人类起根本性的破坏作用的，它不但使人失去实际生活和力量，而且也使人失去真理感和美德感”
。消灭宗教幻觉的方式，就是颠倒宗教上的关系，“只要我们把宗教上的关系颠倒过来，始终把宗教设定为手段的东西理解成为目的，把被宗教认为是从属的、次要的东西，把被宗教认为是条件的东西，提升为主要的东西，提升为原因，这样，我们就会打破幻觉而看到真理的纯净光辉”
。
按照这个逻辑，既然宗教建立在上帝第一性的基础上，那么现在需要强调的就是，人应当被设定和表明为第一性的；既然宗教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强调人要爱上帝，那么现在需要强调的就是要爱人。“对人的爱，决不可是派生的爱；它必须成为原本的爱。只有这样，爱才成为一种真正的、神圣的、可靠的威力。如果人的本质就是人所认为的至高本质，那么，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
费尔巴哈高扬爱的力量，甚至把爱看成上帝本身，力求重建爱的宗教，“爱就是上帝本身，除了爱以外，就没有上帝。爱使人成为上帝，使上帝成为人。爱增强弱者和削弱强者，降低高者和提高低者，将物质理念化和将精神物质化。爱，是上帝与人、精神与自然之真正的统一。在爱之中，平凡的自然等同于精神，优秀的精神等同于自然。爱，就意味着从精神出发来扬弃精神，就意味着从物质出发来扬弃物质”
。
将上帝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类本质的费尔巴哈，开出这样的药方是必然的。既然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那以人来代替神、以爱人来代替爱上帝，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使人的本质回归到每个人身上，就是最佳的途径。而且，我们也可以畅想，如果每一个人都去爱别人，有愿望而且有条件有能力去爱他人，那我们生活的社会无疑是很美好的，我们就能够把人间打造成天国，人们就再也不用去信宗教、去求上帝、去寻找天国了，宗教本身就自然被消灭了。
把这样的哲学、这样的主张放到现实社会中，对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提出的要求就只能是：什么也不说了，大胆去爱他人、放手去爱他人吧！关键是，我们能做到吗？受各种各样的条件制约的人们能做到吗？如果靠告诉人们宗教的真相、上帝的真相，靠呼吁人人有爱，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世界，那改变世界也太容易了。费尔巴哈给出的方案无疑是一种空想，无论他怎么强调他所说的爱不是梦幻的、虚设的，而是指实在的、有血有肉的爱，我们都不可能通过宣传爱、呼唤爱，就能让人类社会处处充满爱，就能让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消灭宗教，光靠呼吁擦亮眼睛看个真真切切，让人们改变对宗教、对上帝的观念，光靠喊一声“谁都不要信了”，是注定不可能的。
费尔巴哈为什么开不出正确的药方？也是因为宗教世界从世俗基础中分离出来，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而一旦成为“独立王国”，它就会独立运作，自成体系，就会给人错觉，让人以为它与世俗基础、与现实社会无关。这也会给寻求人的解放的哲学家一种错觉，以为在头脑中摆脱这个“云霄中的独立王国”就能获得解放，通过观念的改变或新的观念的生成，就能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也就是说，在归结为世俗基础之后，费尔巴哈并没有从世俗基础本身着手解决宗教问题，他撇开历史的进程、社会的条件、国家的现实，以为把宗教中的人对上帝的感情转移到人对人的感情上，就能够带来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
不仅费尔巴哈，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基本上也是如此。他们也都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所厌恶的一切关系的终极原因，是主要敌人，要通过宗教批判消除世界的一切灾难。在他们看来，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世界越来越被认为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源，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人们的物质世界、人们的现实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
青年黑格尔派从对宗教世界的批判扩张到对整个观念世界的批判，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政治、法律、道德观念都看作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把社会上存在的政治、法律、道德意识都看作宗教意识或观念意识，甚至把被政治、法律、道德所塑造的人都宣布为宗教的人，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都宣布为宗教关系，然后把一切宗教的都定位为迷信的进行批判，并提出了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替换人们现在的意识。
问题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宗教世界的世俗基础、观念世界的物质基础，最终只是在观念世界、想象世界打转。在世俗基础没有被分析、批判和改变的情况下，力求通过新理念、新口号的不断呼吁，诉诸观念的改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宗教世界、观念世界问题的，反而还很有可能重新沦落为宗教世界的辩护人。《提纲》第四条提到的“神圣家族”，在另一场合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兄弟及其追随者的称呼。之所以称他们为“神圣”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思辨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运演逻辑是一致的。他们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虽然讲的是意识、精神，实际上却是没有肉体的精神。这种思辨只不过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他们所谓的“批判”本身也只是某种超验的力量，因此他们不可能解决宗教世界的问题，反而为宗教、为上帝进行了哲学的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讲过一个例子，
“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各种统计给他提供大量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新证据。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
是重力使人溺死而不是重力思想，花再多的心思和精力研究重力思想，注定找不到使人溺死的根本原因，更解决不了溺死的问题。
归根结底，宗教世界、观念世界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王国，或者说它只是貌似独立王国，实际上背后有更强大王国的支配。它只是具有形式上的独立性，实际上它的基础在于世俗、在于人间。不在世俗基础、现实世界找到原因、开好药方，注定无法真正看到宗教世界、观念世界问题的真谛，无法找到解决它的方式。这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唯物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