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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直接针对的对象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在后者看来，面对外在于我们的客观世界，应该从意识的、思维的、精神的形式去理解，应该采用“抽象的思维”的方法。这种世界观不是从对象、物质、客体出发，而是从思维、理念、精神出发，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如果它还承认客体的话，那这个客体绝不是“感性的客体”，而是“思想的客体”。
有时候我们可能很难理解被认定为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明明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因我们而存在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会否认它们的客观存在？这种世界观当然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不可能否定客观事物的客观存在，而是强调任何客观事物的存在本身都有理性的本质、精神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分析看出这种逻辑。在他看来，感性确定性的具体内容是来自于对对象的最初的或直接的知识，它只是显得好像是最丰富的知识、最真实的知识，但实际上它是最抽象、最贫乏的真理。原因在于，这种感性确定性的对象本身是时刻会发生变化的，很容易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人的感性注定只会得到对对象不同方面的认识，因此是靠不住的，比如“我、这一个我看见那树木，并且肯定这里是一棵树木；但另外一个我看见那所房子，并且肯定这里不是一棵树木，而是一所房子。两条真理都有同样的可靠性，都有亲眼看见的直接性，两者都有从各自的认识得来的确信和确定性；但是一个确定性却消失在另一个确定性中”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仅仅把对象当成感性的客体，从感性确定性出发，注定无法得到对客观存在事物的正确理解。从感性确定性出发，获得的知识是不可靠的也是贫乏的，是只能停留在现象而无法获得本质的。对客观存在着的东西，我们因此不能受感性、感官或直观所限，应该借助于理性、抽象、思维把握住其本质，从其本质出发，以获得最具有确定性、最可靠的真理性。因此，从抽象的思维、从对象的本质出发，就成为了黑格尔思辨哲学世界观的前提。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借助苹果、梨、扁桃的例子非常详细地分析了“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思辨哲学确实是从现实的苹果、梨、扁桃中出发的，但是它先得出“果品”[“die Frucht”]这个一般的观念，并进一步认定“果品”是苹果、梨、扁桃真正的本质，是“实体”。苹果、梨、草莓、扁桃则成为“果品”的存在形式，成为“样态”，是非本质的。
“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品’。各种特殊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品’这个‘实体’。”
这意味着，本质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感官感触到的，而是从这些现实的果品中抽象出来的，本来通过人的感觉、思维是可以区分不同的果品的，但在思辨的理性看来这些区别是非本质的、无关紧要的。
一旦从现实的千差万别的果实、平常的果实抽象出抽象的果实即果品之后，接下来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从“果品”或“实体”开始来理解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呢？如何解释“果品”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表现为草莓又忽而表现为扁桃呢？思辨哲学家采取的方式实际上是进一步赋予“果品”新的特质，声称“果品”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身有区别的、能动的本质。苹果、梨、草莓、扁桃等都只是这个“果品”的不同的生命表现，是“果品”生命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果品”则在不同的具体的果实这里有了不同形状的定在。因此，在思辨哲学的逻辑里，不能说苹果是果品、梨子是果品、草莓是果品、扁桃是果品，而是相反，必须说果品把自己设定为苹果、设定为梨、设定为草莓、设定为扁桃，不是这些水果本身有区别，而是“果品”的自我差别。按照这个逻辑，“果品”就不再是无内容的、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各种果实的总和或“总体”的统一体。苹果、梨、草莓、扁桃这些果实则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都是果品自身产生出来的，都是果品自身发展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系列的每个环节，“果品”产生出每一种果实，给自己一个更为发展的、表现得更为鲜明的定在，最终通过这些环节、这些具体果实表现为活生生的统一体。
在这种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逻辑中，每一种具体的、天然的果实不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生产出来的，它们作为果品这种抽象的理智本质的化身，作为果品这种抽象的理智本质的生命的各个环节，具有了超自然的意义，变成了纯粹的抽象。它们失去了天然属性而获得了思辨属性，已经不再是作为客体而存在，而成为绝对主体、抽象理智的产物。这是一种“看山不是山”“眼见不一定为实”的方法。你看到的山不是山，看到的水不是水，那是什么？是人的理性、人的精神赋予了山和水其他的东西，是人用自己的抽象理智、绝对精神替代了它。
这种世界观并不是看不到各种果实客体的存在，但它通过用客体成就主体、用抽象理性吸纳具体存在的方式来完成了二元对立的消解。它是从人的主体性出发的，强调了人的能动的方面，把外在于主体的一切事物都变成了抽象理性的产物，并以作为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环节的方式出现，完成了人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把握。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提供对世界的整体性理解，它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进行了合理安排，让万事万物通过一种主线串联起来，作为绝对精神的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充满运动变化的系统的世界图景。
问题在于，这种世界观把主体定位成抽象思辨的主体，对于能够成为这种世界观的主体的人有很高的要求，他注定不是一般人，而应该是思辨的哲学家。哲学家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中的人的世界是明显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当一个普通人说有苹果和梨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说出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但是，如果哲学家以思辨的方式说出这些存在物，那他就是说出了非同寻常的东西，他创造了一个“奇迹”。而哲学家的思辨也注定会让普通人无法理解，甚至感到不可理喻。
完全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客观事物，强调客观事物背后的主体性或精神性，似乎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证明抽象理性、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的完整性，抹掉了对象的客观性，将客体变成“思想客体”。而抹掉了对象的客观性，意识必然成为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抽象意识，绝不是现实的人的意识的能动性，而是不为任何人所拥有的、脱离了具体的人的意识的抽象理性、绝对精神，它是强调了人的能动性，但却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性，而且也必然是以否定感性、低估感性为落脚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