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批判》写作于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居住时期，这一时期正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转折点。作为一部思想过渡时期的著作，马克思在写作《批判》的过程中实现了思想上的初步转变，走向了唯物主义，并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同时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
列宁曾说：
“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
这一说法反映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基本情况。但是，从实际的文本来看，青年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这一思想阶段在1844年之前应该就已经开始。
在《莱茵报》时期，虽然马克思还是黑格尔哲学的追随者，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仍然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产生了分歧。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在实际斗争中遇到了让其“苦恼的疑问”，即国家政治制度与物质利益关系的问题，这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产生了怀疑。因此，马克思在1843年4月《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便又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按照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忆所写下的：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因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早在1843年时就已经开始与黑格尔发生了思想上的偏离，而《批判》正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系统批判的产物。
在写作《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这一时期，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马克思写作《批判》之前，费尔巴哈已经陆续写作和发表了《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和《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等著作，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展开了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后两本著作，对处于苦恼疑问中的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冲击。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到了《基督教的本质》在当时带来的巨大影响：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同时，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颠倒”也对马克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费尔巴哈在他的著作中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
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倒置了，因此，“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马克思在阅读了这本著作之后大受鼓舞，他在1843年3月13日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书信中说道：
“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
也因此，马克思在写作《批判》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走向了费尔巴哈，并初步运用唯物主义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头足颠倒”进行了批判和颠倒。
从《批判》的内容上来看，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认知基本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立场上，但他却并未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将对黑格尔的批判停留在唯物主义自然观领域，而是运用了“主谓倒置”的原则，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唯物主义立场上的颠倒。马克思在《批判》中说明了黑格尔法哲学中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倒置：
“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同时，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
“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
尽管《批判》中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抛弃理性主义的出发点，对市民社会的认知还处于黑格尔构建的理论体系内，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正确认识到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就马克思在法哲学和国家观领域运用唯物主义进行分析这一点而言，甚至还超出了当时的费尔巴哈。
在《批判》中，马克思运用了一般唯物主义的原则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颠倒”观点，初步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但是，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已经清楚认识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写作《批判》时的马克思还并未清楚地认识到黑格尔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而只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研究关注的重心从“国家”转向了“市民社会”领域，并由此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因此，我们可以说，《批判》是马克思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其哲学创新的第一步。
一方面，马克思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主要是为了批判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国家观，却并不是针对其在历史观领域的唯心主义，甚至马克思也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主要是因为黑格尔把理念这一抽象的逻辑范畴当作了主体。当黑格尔在论述家庭、市民社会向国家过渡的时候，这种神秘主义暴露得尤为明显。马克思这样批判黑格尔：
“过渡不是从家庭等等的特殊本质以及从国家的特殊本质中引申出来的，而是从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关系中引申出来的。这完全是在逻辑学中所实现的那种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过渡。”
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已站在一种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把家庭、市民社会对国家的作用，归结为逻辑所决定的观念运动的做法，却还没有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更没有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找到真正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写作《批判》时已经走向了费尔巴哈，却尚未认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局限，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批判》中正确地认识到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但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批判》中写道：
“如果在阐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这些社会存在方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么家庭等等就表现为主体所固有的特质。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但这些实体性东西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共有的东西。”
这里能够看出，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此时把市民社会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但这种人的本质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所讲的普遍的、抽象的人，并非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社会历史中现实的人。因此，在真正认识到“市民社会”中所包含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科学内涵之前，马克思是无法提出对应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命题也不能够完全等同。
没有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能否定《批判》中的思想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深远影响。首先，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颠倒过程中，已经将市民社会置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地位，这使得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必须从市民社会出发考察社会现象。恩格斯在1869年的《卡尔·马克思》中也提到：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
其次，在写作《批判》时，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价值，但是他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特别是考察私有财产和国家之间关系时，已经触及到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些因素使得马克思在写作《批判》之后不久就开始意识到：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也因此，马克思在1843年10月从克罗茨纳赫移居巴黎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现了从政治国家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域转换，进而为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打下了科学的基础。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马克思阐明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批评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开始的”
。马克思写作《批判》的过程也是开始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批判》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