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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角山上建殿宇，汇观瑶山祭昊天。防洪先建塘山坝，御敌高筑大城垣。”
当代史前考古学引领者严文明先生赋诗赞美的，便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实证地——良渚。
良渚古城遗址，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一处面积约1000平方千米的C形盆地的北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最直接、最典型的实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美丽洲畔，旷世悠悠。莫角山侧，文明延绵。2020年7月，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一周年之际，我们来到良渚，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刘斌与良渚结缘已有30余年。自1985年来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后，他始终扎根这片热土，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后，一直主持古城遗址的发掘工作。他是良渚申遗成功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走进良渚，读懂良渚，感知中华大地上曾经闪耀的文明之火，唤起心底历久弥坚的民族之魂。
夏日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草木葱茏，荷花婀娜。络绎不绝的访客来到这里，探寻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刘斌从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宿舍里走来。从过去的八角亭工作站，到现在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算到2020年，他已经跟良渚人做了35年邻居。
熟悉良渚的人，都知道那著名的“一小铲”。2006年6月，刘斌带着考古队在瓶窑葡萄畈遗址进行试掘。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古河道的发现，让他激动得一夜未眠。洛阳铲一铲下去，在3米多深的地方碰到了石块，从此慢慢揭开了一个古城、一个“国家”的面貌。
“我们先去莫角山吧。”他边带路边说，古城的营造格局，还是要从一个制高点看最为清晰。
据《吕氏春秋》记载，建都的理念是“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所以中国历代比较重要的都城、城市，都有一个“以山为郭”的理念，在一个地理单元的中心位置体现“以山为郭”。
良渚古城的莫角山宫殿区位于古城的中心高台区域，高台上堆筑起三个独立的土台，分别是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个土台之间还有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沙土广场。
今天，站在大莫角山上，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以山为郭”的理念。这里堆筑最高点达16.5米。极目远眺，天地浩渺，周围环山，人居其中，宛若历史长空中的点点星辰。想必当时的良渚国王，一定有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感觉。
“良渚古城南北分别峙立着大遮山和大雄山两座天目山余脉，西部散布着一系列低矮山丘，向东则是敞开的平原，它的都城建在两山之间的中心位置。”刘斌在手机里打开一张卫星图，给我们解读良渚古城的“城市规划”。“城市中心位置就是莫角山宫殿区，是一处人工营建的长方形土台，周围有一圈城墙，南北约1900米、东西约1700米，整体约3平方千米，也就是4个故宫那么大。2010年，我们又确认了外郭城，总共6.3平方千米，有8个故宫那么大。宫殿区西侧是贵族墓地，宫殿区周围直到外郭城里沿水而居的大多是工匠，也称为‘作坊区’。到良渚晚期的时候，城墙上都住满了人，四面的城河里发现了很多‘生活垃圾’，比如残碎或者半成品的玉器、石器、漆器等。宫殿区南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粮仓，因失火被烧掉的稻米约有20万千克。粮食的储备，也是一个城市的必备条件。”在大莫角山山顶还发现有7个面积约为300至900平方米的良渚文化时期房屋台基，5000年前，这种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城市营造特征，体现了统治阶级“以中为尊，以高为崇”的政治理念，也奠定了5000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城市布局基础。
刘斌说：“环太湖地区共发现100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良渚古城是其中最大的聚落中心和唯一的一座城址，因此可视为整个良渚文化的核心和良渚文明的都城。”
良渚，意即美丽的水中之洲。放眼人类历史，城市与水历来共生共荣。为城市奠基的先民总是逐水而居，良渚古城也不例外。
如何用好水？良渚先民早就有了“高招”。近年来，经过调查和试掘确认在良渚古城的西北部存在一个大范围的水利系统，目前已发现11条水坝遗址，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它们分别构成前后两道防护体系。初步估计，整个水利系统将形成面积约14平方千米的水库，库容量接近5000万立方米，面积和库容量分别约为杭州西湖的2.2倍和3.6倍。
位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西面约10千米的老虎岭水坝遗址，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谷口高坝区6座已发现的水坝之一。经过保护后，这里已经成为一个信息丰富的展示点。水坝的剖面显示，先民用芦荻、茅草包裹泥土制成“泥包”筑在坝体关键部位，以增加抗拉强度。
指示牌清晰地介绍着外围水利系统的概况：由谷口高坝片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片区共同构成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的西面和北面，是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市水资源管理工程，修建于距今约5000年，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已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
“大禹治水的传说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大禹治水后，《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都说大禹治水之后定九州，这意味着水利工程对于国家文明产生的重要性。良渚人治水比大禹治水要早1000年。”站在这里，刘斌将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史娓娓道来。
早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就发现了其间最长的一条塘坝遗址——塘山遗址。它有一条长5千米的塘坝，能挡住古城背面从山上冲下的山洪，将水引向西边，好让古城直接避开山洪。那时就有学者以为它是良渚时期的水利设备，但都以为是一个独立的水工遗址，没想到，它仅仅是整个防洪水利体系中的一环。
2009年，余杭彭公村的岗公岭，当地取土时发现了黄土山下面为青膏泥，经考古勘探证明拦截两山谷口的这座土山，原来是人工堆筑的水坝，2010年经碳-14测年证明这座水坝原来是良渚先民的水利工程。这一发现太令人兴奋了，刘斌想：这是良渚先民的治水工程啊！但这条距离良渚古城8千米的水坝和良渚古城是怎样的关系呢？于是他开始组织对周边的调查，在岗公岭以西又发现5处相似坝体。但这些水坝如何运行，如何发挥作用？刘斌还是不得其解。于是刘斌派王宁远与国内其他研究地理信息系统的专家合作，通过遥感影像进行空间分析和推算。2013年，王宁远在观察卫星影像时，发现了鲤鱼山等地的地形，像是人工堆筑的坝体。经过考古勘探最终确认系堤坝系统，它们与古城北面的塘山遗址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
“良渚古城接近天目山系，这里至今仍易发山洪。筑坝构成的大面积水库，能够衔接周边天然水域，加上良渚古城里的人工河道、内外城河等，不仅能对整个良渚古城的水系起到调节作用，也构成了交错纵横的水上交通运输网。”刘斌说，“建造良渚古城的石头、木头等材料，极可能都是用这个水利系统运输的。由于系统的勘探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水利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还未能完全了解。我们从大的角度观察，推测这个系统可能兼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方面的用途。”
“据测算，良渚先民兴建城市和水利系统的土石方用量达到了1005万立方米。按3个人1天能完成1立方米来计算，得3000多万工，在当时起码要组织数万人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体现了高度的规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刘斌认为，规模庞大而设计精妙的古城和水利系统，不仅彰显着良渚人的智慧，更说明“国家”已经出现，文明已经形成。他与国际考古学权威科林·伦福儒教授共同撰文，抛出了“重磅”结论：良渚古城已展现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良渚文化的复杂程度超过英国的巨石阵、希腊的克罗斯等早期文明，已超出酋邦的范畴。可见，良渚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在良渚出土的众多文物之中，精美的玉器尤为引人注目。刘斌认为，读懂良渚，首先要读懂良渚玉器。在良渚文化中，那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承载着礼制规范的意义。
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长命乡（今瓶窑镇）反山发掘了11座大型墓葬，出土的玉琮王，改变了考古学家对于良渚玉器功能的认识。1987年，又发掘了余杭安溪瑶山遗址，清理了12座与反山相类似的良渚文化大墓。
我们寻访的最后一站，来到了城外的瑶山祭坛。瑶山祭坛是先于瑶山墓地和城址建造的重要祭祀遗址，顶部平整，平面呈方形，里外三重土色。现场看来，这一遗迹形态规整、结构讲究。地面无房屋遗迹，呈正南北方向，可能是用来祭祀天地、神灵、祖先，观天象的场所。
刘斌说：“以玉器随葬的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自发现以来，已经有大量玉器出土。反山12号墓发掘的玉琮王竖槽中的神徽和玉钺王上所刻的完整神徽图案，使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被认为是兽面的纹饰，其实是一个半人半兽的神灵的形象。这些玉器及上面的纹饰，使我们对良渚人的精神世界有所了解。对那种半人半兽的神徽的崇拜，渗透于良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刘斌认为，世界上的早期古代国家，政权和信仰无不结为一体。良渚先民将玉看作自然界中最美丽、最稀有的矿物，因此用玉来祭祀神灵，表现王权。而在长江下游地区，从良渚文化的多个遗址出土的多件玉器、象牙器、漆器甚至陶器上，我们都看到了相同的神徽，意味着先民有统一的信仰崇拜。
人类的迁徙、交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带来了文化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文明的因素，随着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传承，影响力遍及九州。
我们今天获知的距今5300年到4300年的良渚文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当长远的过程。陕西榆林神木石峁古城出土过被切成片的玉琮，广东石峡文化遗址也出土过玉琮，而更晚的商代殷墟妇好墓和金沙遗址都发现了仿良渚的玉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传播、影响和传承。
“从良渚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不曾断裂的过程。”刘斌说。良渚古城遗址，不仅是浙江的文化印记，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印记和文明圣火。我们从良渚文化的传承中，也看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凝聚力和认同感。
（文：陆遥、摇慧敏、彭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