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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中国因之成为世界其他文明代代传诵的“瓷之国”。瓷之源，正在浙江。这是古代越人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瓷器不仅源于浙江，更兴于浙江。浙江瓷业历史绵长悠久，古代瓷业兴旺繁盛。正如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所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浙江在中国陶瓷史中最光彩夺目的篇章，便是青瓷。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越窑秘色瓷流芳千古的神姿。
“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流酸泛绿时”——这是龙泉青瓷让世界为之倾倒的风华。
从商周至宋元，浙江青瓷引领中国瓷业走过漫长而灿烂辉煌的历程。
出自越地山水，遍布世界各地。海上丝绸之路白帆片片，青瓷始终是最大宗输出品。这抹青翠的釉色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如今，上林湖越窑、大窑龙泉窑双双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同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初冬时节，我们和陶瓷专家一道踏访古窑遗址，打捞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碎片”，感悟历久弥新的青瓷之美。
慈溪桥头镇上林湖畔，山峦起伏，层林尽染。我们跟随着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郑建明教授的脚步，听他娓娓道来——
自商周到战国，浙江先民就在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烧制原始瓷，其中不少已经达到成熟青瓷的水平。汉代以降，在以上虞为中心的曹娥江中游地区，成熟青瓷兴盛，产量极大提升。完成原始瓷器和成熟青瓷这两次技术上的飞跃后，到唐代，青瓷开始在上林湖越窑迎来它的巅峰时刻。
“越窑是我国古代烧制青瓷器的名窑，上林湖是其核心产区。越窑产品种类丰富，造型优美，釉层滋润如玉。”郑建明说，“尤其是唐代创烧的秘色瓷器，成为这一时期最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影响汝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名窑的生产。”
上林湖考古遗址公园占地面积约15平方千米，上林湖越窑遗址群、上林湖越窑博物馆等均在其中，完整展现了越窑从创烧、发展、繁盛至衰落的整个历史轨迹，窑业遗存丰富。整个考古遗址公园可以说是青瓷的“露天博物馆”。
走过一条小路，我们来到上林湖西南岸边的荷花芯窑址，眼前出现一处唐代的龙窑遗址和仿造的同体量古龙窑。1993—1995年、2014—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对荷花芯窑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并由此推断出唐宋时期越窑的布局、制作工艺流程以及窑业生产与管理等信息，当时越窑制瓷大作坊的“真面目”逐渐清晰。
“这条复原的龙窑，按考古发现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以1:1的比例复原。”郑建明招呼我们走近细看，一座瓷窑依坡而建，形似卧龙，故称龙窑。窑体一侧有7个缺口，就是供人和物料出入的窑门；探身钻进去一看，里面有正在烧造的陶瓷，近顶部设有圆形投柴孔，窑炉两侧还有用废品堆砌的匣钵墙、盛放原料的贮泥池、上釉的釉料缸等，生动呈现了越窑完整的作业图景。透过历史的迷烟，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工匠们正在练泥、修坯、上釉、装匣……最终烧成的越窑青瓷滋养了这一片湖山。
出产秘色瓷的后司岙窑址，隐藏在上林湖更深处。乘船进入遗址区，只见湖底满是瓷片，层层叠叠一直铺到岸上。在这里，每走一步都像是踏在历史上。
安史之乱后，大唐生活重心向南偏移，上林湖由是进入兴盛时期，其产品的“千峰翠色”成为青瓷的定色标准。此时创烧的秘色瓷代表了薄釉青瓷的最高水平。
郑建明说，越窑秘色瓷是中国陶瓷家族中最神秘的一员。南宋初赵德麟《侯鲭录》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可见秘色瓷停烧不久、越窑尚在生产之时，就已无从揭晓它的前世今生了。
文献中记载的秘色瓷千年来无实物传世，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13件制作精美的唐代青瓷，一同出土的账碑明确称之为“瓷秘色”，秘色瓷方重见天日。而等到后司岙遗址的挖掘，才进一步揭开了秘色瓷产地之谜。
细细观赏上林湖越窑博物馆内海棠杯、穿带瓶、瓷枕等展品，郑建明说，越窑发明了以细瓷土为胎做匣钵的技术，并以釉封口，使瓷器在密封的环境中得到强还原。这一制瓷技术上的巨大突破，终于成就了秘色瓷釉色清纯、晶莹润泽的特点。
宋室南渡之初，烧制御瓷为上林湖越窑带来了最后荣光。很快，南宋宫廷用瓷的产地就转到龙泉窑。两大名窑在不经意间完成了青瓷历史上最终的交接。
龙泉窑是中国历代青瓷工艺技术发展的集大成者。龙泉青瓷那开创性的粉青、梅子青厚釉，温润如玉的效果，不仅在中国历代备受朝野各界喜爱，更让世界为之倾倒。16世纪的法国人沉醉于龙泉青瓷的莹体玉质，将其与名剧《牧羊女亚司泰来》中男主角雪拉同（Celadon）的美丽青袍相比拟。“雪拉同”这个名字由此成为龙泉青瓷在西方世界的称谓，流传至今。
我们和龙泉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俞锦辉一起，沿瓯江上游干流——梅溪而上，深入浙西南的群山，探寻龙泉青瓷走向世界的源头。
小梅镇金村，溪边一处古代码头遗址，标记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元、明时期，这里是龙泉青瓷装船出洋的第一个码头。”俞锦辉四下环顾，周遭山坡下仍埋藏着许多古代窑口，一条小径把码头和群山更深处连接起来。“当时，不仅金村窑业兴旺，地处更上游的大窑等地出产的瓷土和瓷器，也由乡民们肩挑背扛，顺着这条十余里的‘青瓷小道’运到金村集散。”
从金村出发，满载龙泉青瓷的小船沿山溪顺流而下，沿岸又有数十个大小码头的船只不断汇入。船队冲出龙泉的群山，直向处州府（今丽水）而去。此时，瓯江已变得开阔，再向东，温州港的大帆船正在等待着它们。换装海船后，迎着海风的气息，北上可经明州（今宁波）港、太仓港等地销往日本及朝鲜半岛；南下西洋可远达中东、欧洲。这波澜壮阔的旅程，构成了一幅蔚为大观的“龙泉青瓷出洋图”。
“遥想当年：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往来运瓷船只如织。”俞锦辉的话中充满感慨。宋元及明早期龙泉窑核心地区，集中了独步天下的顶尖制造技术，产出供给世界市场的高端商品，完全可以媲美如今的硅谷。
在俞锦辉心目中，龙泉青瓷之美有着独特的韵味。中国素来尚青，而每个人心目中的“青”字恐怕都对应着不同的色调。“龙泉青瓷之青，是一年中梅子尚泛酸时的那种颜色，是艾草尚鲜嫩时的那种颜色。梅子老熟、艾草枯黄的过程中，它们也是青色的，但那已不是龙泉青瓷的青了。”
龙泉青瓷之青，正如美玉之青。龙泉青瓷这种独特的质地，使之具备了比拟和替代玉的功能。俞锦辉解释说，天然的玉，由于自身材质限制，鲜有大器；而追求类玉效果的青瓷则可以制成规格形式多样的器物，相对而言具有更多的可能性，这应该就是龙泉窑繁荣最为实质的原因。
实际上，早在北宋甚至吴越国时期，南方群山中的龙泉窑就进入了皇家的视野。朝廷在已经就近命令汝窑烧制青瓷的情况下，甚至后来在京城设置官窑以后，还依然不远千里“制样须索”龙泉青瓷。南宋以后，龙泉窑成为中国青瓷的核心窑场，一直承担高质量宫廷用瓷的烧制任务，其盛况一直延续至元代与明代早中期。
特别是其中的黑胎青瓷，产品大多器型轻巧、造型端庄，根据其紫口铁足、普遍开各种片纹等特征，专家认定龙泉黑胎青瓷就是明清文献记载的宋代哥窑。
在龙泉寻访古窑遗址，我们眼前时时浮现出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的身影。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万里跋山涉水，先后9次来到龙泉查访古代窑口，开展考古调查。在一位龙泉当地向导的老宅里，陈万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陶瓷田野考古报告《瓷器与浙江》。
历经超过500年的文化交流，中国青瓷早已触动世界情怀。
郑建明介绍，从唐代中晚期开始，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浙江青瓷迎来了对外输出的第一个高峰。越窑瓷器由明州港装船出海，最终到达朝鲜、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到达了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与埃及。输出的不仅是青瓷，更是中国的智慧和生活风俗。
宋元及明早期，龙泉青瓷的出口十分兴盛。俞锦辉介绍，韩国新安外海域打捞出水的元代沉船，出土各类中国瓷器两万余件套，其中龙泉青瓷占全部瓷器的60%以上；江苏太仓一处万余平方米的元代仓库遗址，几乎全部是当时筛选出来的清一色的龙泉窑残次品与碎片，据不完全统计，数量已达几百吨；此外，龙泉青瓷还在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等国家（地区）的古遗址及古沉船中被发现。这些用于对外贸易的青瓷产品都是百里挑一的上乘之作，造型之雅致，釉色之华美，让人心醉神摇。
青瓷强大的文化魅力，从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龙泉青瓷名器“蚂蟥绊”的历史中即可见一斑。这是一只烧制于南宋时期的龙泉窑青釉花口碗，釉色纯净，柔和淡雅，如冰似玉，其美不可方物。这一珍品代代相传300多年后，到将军足利义政手中时，底部出现裂痕。义政痛惜不已，命工匠用6枚锔钉将其重新锔牢。因锔钉形似大蚂蟥，故得名“蚂蟥绊”。意外的残缺，反而赋予“蚂蟥绊”更加丰富的艺术美感，后世仿制者甚众。
龙泉青瓷在明后期以后逐渐式微，此后作为一项产业长期不复存在，只在民间零星存有仿制古代青瓷的工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国际友人提出，希望在“雪拉同”的故乡一睹其神韵。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完全陌生，询问在故宫工作的陈万里先生，方知“雪拉同”就是烧制技艺已近失传的龙泉青瓷。1957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五大名窑特别是龙泉青瓷的生产。历经悠久岁月的龙泉青瓷，从此走向中兴。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龙泉青瓷高手云集，大师林立，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成为真正活起来的文化遗产。青瓷之美装点千家万户，青瓷技艺成为国际通行的艺术语言。
窑火千年，青瓷不老。惊艳万国，翠色常新。
（文：曾福泉、沈听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