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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个作家身份，很多朋友找我写各种应用文章，以为作家动下笔就会锦瑟繁花，抬下手都会暗香盈袖，其实他们不了解，我长了颗爆米花子脑袋，常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三年得两句，青灯夜光流。”最近，更有朋友抬举到大场合，帮着参谋城市主题宣言，也就是竖在政府大门口的口号，早年的“务实创新，攻坚克难”，后来的“一核三带，紧走快跑”，搞得我脑袋都晕，吓得忙去乡下，借驻村考勤的理由躲在乡下不肯露面。
怯于大场面，那就走访小门户。出入贫困户家次数多了，忽然就发现一个问题，农村怎么那么多脑动脉硬化患者呀？从一社的杨喜文、宋淑琴到二社的赵德，三社的李玉环、吕斌，四社的邵立财、张秀琴，还有五社的王学忠、李淑琴等，还不包括刚刚因脑病过世的王桂珍和张淑琴。而这些脑病患者，大都被拖进了贫困群体。三十一户贫困户，竟然有一大半因为脑病致贫。带着这种现象和城里脑病专家沟通，一句话，农村人盐酱重，容易动脉硬化。
不仅是农村，城里也一样，东北人口味重是普遍的，一年四季离不开咸菜酱。尤其早年困难时期，玉米饼子抹上大酱，大葱杵一下大酱，咸菜大酱成了必不可少的辅食品。即便是日子好过了，农户院子里也少不了摆一口酱缸。也包括我，和咸菜酱最亲，常年离不开大酱咸菜，进了城里也离不开，日子好了也离不开，鸡蛋酱、辣椒酱、豆腐酱、韭菜酱，没有这些吃饭不香，明知道口味重不是好事，养成了习性，想改，还不如饿着。当然也存一种侥幸心理，抓彩票都没中过奖，那些病哪能找到我身上，何况，即便是找上我也无妨，活在世上空占名额，除了制造垃圾外一无用途，死不足惜。
我可以抱有这种侥幸，或只识今日不计来生。庄户人却不应该，毕竟那个群体太大，毕竟他们承受治疗的能力不高，毕竟贫困是人类一大课题。
既然找到了脑病的罪魁——口味重，就应该想办法呀！要从根源上控制，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不能今天脱贫了，明天又躺下一个，这边脱了贫，那边又增加了一个，那样的话，岂不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我没有办法，又不能挨家挨户砸酱缸封咸菜坛子。
单位领导要带队伍来乡下送医疗服务，给他们提建议“不能空手”，最起码要走访几家贫困户。带着大米、豆油，还有少量的资金，一列队伍呼啦啦地来了，内中有我不熟悉的面孔，一打听，一个是记者，另一个是脑科医生。我对记者不感兴趣，倒是脑科医生让我想起那一长串患者。医生也摇头，只能保持，少吃腌制品，多吃素菜，适当增加白醋，软化血管。我仍然不甘心，对于患者可以保持，可是对于潜在的患者，该怎么办？不能去封酱缸砸盐罐子，总得想个办法控制住那道“口味重=脑病=贫困”的公式吧！医生还是摇头，生老病死谁都摆脱不了，每个人都是潜在患者。
到了傍晚，校车从我身边路过，听着孩子们的嬉闹声，看着车窗前每个小脑袋，我猛地想起医生那句话，每个人都是潜在患者，那么，这个潜在患者里是否包括孩子？想到这里内心打了个狠狠的激灵，是啊！我自己可以不计来生，孩子们却不能。那就从孩子做起，堵住根源。我马上给城里的朋友打电话，让他帮忙做一个条幅。告诉他条幅上的内容，朋友哈哈大笑，这是啥词啊？给打印社人家都会笑话你，还作家呢！能不能整出点精彩的？像最近城里到处都悬挂的“美丽四平，幸福家园”。我想了想，那一定是我刻意躲避的“大场面”产物，现在也一定涂满了城市大街小巷，暗自责怪自己长了颗爆米花子脑袋，作品上百万字，却没有一个打在红色条幅上。也罢，造不出那样的佳言懿词，还是老老实实地使用自己的土话，也用红布，也打成黄字，拿不到市面，就挂上土墙，挂上校车，让那句土得掉渣的话傍着沾满尘土的校车在乡间土路上游走：看看一瘸一拐的爷爷奶奶们，少吃咸菜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