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发村的四至是:东接五家户的田土,可遥望中国玉米之乡公主岭市。北抵东辽河,河道成了天然分界线。西邻孤家子垦区七里界,南面顶着满洲国时期修建的东北最大灌区。
按说,守着黄金玉米带,守着灌区,守着河流,这样的水土边栏,怎么说都算是“居善地”了。可惜的是,现实版的“善地”,却没能“长发”,不足两千人口,年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三千五百元)以下的,竟然有八十余人。三千五百元,摞在一起,比筷子头还要细。
因老因病致贫,是贫困群落的普遍现象。相比于现象,长发村的贫困实际原因却是多元的,偏僻是一方面,而人均只有可怜的两亩二分耕地的资源配置,使得长发村即便是守着玉米带也产不出黄金,即便是守着“善地”也无法“长发”。
亩产一千八百斤玉米,两亩二分地产粮三千九百六十斤,每斤一块一毛钱,可拿到手三千九百元,刨去生产资料成本,剩余三千二百元。这是三年前玉米创历史的高价。
亩产一千八百斤玉米,每斤七毛五分钱(二〇一六年玉米价)。人均两亩地可拿到一千七百元,这是去年的收入。
三千二百元和一千七百元,最高的和最低的两组数字,随着玉米价格起落,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落差,寒碜得可怜。而这寒碜的数字,“筷子头”直径的一半,却是农民一年的指望。
不能否认,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有了很大提高,不似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春耕夏锄秋割,现在春种有机器,夏天不用铲不用蹚,秋天田头一站,整片玉米就被苞米贩子买走。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带来生产方式改变,人们免于艰苦的田间劳作,问题是劳动方式改变了,收入有改变吗?就像长发村,收入并没提高,钞票数来数去也没有“筷子头”粗,村民也还是没能越过那条贫困线。
而即便收入是贫困线以上的,也不会有多大差异。这也是处于“线下”的王学忠老伴感言。王学忠原来并不贫困,除了两口人四亩四分地的收入以外,还有点庭院经济,二十几只大鹅,年产千枚鹅蛋,刨除饲料成本,净收入八百元,补充进土地收入里,就超过了那条线。可后来王学忠患脑血栓,治疗花钱不说,八百块钱的庭院经济也衰败了,也就坠入那条线以下。而她本人也患上腰肌劳损,日子一落千丈。但细想,那“千丈”和那条“线”的距离,也就是“筷子头”粗而已。由此可见,线上和线下,突破和降落何等简单;土地资源配置,对老百姓何等重要;长发村的脱贫,该何等艰难。
其实,两亩二分地,也是个不确定的数字。二十世纪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是要收地税的,大概平均每亩一百五十元,两亩二分地,要收三百三十元。为了少交地税,村里和农民合伙玩了个小狡猾,每人少报二分地,就能少交三十元。尽管省下了三十元,王学忠们却抱着每年少交三十元的满足,春去春又来地过着日子。可世事无常,后来不收地税了,还给直补,而且直补的额度远远大于地税,直补的年头也比收地税年头多。可因为那二分地有着不光彩的历史,想要纠正已经没了可能,只能算落不上户口的私生子,拿不到直补也没办法,谁让你当初图三十块钱的便宜呢?
八十岁的老人,面部黑瘦,却也豁达。人要知足,不能横着比,想想以前的日子,草坯房四面透风,看看现在,就算不到三千五百元,也都吃喝不愁了。过去和现在,中间也是隔着一条线啊!老人就是抱着这份豁达,花谢花又开地过着日子。
有句话说得好,富贵无常属,心安是主人。
孔子也说过:“贫而乐道,富而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