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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辽河流域的自然屯落大多是“闯关东”时期开拓而成，屯落取名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中最多的是以宗族势力形成的屯落，按姓氏取名，比如“张家街”“王家沟”“刘家馆”。其次是以自然地理特征命名，比如“四棵树”“靠山屯”“柳树营”。这两种命名方式简单直白，是因为最早那批“闯关东”的祖先，在关里是底层劳动者，没多少文化。
还有一种比较先进的命名方式，比如“富裕”“永吉”等，给屯落赋予一种愿望，给后人留下一份祝福和期许，较之前面的两种命名形式，这种命名更文化一些。
在吉林省梨树县的最北端，就有一个这样的村落——长发。
按说，“长发”和“贫困”是两个矛盾的词汇，不该组合到一起，“长发”怎么成“贫困”？“贫困”怎么会“长发”？仔细品咂，原来，两个词汇，前一个属于精神意愿，后一个属于物理现象。
我第一次去长发是2017年年初，春节将近，我们送文化下乡，我力主选择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县里就给我们推荐了长发。轿车从小宽乡继续北进，向乡人问路，乡人指了指，又嘱托，有集，车过不去。听说有集市，觉得不会太落后，李斯说“齐兴于市起于集，赵衰于卜亡于兵”，把集市同国家兴衰联系到一起，而且，长发的集市“堵车”，那一定是很繁华的了。到了村口才发现，我的期许是那么脆弱，七八个摊位，小贩像是把一年的困倦带到了集市，零下三十度的寒气也不能把他们冷出精气神，风干的秋子梨像被抽出内瓤的瘪虫子，几条断了尾巴的青鱼也像被打了蜡。七个或者八个顾客用草绳系着两卷烧纸，也都满脸倦意地在集市上散步。果然堵车，摊位摆在了路面上，贩子们根本就不屑轿车的存在，没有给车让路的意思，只能另寻路径。经指点，村牌子下有条小道，能拐过去，果然有村牌，只是字迹不清晰，看着像“长乏”。
后来“长乏”和我结缘，成了我单位包保的贫困村，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指派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定点村，免不了多次去那里，送钱送物送温暖，也送他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在城里工作的哥哥领着女友回家，两个孩子裸着屁股坐在土炕上，分食父亲从生产队马料中挑拣出的豆饼。这个场面让哥哥的女友打了个长长的寒噤，两人分手。后来一个孩子到市里工作，经常同哥哥的那位女友打交道，才知道当年他们分手的原因——是人家担心这么大的穷窟窿，什么时候能填满。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裸着屁股分食豆饼的两个土孩，现在一个是作家，一个是大学教授。
发财受穷都不过三辈子，没有“长发”，也没有“长乏”，多大的穷窟窿都有到底的时候。关键是，填窟窿，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方法。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那是中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所以，我们携手攻坚。
长发村的四至是：东接五家户的田土，可遥望中国玉米之乡公主岭市。北抵东辽河，河道成了天然分界线。西邻孤家子垦区七里界，南面顶着满洲国时期修建的东北最大灌区。
按说，守着黄金玉米带，守着灌区，守着河流，这样的水土边栏，怎么说都算是“居善地”了。可惜的是，现实版的“善地”，却没能“长发”，不足两千人口，年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三千五百元）以下的，竟然有八十余人。三千五百元，摞在一起，比筷子头还要细。
因老因病致贫，是贫困群落的普遍现象。相比于现象，长发村的贫困实际原因却是多元的，偏僻是一方面，而人均只有可怜的两亩二分耕地的资源配置，使得长发村即便是守着玉米带也产不出黄金，即便是守着“善地”也无法“长发”。
亩产一千八百斤玉米，两亩二分地产粮三千九百六十斤，每斤一块一毛钱，可拿到手三千九百元，刨去生产资料成本，剩余三千二百元。这是三年前玉米创历史的高价。
亩产一千八百斤玉米，每斤七毛五分钱（二〇一六年玉米价）。人均两亩地可拿到一千七百元，这是去年的收入。
三千二百元和一千七百元，最高的和最低的两组数字，随着玉米价格起落，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落差，寒碜得可怜。而这寒碜的数字，“筷子头”直径的一半，却是农民一年的指望。
不能否认，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有了很大提高，不似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春耕夏锄秋割，现在春种有机器，夏天不用铲不用蹚，秋天田头一站，整片玉米就被苞米贩子买走。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带来生产方式改变，人们免于艰苦的田间劳作，问题是劳动方式改变了，收入有改变吗？就像长发村，收入并没提高，钞票数来数去也没有“筷子头”粗，村民也还是没能越过那条贫困线。
而即便收入是贫困线以上的，也不会有多大差异。这也是处于“线下”的王学忠老伴感言。王学忠原来并不贫困，除了两口人四亩四分地的收入以外，还有点庭院经济，二十几只大鹅，年产千枚鹅蛋，刨除饲料成本，净收入八百元，补充进土地收入里，就超过了那条线。可后来王学忠患脑血栓，治疗花钱不说，八百块钱的庭院经济也衰败了，也就坠入那条线以下。而她本人也患上腰肌劳损，日子一落千丈。但细想，那“千丈”和那条“线”的距离，也就是“筷子头”粗而已。由此可见，线上和线下，突破和降落何等简单；土地资源配置，对老百姓何等重要；长发村的脱贫，该何等艰难。
其实，两亩二分地，也是个不确定的数字。二十世纪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是要收地税的，大概平均每亩一百五十元，两亩二分地，要收三百三十元。为了少交地税，村里和农民合伙玩了个小狡猾，每人少报二分地，就能少交三十元。尽管省下了三十元，王学忠们却抱着每年少交三十元的满足，春去春又来地过着日子。可世事无常，后来不收地税了，还给直补，而且直补的额度远远大于地税，直补的年头也比收地税年头多。可因为那二分地有着不光彩的历史，想要纠正已经没了可能，只能算落不上户口的私生子，拿不到直补也没办法，谁让你当初图三十块钱的便宜呢？
八十岁的老人，面部黑瘦，却也豁达。人要知足，不能横着比，想想以前的日子，草坯房四面透风，看看现在，就算不到三千五百元，也都吃喝不愁了。过去和现在，中间也是隔着一条线啊！老人就是抱着这份豁达，花谢花又开地过着日子。
有句话说得好，富贵无常属，心安是主人。
孔子也说过：“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两根木杆平行摆放，间距六十或八十厘米，用麻绳连接上，湿土填进两根木杆中间的槽里，踩踏实成，抡起榔头左一下右一下地凿，再一层一层填土一榔头一榔头地凿，土墙逐步增高，东、西、北三面成堵墙，南面留下门窗口，架上柱脚，支起房梁和檩木椽子，再铺上草帘或苇箔，房子就成了，这种房子我们两辽地区（东、西辽河流域）称干打垒。还有一种房子，一半黄草一半稀泥，黄草和稀泥箍成草泥把子，一层一层摞起墙壁，再架上柱脚房梁，在两辽中、下游一带，这种房子称草泥窑。干打垒的前世是地窨子，类似延安窑洞。草泥窑是干打垒的加强版，属于两辽地区第三代建筑。据说，闹胡子时期，干打垒容易被胡子掏洞入室，大户人家就研究出了这种草泥窑，锹挖镐刨都无济于事，这有点像太极的以柔克刚。大凡靠挖洞入室抢劫的都是小土匪，也称地崩子，类似还没进梁山入伙的鼓上蚤，遇上草泥窑得不了手，又不敢比明目张胆打劫，只能认栽。干打垒和草泥窑，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北方两辽地区农村的普遍建筑。
那么，干打垒和草泥窑的新版又是什么呢？我敢肯定，大多数人会说是砖瓦房。
守着长发村那条主路的路边，十几棵高大的树木簇拥一团，仅从树木的颜色上分辨，你根本无法辨别出树种，无论是杨树还是柳树，在冬季里都和榆树同一颜色——黢黑。黢黑的树干间，高大的树冠下，耸着两簇柴火垛。有烟雾在树冠里弥散，或者说是树冠笼了烟雾，如果不是味道焦煳，兴许会让人想到那烟是杜牧笔下“笼寒水”的“烟”，那雾是李清照笔下“愁永昼”的“雾”。焦煳的烟雾味道，一下会把人拽进柴门风雪，烟火人间。果然，两簇柴火垛的缝隙间，黢黑高大的树冠下，还隐藏着一个小建筑。平顶，矮脊，灰瓦房盖，砖面墙体，房檐的椽子头残留着二十世纪的蓝漆，锄头或扁担吊在房檐下。到了跟前又发现，椽子头的蓝漆下，还挂着一串一串的冰溜子，像是倒挂的水晶锥体。不知道是木质房门走型，还是木质门框走型，连接房门和门框的折叶处，明晃晃拇指粗的缝隙，那些不是“笼寒水”而是笼着黢黑树冠的烟雾，就是从这道门缝挤出来的。
这户人家姓王，户主叫王杰，两口人，都已经八十岁，王杰的老伴脑主干出血，拉医院时根本就没指望能抢救过来，大概是阳寿未到，在阎王爷那儿打个照面，被撵了回来。老头岁数大，有点劳动能力，也仅仅是屋内屋外灶台火炕，园子都侍候不了。这些都是在进王杰家之前村书记的介绍。村书记姓霍，中等个头，不急不火，大概是这么多贫困户压在肩膀上的原因吧，他有些无精打采，说起王杰老伴到阎王爷那报到，口气就像是去阎王爷那随礼。那不呆亦呆的眼神，给人一种白发渔樵惯看秋月春风的老气。
进了屋里，我才看清王杰家的房子，表里不一。从外面看是砖瓦结构，墙体是红砖，房顶起了矮脊，铺了一层瓦。可到了内里，却看不见一块砖头一个瓦片。内里的墙体是什么？干打垒。这种建筑也有个名字——砖迎面。就是在干打垒或者草泥窑墙体的外面，砌一层红砖，用砖的面孔迎接外来的目光。这种砖迎面，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了点剩余但不足以改建全砖全瓦，所以，它是干打垒和草泥窑向砖瓦房过渡的那款房屋。
这样的房子，为什么不申请危房改造？我问。老人的表情有些错愕。危房？房子没一道裂痕，怎么是危房？你们出去数数，还有多少家砖迎面。要是信我的话，有指标就先可着那些岁数小的改造，改造好也能多住几年。我俩这个样子还能活几天？我俩一死，改造完的房子也没人住，那不是白瞎钱了？现在这样正好，人一走，干打垒推倒，也没多大糟践，还腾出块空地，够左邻右舍种大葱了。老人干燥的脸，像是岁月的榔头锤瘪了的干打垒，无一丝多余的肉，似在告诉人们，活着像干打垒一样简单干净，死后也不占阳世寸土寸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