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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辽河流域的自然屯落大多是“闯关东”时期开拓而成，屯落取名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中最多的是以宗族势力形成的屯落，按姓氏取名，比如“张家街”“王家沟”“刘家馆”。其次是以自然地理特征命名，比如“四棵树”“靠山屯”“柳树营”。这两种命名方式简单直白，是因为最早那批“闯关东”的祖先，在关里是底层劳动者，没多少文化。
还有一种比较先进的命名方式，比如“富裕”“永吉”等，给屯落赋予一种愿望，给后人留下一份祝福和期许，较之前面的两种命名形式，这种命名更文化一些。
在吉林省梨树县的最北端，就有一个这样的村落——长发。
按说，“长发”和“贫困”是两个矛盾的词汇，不该组合到一起，“长发”怎么成“贫困”？“贫困”怎么会“长发”？仔细品咂，原来，两个词汇，前一个属于精神意愿，后一个属于物理现象。
我第一次去长发是2017年年初，春节将近，我们送文化下乡，我力主选择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县里就给我们推荐了长发。轿车从小宽乡继续北进，向乡人问路，乡人指了指，又嘱托，有集，车过不去。听说有集市，觉得不会太落后，李斯说“齐兴于市起于集，赵衰于卜亡于兵”，把集市同国家兴衰联系到一起，而且，长发的集市“堵车”，那一定是很繁华的了。到了村口才发现，我的期许是那么脆弱，七八个摊位，小贩像是把一年的困倦带到了集市，零下三十度的寒气也不能把他们冷出精气神，风干的秋子梨像被抽出内瓤的瘪虫子，几条断了尾巴的青鱼也像被打了蜡。七个或者八个顾客用草绳系着两卷烧纸，也都满脸倦意地在集市上散步。果然堵车，摊位摆在了路面上，贩子们根本就不屑轿车的存在，没有给车让路的意思，只能另寻路径。经指点，村牌子下有条小道，能拐过去，果然有村牌，只是字迹不清晰，看着像“长乏”。
后来“长乏”和我结缘，成了我单位包保的贫困村，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指派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定点村，免不了多次去那里，送钱送物送温暖，也送他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在城里工作的哥哥领着女友回家，两个孩子裸着屁股坐在土炕上，分食父亲从生产队马料中挑拣出的豆饼。这个场面让哥哥的女友打了个长长的寒噤，两人分手。后来一个孩子到市里工作，经常同哥哥的那位女友打交道，才知道当年他们分手的原因——是人家担心这么大的穷窟窿，什么时候能填满。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裸着屁股分食豆饼的两个土孩，现在一个是作家，一个是大学教授。
发财受穷都不过三辈子，没有“长发”，也没有“长乏”，多大的穷窟窿都有到底的时候。关键是，填窟窿，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方法。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那是中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所以，我们携手攻坚。
长发村的四至是：东接五家户的田土，可遥望中国玉米之乡公主岭市。北抵东辽河，河道成了天然分界线。西邻孤家子垦区七里界，南面顶着满洲国时期修建的东北最大灌区。
按说，守着黄金玉米带，守着灌区，守着河流，这样的水土边栏，怎么说都算是“居善地”了。可惜的是，现实版的“善地”，却没能“长发”，不足两千人口，年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三千五百元）以下的，竟然有八十余人。三千五百元，摞在一起，比筷子头还要细。
因老因病致贫，是贫困群落的普遍现象。相比于现象，长发村的贫困实际原因却是多元的，偏僻是一方面，而人均只有可怜的两亩二分耕地的资源配置，使得长发村即便是守着玉米带也产不出黄金，即便是守着“善地”也无法“长发”。
亩产一千八百斤玉米，两亩二分地产粮三千九百六十斤，每斤一块一毛钱，可拿到手三千九百元，刨去生产资料成本，剩余三千二百元。这是三年前玉米创历史的高价。
亩产一千八百斤玉米，每斤七毛五分钱（二〇一六年玉米价）。人均两亩地可拿到一千七百元，这是去年的收入。
三千二百元和一千七百元，最高的和最低的两组数字，随着玉米价格起落，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落差，寒碜得可怜。而这寒碜的数字，“筷子头”直径的一半，却是农民一年的指望。
不能否认，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有了很大提高，不似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春耕夏锄秋割，现在春种有机器，夏天不用铲不用蹚，秋天田头一站，整片玉米就被苞米贩子买走。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带来生产方式改变，人们免于艰苦的田间劳作，问题是劳动方式改变了，收入有改变吗？就像长发村，收入并没提高，钞票数来数去也没有“筷子头”粗，村民也还是没能越过那条贫困线。
而即便收入是贫困线以上的，也不会有多大差异。这也是处于“线下”的王学忠老伴感言。王学忠原来并不贫困，除了两口人四亩四分地的收入以外，还有点庭院经济，二十几只大鹅，年产千枚鹅蛋，刨除饲料成本，净收入八百元，补充进土地收入里，就超过了那条线。可后来王学忠患脑血栓，治疗花钱不说，八百块钱的庭院经济也衰败了，也就坠入那条线以下。而她本人也患上腰肌劳损，日子一落千丈。但细想，那“千丈”和那条“线”的距离，也就是“筷子头”粗而已。由此可见，线上和线下，突破和降落何等简单；土地资源配置，对老百姓何等重要；长发村的脱贫，该何等艰难。
其实，两亩二分地，也是个不确定的数字。二十世纪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是要收地税的，大概平均每亩一百五十元，两亩二分地，要收三百三十元。为了少交地税，村里和农民合伙玩了个小狡猾，每人少报二分地，就能少交三十元。尽管省下了三十元，王学忠们却抱着每年少交三十元的满足，春去春又来地过着日子。可世事无常，后来不收地税了，还给直补，而且直补的额度远远大于地税，直补的年头也比收地税年头多。可因为那二分地有着不光彩的历史，想要纠正已经没了可能，只能算落不上户口的私生子，拿不到直补也没办法，谁让你当初图三十块钱的便宜呢？
八十岁的老人，面部黑瘦，却也豁达。人要知足，不能横着比，想想以前的日子，草坯房四面透风，看看现在，就算不到三千五百元，也都吃喝不愁了。过去和现在，中间也是隔着一条线啊！老人就是抱着这份豁达，花谢花又开地过着日子。
有句话说得好，富贵无常属，心安是主人。
孔子也说过：“贫而乐道，富而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