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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过去的故事。
其间有精致、有美好、有清韵，也有新与旧的交错与冲突。
还没有来到这人间的天堂时，杭州在她的感觉深处是一场江南的雨，湿润的气息中有着浓浓的温和与生机。如今，她已身在杭州，沿着那条狭长的江南雨巷，撑着红油纸伞缓缓地走着，身姿袅娜，让路人忍不住驻足观望。
小巷的地面用一块块规则的石头铺就，被人踩得久了，便有了高高低低的起伏，走起路来十分不便。于是，那红油伞便如同风中抖擞的花，任雨水斜斜地冲刷着。
这朵花从小巷深处款款地飘来，透过雨水细看伞下那位身着暗色旗袍的娇美女子，弯弯的柳叶眉毛下是一张懵懂的脸，沿着眼尾向内晕染的眼影轻重有机地搭配在一起，又散发出另一种美来，像雾像雨又像风。她如水的眼中，有淡雅、有细腻、有端庄、有秀气，而一双淡然的唇则给人语笑嫣然的美好，又与雪色、粉红相映衬，尽显内在的涵养和气质。缥缈的雨已不知道何时湿了她的发梢，水珠一滴一滴地滑落，浸湿了她的衣襟。经过雨水的抚慰，婀娜的身躯突显出女人的至柔至美。远远望去，仿佛一幅极具情调的图画。
雨水也淋湿了这座古老的城市——杭州。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能够生活在这里，自然是幸福而又惬意的。
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不是很多，景色却是特别的美。遮天蔽日的绿荫下似乎潜藏了太多的生机，和着美妙滋养着这里的人。杭州美景当属西湖，湖水波光粼粼，湖边各种花依次开放着，营造出的美景早已消解了冬季的肃杀。湖中心的小岛，以及南北两面的雷峰塔和保俶塔，让人赏心悦目之余，还会产生无限的遐想。这些美景在点缀了杭州的同时，也见证了这里的历史，更蕴含了许多古代文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豪情。
但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来说，她一时半会儿还无法读懂江南的意境与性格，只是依稀可以感受到与众不同的人文情怀。在20世纪20年代的杭州城，这个叫林徽因的女孩正在用心感受着故乡的美好。
在林徽因幼小而又模糊的记忆深处，故乡就是一张泛黄的底片，一个美好而又短暂的梦。她1904年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林孝恂与康有为同为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的进士。父亲林长民是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长，堂叔林觉民是《与妻书》的作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那时，林家可谓是家道中兴，家境富裕，林徽因身边还有一群好友。虽说身处高墙大院久了会感到枯燥无味，但有志同道合的好友在身边，欢乐的时光自然也就更多一些。父亲林长民每日早出晚归，母亲没有受过教育，因此林徽因启蒙教育的任务便落在了和蔼的大姑妈身上。据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暄回忆：“她生在这个书香家庭，受到了严格的教育。父亲不在时，由大姑妈督促。大姑妈比父亲大三岁，为人忠厚和蔼，对我们姊兄弟亲胜生母。”由于父辈对孩子们的学业要求极高，对林徽因更是遍请当时的名士前来传道授业。因此，林徽因虽然年龄尚小，但已经开始接触各种文化知识，还读了《史记》《诗经》《左传》等典籍。
八岁时，林徽因随着父母来到上海读小学。上海距离杭州很近，不需要太多的车马劳顿，便可以经常返乡探望，这也让林徽因少了许多思乡之苦。
上海的生活是丰富的，没有了杭州的静谧与悠闲，但多了许多异质文化。一位外国人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那个时期的上海：“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差点撞到一乘帘子遮得密密实实的轿子，轿中坐的是中国的官太太。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耳中听到的是卷舌头的德语夹杂着伦敦俚语。穿巴黎新款时髦衣衫的人旁边站着近乎半裸的穷苦小工，一对水手踏着双人自行车飞驰而过，两名穿和服、趿拖鞋的日本仕女转身避让，显得有点恼怒。着一身灰袍的和尚手肘碰到了一名大胡子的罗马传教士……”万花筒一般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把各国的文明都浓缩于一处。
上海的繁华让林徽因增长了见识。在接受正规教育的同时，她也对这里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海百乐门的璀璨灯光，那种豪华中闪耀的都是述之不尽的新奇。
四年之后，林徽因又跟随父母去了北京。与上海相比，这座城市更多的是一种沉暮之气，四方的城墙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接二连三的搬迁，逐渐消磨着林徽因对于故乡的记忆。但辗转多地的经历也让她接触到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来到北京不久，林徽因就进入培华女中就读。从入校那天开始，她就完全将自己的心性从大宅院中解脱开来，在新的天地中变得更加自由。
在北京待的时间久了，林徽因便喜欢上了这里。若不是要陪伴父亲回乡省亲，她不会这么开心地离开北京。
此时，林徽因已经年满十六岁了，长得亭亭玉立，但仍散溢着孩子气，时而也会透露出一种忧郁的气质。她为自己的文化知识和英语水平日益提高而开心，也为生活中的琐事而烦恼。她要帮助父亲伺候两位母亲的起居，课业之余，还要照看几位弟妹。可以说，家里的大事小情都需要她来处理。因此，她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她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言笑，这源于小时候母亲对她的影响。
林徽因的生母名叫何雪媛，她目不识丁，十四岁时嫁给林长民，先后生了一男两女，但只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就是林徽因。两个孩子先后夭折的打击，让何雪媛陷入痛苦中久久不能自拔，甚至生出了严重的抑郁症。那个时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眼见何雪媛传嫡无望，林长民便迎娶了上海女子程桂林。
程桂林嫁入林家后，先后生了四儿一女。老人们开心极了，逢人便说自家积了阴德，祖坟上冒了青烟。林徽因和母亲何雪媛被迫搬到了后院，住小房子。从此，前院承欢，后院凄清。所有赞誉都涌向了林徽因的这位后母。程桂林同样没有读过书，但性情随和，而且分外喜欢林徽因。一边是童声四起，一边是冷落寂寞。林徽因也喜欢往前院跑，和弟弟妹妹一起玩耍，并亲热地叫程氏“二娘”。这让何雪媛非常生气，她的脾气也越发不好，终日在无尽的怨恨中歇斯底里，经常数落和谩骂林徽因。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怎么能不感到沉重？随着年龄的增长，林徽因对这种身处夹缝的压抑表现出了反感。她在小说《绣绣》中讲述了自己的童年体验：
一位乖巧的女孩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娘亲懦弱无能，狭隘多病，父亲将其冷落，娶了姨娘又生了孩子。女孩整天夹在无休止的争吵中度过，彷徨之中没有温情，没有爱怜，过得很无奈。
为了尽快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林徽因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坚强、更有主见。她很想帮助母亲，却又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很多时候只能望着花草发呆。
花草虽然不能言语，却是有生命的，尤其是那些盛放在石槽中的莲花，那可爱的姿态就像是一群纯情的少女，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翩然起舞。“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的这种高洁的品质让林徽因学会了不去过多地埋怨时乖运蹇，也不去叹喟世态炎凉，只学着泰然自若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快。
现在想来，林徽因和张爱玲的命运是何其相似。她们都生在中国传统的多妻家庭中，同样因为父母的交恶而给童年生活罩上了一层阴霾，让人感到心酸。可她们又都是如此与众不同，虽然经历坎坷，却一直让自己活得如同翠莲吐蕊一般，自尊自爱，优雅成熟。
这次回到杭州，林徽因再一次看到了陆官巷那所青砖大宅子，记忆深处的往事被这些熟悉的场景一一勾了起来。面对以前居住过的房间，使用过的玩具、饰物，还有书房和那些枯萎的莲花，她终于有时间一个人静静地回想与过往相关的事情了。那些个时日，她没有功课的负担，可以尽情玩乐，走访亲戚，拜会朋友，那感觉就像小时候过年一样。在这样的自由自在中，林徽因又想起了自己曾经得过一回水痘的经历来，大概也就是在六岁左右吧。
依稀中还记得父亲说过，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难忘”经历，便从内心深处喜欢起这所谓的“水珠”来。这样的喜欢自然比较奇怪，可她硬是咬着牙、忍着疼痛来喜欢。面对这样的病症，大人只是没完没了地担心，并带着诸多好奇与不解。林徽因却把自己的感觉一字不落地写在了文字中。
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
把莲花当作自己尚可理解，把生病当作一种荣耀却真是不可思议了。然而，这个年龄的林徽因的确是让人捉摸不透的。
父亲不在家时，作为长女的她即使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玩，也从来不会把年迈的祖父扔在一旁不闻不问。老人自然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慢慢地便刻意安排她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代笔写信。确实，从一封封来往的书信中，父亲林长民也看到了林徽因的各种变化与不同。
徽儿：
知悉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闻娘娘往嘉兴，现已归否？趾趾闻甚可爱，尚有闹癖（脾）气否？望告我。
祖父日来安好否？汝要好好讨老人欢喜。兹寄甜真酥糕一筒赏汝。我本期不及作长书，汝可禀告祖父母，我都安好。
父 长民
三月廿日
写信，让林徽因变得更加早熟起来。正如她的好友费慰梅所言：“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确实，那时林徽因在家中的身份正在发生着变化，她已不再单纯地写信汇报家里的情况。有一次父亲外出去日本，喜欢读书的林徽因便全身心地沉浸在书房之中。或许是出于无意，她突然对书房中的字画产生了兴趣，起先只是一幅幅地打开来观赏，后来见这些精美的作品凌乱地堆放在地上，便想帮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她把这些数量可观的字画精心挑选分类，然后又下功夫编成了收藏目录。这样的做法，怎么能不让人开心呢？
作为林徽因生命中第一个真正欣赏她的人，林长民把自己所有的喜爱都换成了另一种方式来表现。他也知道，“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祖父病故后，林徽因便少了与父亲的书信来往。这时的她，心态不断成熟，也多了几分阴柔之美。她开始喜欢穿旗袍，给人以舒服、优雅和得体的感觉。
现在，她行走在雨巷中，身着突显身材的旗袍。她知道，如果是在北京，自己可就不会如此随意了。培华女中是英国人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始终以严谨的教风著称。不论是谁，每天都必须身着校服，在各种教条教规中度过忐忑不安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