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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知道，齐国霸业绝非一木之材可以撑起的，头一项要务，必是要广求贤达而用。已经有齐桓公的首肯，新上任的宰相虽然人事不广，但施行起来也得心应手。很快，八十位辩才无碍、聪慧敏捷的游士离开临淄城，满载财帛，向各国奔去。带着齐国求贤若渴的信息，也负有暗中打探各国情报的秘密任务，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一批“外交情报人员”。由于管、鲍二人早已在各国交通要隘，设立了秘密情报点，或混迹于酒肆旅馆，或托身于商行作坊。这么多年过去，早对各国政局了如指掌，这些又为八十位游士任务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可想而知，此后从各个地方涌来齐国的，不仅是人才，还有许许多多情报资料。
另一项求贤的政令，便是选荐“秀民”。以往各国施行的多是世官制，如齐国的上卿高、国二氏，便世代承袭、主持国政。当然同时也有任官制并行其中，比如原来鲍叔牙等人被国君任命为少傅便是例子。但被任命之人仅限于“国人”中的“士”，近十倍于“国人”的“野人”（即野鄙农夫），却因血缘出身而永远被阻挡在仕途和从军之路以外。
管仲开始撕开这张网，虽然“秀民”的人数有限，但毕竟是一个开始。这就是管仲心目中与世官制背道而驰的“贤人政治”，这开启了战国以后任人唯贤的滥觞，恐怕也是以后两千年来科举取士的源头吧。
然而在当时，这是一个不易之举，贵族就首先反对。但由于高、国二氏在之前的改革中，已获得巨大的利益。遂投桃报李，给予支持。领袖世族的二氏，赞成选荐人数区区的“秀民”，于是这项政策才得以实施。为了显示这个政策的威严，管仲选择在太庙举行朝会，要求五属大夫及其僚属，“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当然，这也要托先王旧制的“合群叟，比较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集合各方老人，比较民众中有道的人，树立典范作为百姓的纲纪。有了这堂堂之言，地方官员便开始积极为齐桓公的霸业搜罗各种人才。
为了政策的持之以恒，管仲规定每年正月，五属大夫及乡长在述职时，要向国君报告举荐贤人的成效。如发现有而不报，将定为“蔽明”“蔽贤”之罪，属五刑重罪了。
以上两项都要假手于人，但庭燎取士之举，却是由管仲和齐桓公亲自执行的。
齐桓公专门设立了一个招揽人才的机构，起名“庭燎”。西周时，重视等级礼仪，如果要迎接四方之士，就要用高规格的接待礼仪。古代邦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也就是“庭燎”。
本来庭燎的数量按爵位高低是有所规定的：天子为一百，公侯为五十或三十不等。为招徕人才，齐桓公便僭用了天子的庭燎一百之数。但出乎意料的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八十游士和地方臣工都陆续报来佳绩，但自己这一边，却连一点动静都没有。齐桓公实在想不明白，终于有一天，卫士报告有一个自称“贤才”的人求见。
齐桓公心中一喜，两月余不见动静，今番终于有戏了。“举庭燎迎接，不可怠慢，另外派人请仲父来商议。”
卫士遵令而行，燃起一百把庭燎大烛，烟火冲天。可是到了一看，是一个村野农夫。齐桓公很失望，但人都来了也不能立刻叫人走，只好敷衍地问：“你有什么本事啊？”农夫回答说：“我只会九九术算。”齐桓公一听急了：“什么，你只会九九术算？那你求见寡人，所为何来？”
只见那农夫恭恭敬敬地行过礼，慢慢地说道：“小人也不觉得会九九术算是什么本事，但却想为主公排解一件大烦恼。”
“什么大烦恼？”
“主公可曾想过，为何设如此隆重的庭燎之礼，以待贤才，却无人应召？”
此话正中齐桓公所想：“你说，这是为何？”
农夫憨憨一笑，道：“贤才之所以不来，是因为齐国是名闻天下的大国，主公又是声名远播的国君，四方之士自认为比不上主公，所以才不敢来。九九术算，本就是微不足道之技，而小人又是一个村野之夫，然主公却以庭燎之礼，厚待于我，那些真正的人才，还会担心自己不受重用吗？”
齐桓公听罢，连声赞叹：“说得好，说得好。”
管仲赶来后，一听经过，对齐桓公能从善如流大加赞扬：“泰山不拒壤石，才能成就其高；江海不拒细流，才能成就其大。主公此事处置明哲，天下贤士定会鱼贯而入。”
果然，齐桓公厚待一个只会区区九九术算的农夫的故事，如插上翅膀，传遍远近。四方前来投靠的能人贤士，纷至沓来。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短短四五年工夫，齐国就兵强马壮，蓄势待发。首都临淄城的人口超过了四万户，有二十多万人口。在这样规模宏大的城市中，屹立着巨大的宫殿，里巷纵横，屋宇鳞次栉比，肆市林立，男女熙熙攘攘，商贾游人往来其间，是当时我国东方最大的经济中心。
管仲确立的广求贤达的制度，效果如此之好，以至被后世的齐国政府牢牢继承。《史记》载：“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一个人，一套制度，就保住了齐国的大国地位。若这项制度与用人理念被时代所接受会怎样呢？这套制度奠定了春秋战国改革的基础。在一系列改革的推动下，列国集权程度加强了，官僚政治确立了，地主封建制形成了，小生产发展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并孕育出了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服务的系统理论。中国由分权割据走向集权统一的历史条件已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