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执政集团的另一位重臣是鲍叔牙。鲍叔牙可以说是最富有西周遗风的士人,在他的身上,体现出的是道德至上的上古风格,也可以说是贵族气质。这也许同鲍叔牙出身较好,家境殷实有关吧。
鲍叔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人“抬杠”,以性情耿直,犯颜直谏著称。他对齐国的许多政策和人事提出了中肯、尖锐的批评。齐桓公在霸业已成后,常常显露骄矜之色,甚至觉得自己功勋可比尧舜。齐桓公曾经计划铸造大钟,用以铭记自己的功德。鲍叔牙知道后,主动去和齐桓公谈大钟铭文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述说齐桓公的过错,结果说得齐桓公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铸造大钟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了。
还有一次,齐桓公和管仲、甯戚、鲍叔牙四人同饮。酒酣耳热的时候,齐桓公责问鲍叔牙:“大家都向我祝酒了,为什么就你坐着不动呢?”鲍叔牙捧杯起身说:“那我也来向国君祝酒,希望国君不要忘记当年流亡莒国的贫困担忧,希望管仲牢记曾在鲁国的囚徒生活,希望甯戚记得夜里车下喂牛的时候。”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感叹不已。齐桓公离席,向鲍叔牙郑重行礼说:“我和两位大夫若不忘你的话,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了。”
“管鲍之交”,意为至交的朋友关系,这一成语便出自鲍叔牙的知人和自知。
管仲病重后,齐桓公考虑他将不久于人世,便问,可否让鲍叔牙接替他为相?管仲说,鲍叔牙善恶过于分明,以善待善尚可,以恶对恶谁能忍受得了?“他是位君子,但不可以委以国政。”有人将管仲这些话告诉了奸臣易牙,易牙以为这正是离间管仲与鲍叔牙的好机会,遂到鲍叔牙面前挑拨离间。没想到鲍叔牙听了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道:“这正是我推荐仲父为相的原因。仲父忠于国家,没有私心。若让我为相,我岂能容忍你们这些小人?”
从鲍叔牙的身上,人们看到了春秋时期士人思想上的变化和冲突,那就是“道”和“德”的交锋。周武王、周公等用“以德配天”“天以德择主”来解释夏、商、周的历史之变,“德”一直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个标准价值观,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德”是第一位的。鲍叔牙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他有西周贵族的气质。与此同时,鲍叔牙应该也认识到了所谓“道高于君”的“道”,作为一个出现于西周初期的政治概念,“道”在春秋时期得到了大发展,也成为后来百家争鸣的核心思想。这和春秋的社会剧变是分不开的,人们认识到单纯以德治国是行不通的,而“道”正符合了这样的需求,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另一把利剑。
“道高于君”,这恐怕也是鲍叔牙举荐管仲而管仲并不举荐鲍叔牙的根本原因。在管仲的思想里,“法”是“道”的体现,是人类的“公”,因此要尚公崇法,依法治国。这样的思想,深深体现在管仲的治国措施中,首先就是人才选拔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