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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首届年会上，有学者在报告中调侃性地提出一个观点——治理高等教育和社会需求不匹配。我个人比较赞同这个观点。现在心理学工作者、心理学家和在心理学领域做社会治理的工作者，要认真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治理心理学这个行业？我们是否需要治理心理学家这个队伍？我们来做一些探讨。
心理学需要治理，首先表现在人才培养方面。心理学人才以高校培养为主，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心理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其就业方向主要是教师和科研人才。高校的教学内容通常是教学生怎么研究心理学，比较注重学科本身的发展，却不教学生们怎么去做心理学服务，怎么去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现在一些大学培养的心理学人才普遍存在着就业困难的问题，不是社会不需要，而是他们在四年大学生活中学到的东西与社会脱轨，能力并不足以解决社会上的实际问题。
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是心理学的本科生，他们到了机构之后，不能具体去做担当重要职务的工作。原因就是他们所学的技能和社会需求不匹配，还有个人的成长不够。所以在高校中不光要增加社会心理服务技能方面的培养和培训，还要加上实践。比如每个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都要和社区签订实习计划。不只是为了走形式，混个实习学分，而是真真正正以班级为单位，在社区里按定期的轮班制，接访服务，至少做一名社区的心理志愿者。四年的本科学习下来之后，这些孩子已经见了一批又一批社区居民，已经在实践中学会了怎么去服务，这样的大学生便真正成为一名理论与实践并行的心理学人才。
另外，高校的教学还要加入学生的心理成长课程。根据我国应试教育的特点，我们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实例，有很多孩子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心情是十分压抑的，他们没有机会去好好放松一下自己。到大学以后，他们内心仍然带着需要成长的东西。比如有许多学生学习心理学的原因就是想解决内心留存的一些问题，但是，当真正接触到心理学之后，却发现心理学都是枯燥的理论，于是就不喜欢心理学了，四年的学业还没结束，在他们的职业规划中，已经不再有心理学这个职业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从中获得自己当初想要的东西。所以高校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与技能，还需要帮助他们成长，使他们建立完善的、健全的人格。
记得有一次我去一所大学参加学术交流会议，我带领学生们开展了一场心理工作坊。现场作画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突然哭得稀里哗啦，我对这位同学说：“你好像有故事，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我很乐意帮助你。”他点点头，接受了我的帮助。我对他成长中的一个情结做了处理，处理完之后，我让大家发言，谈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第一个举手的就是这位同学的研究生导师，导师对我鞠了一躬说：“感谢您韦老师，我很惭愧。作为他的老师，我不知道我的学生内心有这么多事情没有解决。”这是心理学的学生以及心理学的导师，不是说这个老师不好，而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本身的专业是心理学，毕业后也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却不能从心理学中获益，享受心理学给我们带来的福利，那么就太遗憾了。所以，我们应该加入一些成长小组，在大学期间进行个体的成长体验，就只针对本科生，而不是到硕士阶段才去完成这个部分。这样，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三位一体了，即人格完善、实践丰富和理论扎实，这才是社会上真正需要的高才生。
在人们的意识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总比那些直接步入社会的人要强，但现在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并没有更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解决当今这种不匹配的问题？除了我刚才说的建议之外，合作也很重要。高校有高校的教学压力和任务目标，那么对于学生成长部分和学生实践部分，应该可以和社会上的企业、机构联合。比如说我们可以和社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的社会组织联合，学生在大学期间，除了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还要定期来这里实习，这个是深度的合作，不是浅层面的。
我们还可以和一些机构联合办学。比如说，我们定向招收一百名心理学的本科生，这一批学生是应用心理学社会心理服务方向。未来的他们就是心理社工，他们的工作就是去社区进行心理服务。学校负责理论授课，企业负责个人成长学分和实践学分的修习，这样的结合相当于现在很多企业委托高校培训联合办学，或者企业本身自己办学，这种模式就和当下的社会需求相吻合了。
除了合作，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可以聘请校外的老师。例如聘请客座教授、特约教授、特约讲师等。现在教育部门管理比较严，中间有许多障碍。比如不具备高校教师资格的，不能在高校讲课。聘请一个客座教授，讲课的时间和次数是有限的，这就是一个荣誉，一份友谊。真正的客座教授就是要聘请社会上有实战经验的，具有真正的实践能力，能带领学员成长的专业人士，打破原来的一些观念、学派和隔阂。只要你在法律上、政治上、伦理上、专业上的考核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就可以大量聘请，然后联合进行，总之就是要真正地去培养人才。
现在中国心理学会的理事成员一共109人。这109人清一色都是高校教授，没有一个是社会实践人员。在我看来，这应该叫作中国高校心理学会。虽说社会实践者在学术上没有非常高深的成果，但在应用上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心理学会不应该把他们排除在外。
高校教授不能全面代表整个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要增加社会上做心理学工作的会员。如果有些人非常有能力，但是学历不够，比如说在基层做社区心理服务工作的人员，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帮助过、拯救过的人也不计其数了，他就是一名社区的基层心理学助人工作者。他可能不具备符合我们选拔标准的学历，但是对于这种类型的心理工作者，只要他有意愿，我们就要给他留口子，就要允许他进入中国心理学会，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样心理学才能够健康地、多元地去发展。我们的建议是心理学会理事至少30%由社会实践人员担任，不能都是高校人员，这就是学术机构的改革治理。
目前科协都在进行改革，原来科协的科学委员大多是行政官员，现在乡村的基层科技工作者，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作为科协主管下的中国心理学界最高的心理学术团体——中国心理学会，也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全面地引进人才，至少有30%的社会心理学人才的比例。
所以学术交流机制要进行改革。虽说改革道路困难重重，但如果不行动的话，怎么有效推动心理学的社会服务机制？怎么改变每年的心理学毕业生转行的现实？其实，现在一些心理学的二级学会慢慢地在改革，比如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中国心理学会的二级分会，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上的心理学机构负责人和做心理咨询与心理教育的专业人士加入。
目前一些心理学家存在一些问题，如理想主义、帮派主义、西洋主义、课题主义、权威主义，这和当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快速发展是不匹配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谈谈这些问题。
理想主义就是认为我们的心理学要和西方一样，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要训练一千个小时，要有硕士以上的学历背景。但是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的人就是在这方面坚持理想主义教条，不切合实际。虽然出于好心维护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最后没有真正让心理学服务更多社会大众。所以要尽快建立起符合中国心理学标准的心理学家选拔机制。
目前心理学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如果某些心理学会议的发起人是和我关系不好或者不熟悉的，我就不参加这个会。这不是科学精神，也不实事求是，而是划帮划派。这个情况也是需要重视的。
某些心理学人总是认为西方的就是好的，挟洋自重。只要是打着国际的旗帜，好像在中国都可以混。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心理学也一样。所以中国人需要中国牌的心理学，我们运用西方科学的规律和方法没有问题，但是不能狐假虎威，这是有些心理学家的问题。
只要你没有课题，你没有学术成果，就不再看你一眼了。见面先问一句：“你是哪个高校毕业的？你博士是在哪个学校读的，你跟的哪位导师？”他不关心和不在意你现在在做什么，在研究什么，这样就导致了自己圈子里的人陷入怪圈。我有一次参加会议，和同一个房间的心理学同行聊天，他是一个高校的心理学副教授，他在考博士，花了三四年时间都未能考上，就想一直这样考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这个圈子里没有博士学位，总觉得被人家瞧不起。那么，是谁瞧不起你呢？老百姓不知道你是谁，他们知道你是高校出来的教授，但是他们并不在意这些，最后说到底还是这个行业的人自己整自己。
当然我们能理解，就是这里有自己的一个内在标准，你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也不好，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不要过度。反对理想主义不是说不要理想，反对帮派主义不是说我们没有远近亲疏，反对西洋主义不是不用西洋的，重点是我国的心理学家存在这些问题是过度了。不是不要做学术，不做课题，而是不要为课题做课题，为学术做学术。因为最终我们是要服务，那么做理论研究也是服务，在高校培养人才也是服务，在第一线做排头兵也是服务。关键是我们服务的一环其实是扣着整个环的，一个部分做不好，其他的部分也都会受到影响。
社会上的心理机构期望有高校的本科生、硕士生来机构工作，能够充当人才，帮助机构发展。可是来了以后，他们往往能力不足，无法完成任务，而且心高气傲，好高骛远，我们还得重新教。这其中也有这些不好的观念在作祟。因此心理学家要适应当下的社会需要，就需要进行内部的改革。
心理学家要匹配当下的社会需要，首先一定要深入一线进行调研，你所做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所做的工作一定要和当下的社会需求紧紧相连，理论和实践都要抓。
杨鑫辉教授是理论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史的奠基人之一。在心理学实践和应用方面，杨老师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心理技术的重要性，后来一直推动现代心理技术学在中国的发展，最后还设立了论坛研讨会，培养了很多技能型人才。他一边培养理论心理学的博士，一边培养心理技术学方面的学生。这就是老一辈既有科学高度，又有人文素养的心理学家，他们是两手都要抓。不能说因为做实践、做应用研究、做技术性的研究，理论知识水平就会下降。其实恰恰相反，这样反而会促使理论更好地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包括像我这样的最基层的心理学工作者，杨老师都愿意接触，都愿意关心。我记得第一次和杨老师见面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插曲，参加会议本来是有我的报告，但是由于会议报告的人数太多，会务组委员会安排我的报告被取消。我便找到杨老师，向杨老师表达了我希望上台发言的愿望。杨老师问：“你是什么背景？”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后，他对我说：“不要紧，只要你的东西好，咱们就交流。”我就给他介绍了我做的心理咨询案例，如何做绘画心理咨询等。听完我的介绍，杨老师马上拨通了会务组的电话，他以会团主席的身份要求重新修改手册，将我的名字重新加入汇报人员名单里。他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他就是实事求是。他不会因为我的身份地位、学派背景、理论背景另眼相看，他说我是一名科学的心理学工作者，做着为人民服务的事情。
这些年，我在这个行业里接触到好多心理学家，以杨老师为代表的多位心理学家在我心里的地位很高。所以我作为一名心理学的工作者，尤其是在当下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新时代，我去推动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心理学家本身就需要治理。包括思想观念上、工作方式上还有研究方法上，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不能只是从上至下做研究，也得做一些自下而上的研究。我们做应用的也不只是从下而上去做工作，也要做一些自上而下的实践。假设我们共同去做，最后上下联通，这样对整个行业都起着促进作用。
我们该如何维护心理学行业和心理学家的形象？就是要打击有损心理学和心理学家形象的一切行为。比如国务院发通知，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考试已经被取消了，谁也不能再认证，谁也不能再注册心理咨询师了。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机构竟然还在发国际注册的心理咨询师证书。大家要知道，国外的法律是不适合我们的，你要是在美国拿一个医生证书回到中国，仍然需要重新考试。不要说国外的，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其他制度下的，像香港的医生到内地就职都要按照内地的标准重新考试。怎么可能出现心理咨询师有国际之说？这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心理学在社会大众眼中的形象。很多人只要求买一个证，他们这种行为将带来多么严重的结果。如果不管理，最终为其买单的是心理学行业。如果心理学工作者不管，最终是整个行业承担他们欺骗行为下所带来的任何结果。中国心理学会的伦理委员会，应该考虑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如果已经发现了有一些现象需要立刻制止，不尽快制定相关的行业规范、不治理，那就是自废武功。等到心理咨询行业像中关村卖假货一样，比如说某一个商场，大家知道那个地方全部是假货，就算有天有真货存在了也没人买。这时候心理咨询师们再想挽回形象，那是比登天还难，形象已经彻底崩塌了。
当然有损心理学社会形象的行为包含了很多，包含我们不积极自律成长，包含负面的专业形象，包含了我们不学习不进修，每天到处招摇过市，等等。为什么高校的心理学家对社会上实践性的心理学工作者有微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进步。
当年，郭念峰等心理学家要模仿之前的一种社会方式。早期祖国需要一大批乡村医生，医科大学培养不出来怎么办？赶快先进行赤脚医生短期训练，训练完之后就奔赴各个乡村去治病救人。这是历史，这是大的环境决定的，不能说那些医生就不正规，赤脚医生慢慢地通过职业资格考试，注册医师就回来了。
心理咨询行业当时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先用15年时间，培养出来一批“赤脚心理咨询师”。培养完之后，事实证明也有一些人成功了。现在进入新时代了就要正规化，不是交给国家发证，而是让行业来自律。现在国家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就是让行业自律，行业不自律就等于自杀。
因此，成长不够的就赶快成长，缺乏理论基础的就好好学习理论知识，如果一定要走专业道路的，就要科学、系统、全面地提高和完善。那些不致力于走这条路的，也就慢慢淡出历史舞台了。但进来有进来的渠道，未来心理咨询师的进入渠道肯定是学历加能力，也就是说还会回归到学历的基础上。所以还想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人，最好是读心理学的专业，自考也好，函授也好，全日制也好，本科的可以去读硕士，把基础知识打扎实，再去参加相关技能培训。在目前还没有新的注册标准出来的情况下，具有技能的培训能力，就可以在心理学的领域从业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完善提高，另一方面要避免对行业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同时坚决打击有损心理学和心理学家形象的一切行为。我们立下雄心壮志要用心理学去做社会治理，不能前边还没开始，后边就已经起火了。就好比你到社区里，刚刚挂牌营业，就有人说：“我的邻居是个神经病，他还是二级心理咨询师呢！”试问你如何在这样的社区环境背景下开展社区心理咨询呢？
当一个形象不好的人被挂上了心理咨询师的头衔时，认识这个人的群众就会对所有心理咨询师产生刻板印象，甚至发展成偏见。有心理咨询师证也不过如此。2002年，心理咨询师证考试刚设立，那是有时代背景原因的，现在我们已经告别了过去的历史，就要正规起来。
作为我本人来讲，最初我也是一个不成熟的心理咨询学习者。但经过十几年学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推动社会心理健康的工作者，当然还是一个要继续完善的咨询师，变成了社会心理服务的排头兵，与时俱进就是这样的。看任何人、任何事，要站在时代背景下。现在这个时代，就应该这样做。所以大家要自律，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因为我们所有的行为最后都还是要反射到自己身上的。
净化水源人人有责。有些人不愿意多管闲事，以为可以事不关己中，高高挂起，实际上，最终你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你自己都会喝上这一口被污染的水。就好比使劲往天空排毒、排烟，那你能做到不呼吸吗？心理行业需要同呼吸，共命运。
首先，这些民间机构自身要有研究的意识。政府要加强对民间机构的扶持，比如可以在科研课题上更多地扶持一些研究所、研究中心等。心理学的课题方面不要统一，不要只是跟学院一样研究人才怎么培养，研究理论，更多的要结合社会心理服务的模式、技术、创新，争取更多地和民间机构进行合作，进行项目的倾斜、人才的引进。有点类似于现在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一样。心理学界和政府应该支持民办的心理研究机构发展，让一些真正愿意为社会付出的心理学研究机构走出来，真正能够为社会心理服务事业尽一分力。
尤其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这些城市，至少是市一级相关的领导可以去实地考察，去查一查地方上有多少家心理学的研究机构，把这些负责人召集过来，向他们了解情况，看看谁具备能力，有什么研究成果，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等等。说不定能找到真正致力于社会心理服务的人才。
现在的科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研究中心的民间研究机构，就是基层科技工作者。那些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试点城市，或者城市里边职能部门的领导可以主动约他们过来。要主动下基层去摸、去找，很多领导现在的思维还是“你做出来了”“我看见了”“你向我汇报了”等。这不是为人民服务。现在不是人民向你汇报，而是你需要主动到群众中间去看他们做了什么，树立典型，为他们服务，对专业人士进行定期排查。这也是贯彻落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