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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analogy）可以说是最自然的推论方式之一。大部分人借比拟而行推论，几乎是不学而能的。当然，比拟除了朴素的（näive）层面，还有必须精练的（refined）层面。因此，我们如果要把比拟行之安全、用之精巧，不可仅凭天生的朴素的头脑来用，而必须受相当的训练。
什么是比拟呢？设有甲乙两项事物。如果甲有A、b、c诸点，于是有d点；乙也有A、b、c诸点，于是我们推论乙也有d点。这样的推论方式就是比拟。
不过，我们必须时时警觉，由比拟而得到的结论，如果是真的，只是盖然地为真（being probably true）。盖然地为真的语句有盖然地为真的程度差别。这也就是说，有的结论之盖然地为真的程度低，有的高。但是，无论高到什么程度，即令从未失败过，也不是必然的。
为了使大家了解比拟的用法，我们可以任便举些例子。
有一派政治学者把国邦看成一个大有机体。这种说法是由将国邦比拟作人的机体之类的有机体而来的。人的机体之各部分不可分离，所以他们由此推论国邦的各部分也不可分。
天文学家观察到太阳系中其他的行星与地球有许多类似之点：地球绕日而行，太阳系其他行星也绕日而行；地球从太阳得到光亮，其他行星也从太阳得到光亮；地球自转，太阳系若干其他行星也自转；地球有昼夜之分，太阳系若干其他行星也有昼夜之分；地球受万有引力所摄引，太阳系其他行星亦然。太阳系其他行星既然与地球有这么多的类似之点，地球上有生物存在，于是我们推论太阳系其他行星上也有生物存在。
显然得很，这一推论的结论并非不可予以考虑。不过，同样显然得很，这一推论的结论之基础是脆弱的。对于生物之存在而言，温度之适合乃一必要条件。如果其他条件满足了，但温度不适合，那么别的行星上还是不见得会有生物存在。因此，只要温度适合这一条件不备，可以使整个比拟失效，因而结论也归为假。
比拟是观察形态、认识结构、想象和推论数项之复合。单独的符号推演不能成比拟。
比拟，是人了解自然之原始的方式之一。同时，比拟之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心灵活动。丰富的心灵活动常富于创造能量，但是，也常常是危险的。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成就常靠丰富的想象为背景和动力，可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错误也常起于丰富的想象。
想象，只是创造之源，却不是效准之保证。如果想象是效准之保证，那么逻辑与数学可以弃诸大海。
在科学研究中，在事理的了解上，我们不可不借助于比拟。但是，同时，我们为了效准之保证，又不能不控制比拟，尤其不能不检察比拟的结论。
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最好从分判比拟之文学的用法与比拟之科学的用法开始。
比拟之文学的用法，主要是诉诸想象之类似，诉诸图式之类似，诉诸情绪倾向之类似。比拟之文学的用法，可以很逗趣，可以增加情绪生活之内容，对于未经逻辑训练的人而言也很富于说服力。之所以如此，因为，如果我们要借严格逻辑的程序来得到某项结论，常需耗费许多心力。
如果我们借想象或图式或情绪来跳到某项结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并且得到一种快感。此所以古往今来借逻辑而辩论不敌借情绪而辩论者也。
比拟之科学的用法，主要是诉诸结构（structure），诉诸（isomorphism）。
比拟之文学的用法所得结论之可靠性常常极低。
从前中国书生为了要证明文武不可不并重，作出这样的一大段文章：“夫车有两轮，鸟有两翼，是故文武不可偏废也。”这是拿毫不相干的形态相似来做比拟。前二者之有无，对于后者之应然与否，简直毫无相似可言。
尽管车有两个轮子，鸟有两翼，文武还是可以偏废或不偏废。尽管车无两个轮子，鸟无两翼，文武还是可以偏废或不偏废。何况现在有三轮车呢？但是，由于都是“两”，居然有人被此论说服。
人的许多信念和行动竟是建立于这样脆弱的基础上面！
从前的帝制主张者为了维护帝制造出一种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皇。”这种说法既经流行民间，居然发生相当的支配力。考其支配力之根源，在“无二”这一点类似。
这一点类似之处帮助我们这样想：天上没有两个太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地上没有两个皇帝，亦犹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既是天经地义之事，所以地上没有两个皇帝也是天经地义之事。这也似乎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因而收稳定人心之效。
其实，即令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与地上只许有一个皇帝有什么相干呢？何况天上的太阳本来就不止一个？假若天上有许许多多太阳，地上的一国是否因此也容许有许许多多皇帝呢？
人间许多历久深信不疑的东西，原来是一指就穿的！
前述政治学说中的国邦有机论也是出于一个错误的比拟。人的机体的各部分对于整个人体而言，的确是不可分的。如果分开了，那么便失其作用，而且人也不成其为人。一个国邦的各部分是否也如此呢？这就得看经验事实了。
“人死留名，虎死留皮”，这话是拿荣誉感来鼓励大丈夫的。这一鼓励在语言方面之所以发生作用，似乎是“留名”与“留皮”之间有类似点。
其实，稍一推敲，即知其不然。不独不然，而且刚刚相反。虎死留皮是一悲惨的结局，好像不值得鼓励。猛虎生息于深山，优游自在。猎人无端射杀，食其肉而寝其皮。这种结局是否出于虎之自愿呢？是否又应该鼓励人去步虎之后尘呢？
这类比拟，很少经得起批评。比拟之科学的用法所得结论较此可靠得多。比拟之科学的用法充斥于科学资料之中。前述天文学家所作比拟即是一例。当然，我们不能说，比拟之科学的用法中一点想象的成分也没有。
比拟根本就是介乎想象与推论之间的一种心灵活动。没有想象，就没有比拟。所以，比拟之科学的用法也不能免于想象的成分。比拟之科学的用法既不能免于想象的成分，于是，严格地说，我们无法在比拟之文学的用法与比拟之科学的用法两者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事实上的确如此。但是，我们得要求尽可能地把二者划分开。因为，这样才能满足各自的要求，而且我们研究科学时可以减少一些荒谬的结果。
我们运用比拟时，要想减少一些荒谬的结果，仅仅在理论上将比拟分作文学的用法和科学的用法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进一步去寻求运用比拟的标准。
我们所要寻求的比拟之运用标准，是科学家在实际科学工作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守则”。我们依照这些“工作守则”来运用比拟，虽不能保证每一次都不错，但是可望把错误的机遇减少。
（一）类似之点多的事例，发生其他类似点之概率，较之类似点少的事例可发生的其他类似点之概率为多。
假定有甲乙两组事例。如果甲有A、b、c、d诸件，而且有性质Q，乙有A、b、c、d诸件，所以我们推论乙也大概有性质Q。类似点愈多，则结论的可靠性愈大。
（二）扣紧（cogency）之扣紧。
有而且只有我们对于一组事例的内部结构毫无所知时，例子的数量才是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凭经验确知某一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其他因素确乎都不相干，那么这一因素的力量大于其余一切因素。于是，我们取它做结论之根据，而把其余的因素放在不予考虑之列。
例如，我们要考虑某甲做小偷之概率有多大。如果他与小偷某乙一样手脚灵活，一样穷困，一样富于冒险精神，但是某乙因教育不良而缺乏荣誉感，而他则因过去曾受良好教育而有荣誉感。这个因素乃决定他是否做小偷之一扣紧的因素。我们有较大的把握说，也许就由于这一因素，使得他免于做小偷。
也许会有人问：“什么是扣紧？”问这个问题的目标，如果是要形造“扣紧”概念之普遍意义，那么似乎世界上没有人答得出来。虽然没有人答得出来，我们常须应用这类概念。这类答不出来但又得应用的概念在科学上颇为不少。这类名词，我们把它们叫作“与扣紧同位的名词”，例如“相干”“必要”“适切”等。
这类名词的意义虽不能普遍形制，但并不蕴藏任何神秘意含，更非不能实际应用。虽然我们不能普遍地（generally）型定“扣紧”一词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特定地（specifically）应用这一名词。在一组特定的条件之下，富于经验的科学家会用此词。或者，在有人列举一个因素来做说明时，科学家当时或事后可以决定这个因素是否“扣紧”。
“扣紧”这类名词的意义之普遍的形制和应用之所以这样困难，因为它们并非个别的概念，而是建构的概念。这类建构的概念并不必名个别之物和个别之事，它们所表示的是理论构造的条件。这也就是说，有而且只有在构造理论时，我们才用得着这类概念。我们与其说这类概念指谓（designates）什么，不如说它们所表示的是一种要求（claim）。
科学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一建构（science as an institution），另一方面是一创造的活动（science as a creative activity）。从前者看，科学可能是很纯净的。但是，从后者看，则颇不然。这正犹之乎一幕戏在前台与后台不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