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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懂得提出假设，乃文明与野蛮之分。野蛮人只懂得武断，不懂得怎样提出假设。文明人不仅懂得如何作肯定，尤其善于提出假设。
人的文明程度越高，知识程度也越高。知识程度越高的人，越懂得假设对于知识之重要，而且制作假设的技巧也越精。知识缺乏的人做判断时主要受自然状态的心理情况之支配。他们心里怎样想的，就以为事实是怎样的。
知识程度高的人多少可以分辨出“想的世界”与“事实世界”。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所想的与事实的真相不一定相符。他们愿意怀疑自己所想的，而且善于怀疑自己所想的。怀疑自己所想的，就是不安于自己的想法之表现。不安于自己的想法，于是想方法另求自己满意的解答。其中的关键就是假设。
假设（hypothesis）是经验科学建构的起点之一。我们对可观察的世界发问，发问以后，接着就试着提出解答。这一尝试的解答，就是假设。
谈到“假设”一名，我们不要以为假设是假的。假设是hypothesis的翻译。这个字之所以译成“假设”，主要是习惯使然。大家既然这样翻译，而且通用了，我们只好从俗。
比较恰当的翻译应当是“姑设”或“姑说”。“姑设”者，意即“姑且这样设定，确否尚待证实”。“姑说”者，意即“姑且这样说明，确否尚待证实”。
“假设”一词的真正意谓如此，可知“假设”并不是“假的”（false），也说不上是“真的”（true）。假设在未付诸检证以前没有真假可言。假设含有拟定的（hypothetical）成分。
虽然假设是拟定的说法，但是并非可以随意提出。同样是假设，可有高下之分。对于同一题材，有高度训练和丰富经验以及充分才智的人提出的假设，比无高度训练和丰富经验以及充分才智的人所提出的有用些。
同为假设，简单的比复杂的方便。因此，在科学史上，简单的假设淘汰了复杂的假设——如果都能说明可观察的事项的话。同为假设，包含力多，即所能说明的事项多者，较包含力少者为优选。
这样看来，要提出一个合用或有结果的假设，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从科学史我们可以明了，为了说明一组可观察的事项，常常更换好几个假设。当然，更换假设在科学上是一件大事。每更换一次假设，即代表着人类在知识上的一次新的追求和新的挣扎。
怎样的假设才是合用的或有结果的假设呢？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列出逻辑的理由来保证某一假设是合用的或有结果的。有而且只有某一假设既经提出以后，事后证明它是合用的，或有结果的，我们才能说它是合用的或有结果的。
我们几乎可以说，一个假设如果合用或有结果，系一事后的追认，事先无人有确切把握，即令是爱因斯坦亦不例外。因为，定立假设只是一种心灵的探险。
假设是从非知识世界到知识世界的一个桥梁，这个桥梁非常重要，可惜不如一般人想象之稳定。此事对于人类而言几乎是定命的（fatal）、无可奈何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唯其如此，科学才有修正之余地，也才有进步之可能。科学并不在柏拉图的天国（Platonic heaven）里。虽然如此，由于长期的摸索，科学家们探出了那定立合用的或有结果的假设之尝试的标准。
我们不依这些标准来定立假设，那么成功的机会虽不能说没有，就过去的经验看来却很少。如果我们依照这些标准来定立假设，虽然没有逻辑的理由保证我们“必然”成功，但是就过去的经验看，我们成功的机会却较多。为了争取较多的成功机会，我们在定立假设时是应须顾到这些标准的。我们现在把这些标准列举出来。
我们提出一个假设，要么能够被证实，要么能够被否证。如果我们所提假设能够被证据证实它是真的，那么它就成为一个真命辞。这当然很好。因为，这表示我们在知识上的努力多了一分收获。但是，如果我们所提假设能够被证据所推翻，那么这一假设也不失为一个有资格的假设。因为，我们至少已经排弃了一个不合用的假设，以后不再采用它了。
从知识的发展来说，我们排弃了一个不合用的假设，就可以促使我们再去找新的假设。所以，被否证了的假设固然不能在科学上发生积极的作用，却可以发生消极的作用，至少可以使后来的人不再走那一条路。
也许有人觉得奇怪，我们说被证实的假设有价值，被否证的假设也有价值，难道有既不能被证实又不能被否证的假设？有的，在日常语言中很多，在形而上学中也多。
在日常生活中，有人解释行善或作恶可有报应，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就是说，做好事的人会得到好的报应，做坏事的人会得到坏的报应。
但是，如果做好事的人并未得到好的报应，做坏事的人并没有得到坏的报应，这怎么解释呢？解释的人说，并不是没有报应，只不过是因为为时尚早。
假若老是没有报应呢？解释的人说，还是因为时间未到，这个时间是没有划定的，所以如果恶人尚未得到恶报，那么你得老是等下去。如果这类的话之作用只在鼓励人为善，倒也不无少许价值。
如果这类的话是说明善行或恶行与报应之间的关系之假设，那么便一无价值。因为，这样的假设，既不能借证据来证实，也不能借证据来否证。
有一种形而上学家说“历史的发展是理性的展现”。在历史上，如果有权势的人物自觉地做了几件合理的事，他们说这是“历史之理性的表现”。但是不幸得很，在历史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凭理性办事。张献忠、吴三桂等人就是如此。求食、色欲、权力之追求、主义的狂热，这些非理性的盲力（blind forces）之冲动，占去历史更多的篇幅。
假若有人请教这类形而上学家，像这类事项怎样安排在他的“理性主义的历史观”里。他说，这些东西是从理性之反面来表现理性。
理性从其反面来表现它自己，正所以显露“理性之机智”。像这样的话，如果作为说明历史发展的假设看，就是从正面可以说、从反面也可以说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实在是什么也没有说。这样的说法，如果又不是一套套逻辑，那么简直是既不能被证实又不能被否证的。既不能被证实又不能被否证的话是毫无意义的。假设亦然。这样的假设至少为科学家所不取。
这一条是说，我们因想说明某一或某些事项而提出假设时，对于大家已经接受而又与此假设相干的知识不可茫然无知，而越过这些知识，妄自造作。如果已有的知识老早可以解决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只因不知或不懂而自己“来一套”，这只能表示我们幼稚，或孤陋寡闻。我们在提出一个假设时，必须顾到与之相干而又为大家所已承认的知识。
不过，我们必须明了，这一条只能看作一条劝导，而不能看作一条“不可逾越的”铁的规律。这一条只是告诉我们：在定立假设时，我们所提假设“最好是”与已有的相干知识一致，或不抵触。
但是，这话并不涵蕴，在原则上，于任何情形之下，我们所提假设必须合于已有相干的知识，而不可稍有违反。至少，在逻辑上，我们不受这一条之限制。
这一条的真正意义在告诉我们，我们以已有相干的知识作根据来提出假设时，成功的机会远多于失败的机会。但是，这话并不等于说，我们不以已有相干的知识作根据来提出假设，则成功的机会一定等于零。
一个真正富于经验和慧眼（insight）的科学工作者不轻易提出与时下知识相左的假设。但是，如果他要提出这样的假设的话，他一定能够权量在什么情形之下才有提出之必要。在什么情形之下才有提出这样的假设之必要呢？有而且只有在已有的知识不复足以用来说明所要说明的事项时才有必要。
但是，我们必须记着：果真如此，那就表示他已把科学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更要记着：这样的事虽然并非没有，但在科学史上并不是年年发生的。复次，这样做的人，他在知识上的负担一定远较承认现有的知识时为多。
简单的假设是我们欢迎的假设。
奥卡姆剃刀定律说：“如无必要，不可将东西堆砌起来。”依此，在科学中，假定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在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总是选择那最简单的一个。因为，最简单的假设可以节省我们心理的劳力，而且因此又易于操纵。
假定有A、B两个假设，而且二者的说明力相等，同时都可证实，都不与已有知识冲突，但A较简单，B较繁杂，那么我们选择A而放弃B。这是假设领域中的“人择律”（law of artificial selection）。
在科学的理论中，假设总是以“如果——则——”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一经摆出，就应有推论的可能。一个假设不应只限于说明已经观察的一组基料（data），而且应能说明尚未观察的基料。这就含有推广作用（generalization）。在这种情形之下，假设能够推演出一串相干的结论。
假设内部的理论构造必须没有包含矛盾。这是假设构成之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这个标准，也许有人看起来简单，其实并非如此。一个假设内部是否涵蕴着矛盾，常常不是一眼可以看出的，而必须行推演推出结论才看得出。这得借助于反证论法（reductio ad absurd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