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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柯西奥-纳吉（Linda A. Curcio-Nagy）
内华达大学（University of Nevada）
作者在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博士论文中考察了墨西哥殖民时期的五个庆典仪式：总督在墨西哥城的就任仪式；圣伊波利托节（San Hipólito）庆祝活动；献给雷梅迪奥斯圣母（Virgin of Remedios）的庆祝活动；纪念君主登基而举行的宣誓效忠（ jura del rey ）；以及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庆祝活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仅对最后一种庆祝活动进行了分析。她借鉴了何塞·安东尼奥·马拉瓦尔（José Antonio Maraval）在《巴洛克文化》（ The Culture of the Baroque ）一书中用于研究17世纪西班牙壮观仪式场面的方法和理论。马拉瓦尔认为，壮观的仪式场面是实现霸权控制和制度正当化的工具之一；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强调节日对于社会强化的作用；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强调节日对于社会整合的作用；保罗·韦纳（Paul Veyne）则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象征性的社会契约。 [2]
“这个城市最可夸耀的一件事就是它对宗教圣礼的频繁投入，诸多节日时的盛大排场，以及所有居民在精神层面的慷慨。” [3] 奥古斯丁·德·范德哥特（Agustín de Ventancurt）如是描述1698年的墨西哥城。虽然一些节日传统是在16世纪初才建立的，但它们在一个世纪后就已完全成熟。那时候，即便是保守估算，墨西哥城每年至少会庆祝90个节日，它们全都发源于欧洲。 [4] 每个公会、兄弟会、宗教团体、教区和修道院都以不同程度的奢华排场和公开展示，颂扬其特定的守护神。大学则围绕毕业和圣母玛利亚圣神感孕（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the Virgin Mary）组织庆祝活动。此外，还有更大的全市性节日，如复活节、狂欢节、万圣节、圣伊波利托节和基督圣体节，以及献给雷梅迪奥斯圣母的庆祝活动。民政部门赞助了一些特定的节日，例如新总督或大主教的上任庆典、宣誓效忠新君主的庆典，以及已故国王、总督或大主教的葬礼仪式等。
众多庆祝活动举办期间，城市生活的特点是经济与社会的混乱，同时还受到叛乱阴影的困扰。粮食短缺、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流行病和经济秩序紊乱等问题折磨着这座城市。日益增长的社会异质性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早在1580年，总督马丁·恩里克斯·德·阿尔门扎（Martín Enríquez de Almanza）就在对其继任者的指示中警告说，数量不断增长的混血人种（ castas ，混合西班牙、非洲和美洲原住民血统的人）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不稳定。 [5] 事实上，1611年、1612年、1624年、1665年、1692年和1696年均发生了重大的起义。 [6] 对起义的担忧在1612年弥漫了整个城市，某天深夜，一些逃跑的猪横穿街道，居民们惊慌失措，以为是想要推翻政府的黑白混血叛乱分子发动了暴乱。在1692年的叛乱中，一大群美洲原住民和混血人种袭击了城市的主广场，迫使总督和西班牙殖民者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担心。
统治精英及所属相关机构对这种不稳定的认知促使他们着手设计政治政策，旨在使居民成为有文化的人（ doctos ），或西班牙人所认为的文明化、欧洲化的受教育人士。节日是这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族群被国家和教会征服、取悦并经历了文化适应的过程，以此达到消解潜在异议并在社会变革时期重申体制合法性的目的。 [7]
精英们早在1525年就意识到节日在文化适应方面的潜在功能。为了庆祝墨西哥城第一座教堂的落成，方济各会的修士们邀请了来自城市和周边地区的美洲原住民参加一个以凯旋拱门、音乐和舞蹈为特色的节日庆典。奥古斯丁·德·范德哥特描述了在传播福音的过程中对于节日的使用，他指出自己目睹了“基督徒庆祝他们节日的方式，许多［原住民］改投了我们的信仰；从那时起，他们就有了通过装饰和奢华排场（作为如今这些庆祝活动的特征）来赞颂圣人的动力”。 [8] 当然，神职人员会专门组织节日以歌颂宗教热忱并强化福传过程。节日也保留了从西班牙带来的传统，（通过效忠国王的宣誓以及总督的上任仪式）展示了君主制的伟大和力量；最后，节日还具有娱乐的功能。尽管如此，这些文化活动的举办针对的是居住在城市和周围地区的大量不具名却拥有潜在破坏性的个人（即美洲原住民和混血人种）。所有这些节日中隐含的信息都旨在促进西班牙体系范围内的社会融合，这一意图在基督圣体节的庆祝活动上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