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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在一种并存着刺激与困扰的张力中产生的。它既是以在中国尚属“新兴”的学科来命名，那么顾名思义，当然是顺应了“地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而这项研究在中国的应运而生，则又肯定是顺应了全球化的迅猛势头。——正是在这种方兴未艾的势头中，中国不光是被动卷进了全球化的进程，还进而要主动成为更大规模的“全球性存在”。就此而言，收进这套丛书中的著作，虽然将视线聚焦在了地球上的某一“地区”，但那都要隶属于环球视界中的特定“视域”。
不过，正如罗兰·罗伯逊所指出的，经常要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相伴生的，竟又是所谓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这不光从文化上喻指着，一旦遭遇到“麦当劳化”的夷平，就会激发与强化地方的认同：还更从经济上喻指着，由跨国生产与流通带来的重新洗牌，无论在一个社会的内部还是外部，都会造成新的失衡、落差、不公与愤懑。——正因为这样，反倒是全球化的这一波高潮中，人们才大概是不无意外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竟又以原以为“过了时”的民族国家为框架，利用着人类最基本的自卫本能，而煽起了民族主义的普遍排外逆流。
其次又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也是在一种“学科自觉”的批判意识中产生的。这种批判意识的头一层含义是，正是成为“全球性存在”的迫切要求，才使我们眼下更加警觉地意识到，再像传统学科那样去瓜分豆剖，把知识限定得“井水不犯河水”，就会对亟欲掌握的外部世界，继续造成“盲人摸象”式的误解。正因为这样，我们想借这套丛书引进的，就不光是一些孤零零的研究结论，还更是一整套获致这类结论的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相对集中优势研究资源，来对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调动各门学科，并且尽量促成彼此间的科际整合，我们就无从对于任何复杂的外部区域，获得相对完整而融汇的有用知识。——不言而喻，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中，“地区研究”既将会属于人文学科，也将会属于社会科学，却还可能更溢出了上述学科，此正乃这种研究方法的“题中应有之意”。
接下来，这种批判意识的第二层含义又是，尽管“地区研究”的初始宗旨，当然在于有关外部世界的“有用知识”，而一俟这种知识落熟敲定，当然也可以服务于人类的实践目的，包括作为出资人的国家的发展目标，不过与此同时，既然它意欲的东西堪称“知识”，那么，它从萌生到发育到落熟的过程，就必须独立于和区隔开浅近的功用。无论如何，越是能争取到和维护住这样的独立性，学术研究的成果就越是客观和可靠，越足以令读者信服，从而也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不言而喻，又是在这样的理解中，率先在中国顶尖大学中建立起来的“地区研究”，虽则在研究的国别、项目和内容上，当然也可以部分地与“智库”之类的机构重叠；然而，它在知识的兴趣、理想的宗旨、研究的广度、思考的深度、论证的独立上，又必须跟对策性的“智库”拉开距离，否则也就找不到本学科的生存理由了。
正是基于上述的权衡，我在清华大学地区研究院的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向各位同行当面提出了这样的考虑——我们的“地区研究”应当围绕着“三根主轴”：第一，本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第二，在地的语言训练与田野调查；第三，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毋庸置疑，这“三根主轴”对我们是缺一不可的。比如，一旦缺少了对于本国文化的了解与认同，从而无法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就不仅缺乏学力去同外部“地区”进行文明对话，甚至还有可能被其他文化给简单地“归化”。再如，一旦缺乏对于国际“地区研究”的广阔视野，那么，就会沦入以往那种“土对土”的简陋局面，即先在本国学会了某一个“小语种”，再到相应的“地区”去进行综述性的报道，以至于这种类似新闻分析的雏形报告，由于缺乏相应的学术资源、知识厚度与论证质量，在整个大学体系中总是处于边缘地带，很难“登堂入室”地获得广泛的认可。关于这种所谓“小语种”的学科设置，究竟给我们的知识生产带来了哪些被动，我上次在为“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作序时，就已经以“日本研究”为例讲过一回了：
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与被动，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五十年代的外语教学，曾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六十年代中苏分裂以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关冷门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 [1]
有鉴于此，为了能让我们蓄势待发的“地区研究”，真正能摆脱以往那种被动的局面，既不再是过去那种边边角角的、聊备一格的国别史，也不会是当下这种单纯对策性、工具性的咨询机构，也为了能够让它所获得的学术成果，最终能被纳入到公认的学术主流，进而成为人们必备和必读的文化修养之一，我才提出再来创办一套“地区研究丛书”。当然，如果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我以往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也都属于海外，特别是美国的“地区研究”，具体而言，是属于“地区研究”中的“东亚研究”。于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套丛书亦正乃以往努力的延续。另外，考虑到美国的“地区研究”虽说无所不包，甚至还包括哈佛设立的“美国文明”项目，也即还要包括用来反观自身的“本国研究”，可毕竟它那些最富成果也最具功力的领域，还要首推其中的“东亚研究”“中东研究”和“拉美研究”。既然如此，我们这次就先行推出两个“子系列”，即“地区研究·中东系列”和“地区研究·拉美系列”。——如果再算上我以往主编的两套“东亚研究”，那么或许也可以说，这大概是美国“地区研究”的主要精华所在了。
最后，尽管在前文中已经述及了，但行文至此还是要再次强调：在我们规划与期望中的，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全球关怀的“地区研究”，必须围绕缺一不可的“三根主轴”，即第一，本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第二，在地的语言训练与田野调查；第三，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在这套丛书中引进的，就属于对于那“第三根主轴”的打造，也就是说，它既会形成学术对话的基础，也将构成理论创新的对手。也就是说，一旦真正展开了这种学理形态的对话，那么，“前两根主轴”也势必要被充分调动起来，既要求本土经验与价值的参与，也要求在地调查的核实与验证。由此一来，也就逻辑地意味着，对于既具有强大主体性又具有亲切体验性的，因而真正够格的“地区研究家”来说，无论这些著作写得多么匠心独运、论证绵密、学殖深厚、选点巧妙，也都不可能被他们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了，否则，人类知识就无从继续谋求增长了，而学术事业也将就此停滞不前了。
不过话说回来，不会去“照单全收”，并不意味着不能“择优吸收”。恰恰相反，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从这套书逐渐开始的、逐字逐句和恭恭敬敬的迻译，恰恰意味着在起步阶段的、心怀诚敬和踏踏实实的奠基。也就是说，从这里一砖一瓦缓缓堆积起来的，也正是这个学科之标准、资格与威望的基础——当然与此同时，也将会是我们今后再跟国际同行去进行平等对话的基础。
刘东
2019年8月28日于青岛海之韵
[1] 刘东：《“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总序》。
献给
保罗、约翰和马克·比兹利
杰夫·马丁
埃文和利亚·弗伦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