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外国劳工

“一个普通人”

他笔耕不辍，有一种不吐不快的热情，用希伯来语进行写作也是愈发炉火纯青，他就像个任务在身的记者或者某个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到达圣地还不到六周，他几乎天天写信，向父亲报告他的新生活。他还嘱托父亲保管好他的信件，他解释说：“若干年后，我想借这些信件去了解我在每个时刻和每个阶段对以色列地的所思所想，这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与此同时，他极尽所能使其每次信件的内容客观、可靠，而且从不掩盖自己不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说这里的工资比俄国要低，但食品的价格更便宜。他提供了一份包含茶、黑面包、糖的价格的清单；牛奶很贵，而且在夏天还很难买到；一顿大餐包含甜菜汤、法式扁豆汤、肉制品，不包含面包，价格如何如何。他用土耳其货币报价，然后他会换算为相当价值的俄国卢布。这里盛产美酒，蜂蜜的品质也比俄国的好。橙子和柠檬则是供人随意自取。一个每天都出工的劳工的生活支出要低于他的收入，收入大体相当于每天六个半的俄国小铜板。但是，他特别说明，大多数雇工不可能天天都有活干。

他估计，佩塔提克瓦每年可为约300名犹太劳工提供工作机会，而这些劳工可以形成“一个健康、有力的劳动阶层……而这正是每一个自由、正常民族之希望所在”。他一次次地向他父亲保证，这既非幻想也不是梦境。他写道：“在流亡时期，我们怀揣梦想。在这里，在我们的重生之地，我们理解了这些梦想的真实含义。”简言之，这就是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哲学观。他写信告诉福切斯：“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它就在我眼皮底下不断发展完善，如同自然之力般不可阻挡。” 他提到他感染了疟疾，但正尽全力控制病情。有一回，他告诉父亲，他的体温升到了411001b14℃（1061001b15℉）。他写道：“如果此种情况发生在俄国的话，情况会相当危险，足以致命，但是在巴勒斯坦这边，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一位医生给他开了药，但他甚至还没去配药，就已经痊愈了。他写道，按当地的说法，“疟疾压根儿就不是病”。通常来讲，患者一到三天就会自愈；如果持续数周的话，则表明患者本身的身体状况欠佳。本-古里安专门提道，他的普仑斯克老乡、图书管理员利帕·陶布一次疟疾都没得过，壮得像匹马。

他用同样的乐观态度向父亲介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他惊叹于当时土耳其当局所给予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高度自治权。政府会征收赋税，但除此之外，并不干涉犹太人的生活。他写道，这些犹太小村镇合并起来就是“微缩版的希伯来共和国”。而“每个犹太小村镇就是‘一个微缩版的犹太国家”。 小村镇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几乎完全独立地开展各项事务。

其实，真实情况并非完全如他所言。大多数新移民是持旅游签证进入巴勒斯坦的，而且通常会非法滞留。当局会不时发布各项规定，使得犹太人入境、在当地滞留和购买土地都变得愈发困难。本-古里安在其描述中也夸大了希伯来文化的发展，其实它尚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大多数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不讲希伯来语。

本-古里安的信在普仑斯克广为流传，他知道这个情况。他也知道，一些曾经在巴勒斯坦待过的普仑斯克人返回故乡后散播关于巴勒斯坦的“恶毒的诽谤”。他称这些人为“新间谍”，其典故源于以色列间谍，当年他们被摩西派去探查应许之地，返回后却不断地说应许之地的坏话，以此吓唬同胞们。他写道，这些人不过是些“在大流散的沼泽地中被泥水没过脖子的犹太干尸”而已。即使他们听说以色列地的街道都是由黄金铺成的，他们也不会感到精神亢奋的。本-古里安表示，他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你们可以从我以前的来信中看出，我并没有掩饰巴勒斯坦的任何糟糕情形，我甚至还说过我罹患疟疾的情况。但是，正如我不会容忍对这个国家浮夸的赞美一样，在它受到无端诽谤的时候，我也不会保持沉默。”

他给普仑斯克寄送报告，势必要求他及时了解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件，从而有助于他融入当地社区。他在信中表现出的乐观主义，不但鼓舞了他自己，也鼓舞了他的读者们。他写道：“从现在算起，再过25年，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最繁荣、美丽和幸福的国度，一个古老而全新的民族将在这片古老而全新的土地上繁荣昌盛，到那时，我们也将诉说我们过去如何受过疟疾的袭扰、如何艰苦劳作、如何颤抖而又满怀着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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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会谈及犹太移民素质的下降。他把许多新近抵达的移民称为“不良分子，因为这些人给巴勒斯坦社区带来的伤害多于益处”。他到巴勒斯坦四个月后给福切斯去了一封信，该信表明了他从幻想中突然而痛苦的觉醒。他思索着，他们分开只不过短短三年。“你可以说三年前我们还是孩子……天真，喜欢做梦、充满幻想的孩子——而我们现在早已经开始了真正的生活，残酷、粗鄙、真实的生活。”其他人也一样，年幼时的梦幻破灭了。

他在巴勒斯坦学到的第一课就是，那些仅仅为实现理想而来的人通常无法在此生存下去——只有在特殊情形下他们才可能成功。正如他所说，“一个普通人”首先需要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 很快，本-古里安发现自己正在重操旧业。他离开了佩塔提克瓦，搬到了附近的城市雅法，并利用他在波兰组织工人运动的经验（这是他在波兰时唯一的工作经验），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就像在华沙一样，他开始寻求实现自己的个人救赎，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鸿沟”

本-古里安在雅法上岸时，他当时的身份是锡安工人党的成员。当天早上，他遇到了对家青年工人党中的一名激进分子，齐马赫曾参与帮助组建该党。两个党派的规模都很小，并且都将自身视作当地工人运动的一部分，而当地的工人运动当时尚缺乏影响力。这一激进分子试图就历史唯物主义和本-古里安展开辩论。本-古里安告诉他，他可以带着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见鬼去了。 1906年10月，本-古里安接受邀请，参加在雅法举行的锡安工人党大会（以下简称为“雅法会议”）。青年工人党也在同一日安排召开代表大会。因此，本-古里安和齐马赫一同前往雅法。他们一路步行，花费了三个小时，中途穿过柑橘林、葡萄园、杏树园和橄榄园。他后来写道：“我们周围的景色如此摄人心魄，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感觉到头顶烈日的暴晒，也没有感觉到一路步行的疲惫。” 他们很可能一路上都在辩论各自党派的意识形态问题。 本-古里安本已重申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党派间种种分歧都可以忽略不计，而齐马赫则强调了他所属党派的独有观点。当时，两党都在争取同一批公众、同种渠道的政治支持和海外资金来源，这使得彼此之间嫌隙颇深。他们在雅法道别，分别与各自的党派汇合。

本-古里安在雅法遇到了一个熟人——伊斯雷尔·肖哈特（Israel Shohat），他和本-古里安年龄相仿，从俄国来，比本-古里安早几年到巴勒斯坦。在俄国，肖哈特也曾是锡安工人党的支持者，本-古里安在普仑斯克时就曾听说过他。当他在巴勒斯坦初次见到他时，他发现肖哈特身上有一种特质，本-古里安称之为“独立思想”，而这其中，他坦言，“有些有意义，而其他的则毫无价值”。 肖哈特在一家名为幽灵的不起眼的旅店中组织了雅法会议。他似乎也已从海外支持者那里设法筹集到了必要的资金。他是这次会议的幕后推手，同时，他也庇护着本-古里安。

锡安工人党在巴勒斯坦仅有150位支持者。雅法会议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成系统、有组织的政党。 显然，大多数的与会者之前从未参加过这样的政治活动，而这凸显了本-古里安的优势——在前一年于华沙召开的该党代表大会上，这位来自普仑斯克的代表已经了解了该运动的发展动态和政治用语。在雅法，他展示了他的政治手腕和政治力量。肖哈特希望留在幕后，并巧妙安排促成本-古里安当选会议主席。这是本-古里安第一次主持这样的大会，他严格按照议程把控会议进度。讨论发言环节使用的语言为意第绪语和俄语，但本-古里安自己坚持使用希伯来语。很多在场的人可能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与会者和该党派在华沙的成员一样，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本-古里安则提出了一项切实可行的决议，即组建劳工工会，该工会最终发展为犹太工人总工会（Histadrut，伊休夫的首要工会，后来成为以色列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译注）。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不过本-古里安提议，只有犹太人才能成为该工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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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巴勒斯坦的大多数犹太农场主都居住在犹太小镇，而且更偏向于雇用阿拉伯劳工，因为他们的工资更低，更有经验，也没那么多事，相比犹太人更加顺从。阿拉伯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是犹太工人工资的40，而且和那些最近刚到巴勒斯坦的犹太年轻人不同，阿拉伯人并不会向他们的雇主宣扬历史唯物主义。 本-古里安和他的朋友们都很反感农场主们的“小算盘”，农场主们则毫不掩饰对这些初来乍到的犹太劳工的厌恶和鄙视。本-古里安写道：“一道深深的鸿沟横亘在这些农场主和新劳工之间。”他后来则把犹太农场主和犹太劳工描述为两个立场不同且相互敌对的群体。

很多犹太劳工认为，阿拉伯劳工提供廉价劳动力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一些犹太年轻人因为无法如其所愿地养活自己，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但是，本-古里安儿时的一个朋友说，“不论是谁，凡是想工作且能工作的，都能找到工作。游手好闲的人当然找不到工作”。 本-古里安提到的“鸿沟”并不仅仅是工作问题造成的。他在多年后谈道：“农场主们并没有给予我们基本的民权。”他解释道：“他们可不希望我们同他们的女儿们勾搭在一起。” 他自抵达巴勒斯坦之日起，就对农场主非常反感，他与农场主们的斗争，为自己所属的左翼运动与敌对派别间的政治竞争奠定了基础。农场主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这些问题，他们声称，本-古里安并不是为了“希伯来劳工”而斗争，而是为了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而斗争。也就是说，他想要控制劳动力市场。 事实的确如此，但本-古里安和他的同志们之所以需要“希伯来劳工”，主要还是因为这才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强大、稳固的犹太人存在体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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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马赫和什洛莫·列夫科维茨每天都能见到阿拉伯劳工，而且他们对这些人心怀芥蒂。列夫科维茨有一回离开里雄莱锡安，前往雷霍沃特。他当时已打定主意要步行前往，因此日出前就出发了。但是，在主干道上，他遇到了一大群前往里雄莱锡安的劳工，这其中，有些人骑着驴，有些人步行。这群劳工总共有几百号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全部是阿拉伯人。列夫科维茨不禁开始担心犹太小镇上犹太劳工们所面对的危险。“我不敢想象，如果这些阿拉伯劳工发生了小规模的叛乱，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他们可能眨眼间就把这些数量本就不多的犹太男女斩尽杀绝。”但是，这种担忧并不是困扰他的主要因素。他感到实实在在地被羞辱了一把。他写道：“你发现没几个犹太人身着工装，犹太人大多衣着考究，穿着浅色套装，头戴巴拿马草帽。”他继续走自己的路，与那帮阿拉伯劳工反向而行。

列夫科维茨讲述了各种针对阿拉伯劳工的抗议行动，其中一些抗议行动针对的是由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运营、受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资助的一些项目。列夫科维茨和另一个年轻人动身前往雅法，要去面见该银行的董事扎尔曼·戴维·莱文汀（Zalman David Levontin）。他们到达的时候，天色已晚。尽管列夫科维茨随身带了一把匕首，两人还带着棍棒，当他和他的同伴孤零零地行走在雅法幽深的街巷时，还是非常害怕。他们并不知道莱文汀的住址。最后，他们遇到了两名犹太巡夜者，还是这两名巡夜人把他们带到了这位银行家的家门口。银行家的妻子拒绝给他们开门，说她的丈夫已经入睡。他们则不依不饶，死缠烂打，让她去叫醒她的丈夫。

莱文汀穿着睡衣走了出来，并让他们将棍棒和匕首留在门口。他有些不耐烦，但还是听他们讲下去。他们说，在犹太人得到利达（Lydda，今已改为《希伯来圣经》中的名字“罗德”——译注）附近地块上的工作之前，他们是不会放弃的，他们还威胁说要制造一个臭名远扬的丑闻。莱文汀说，他相信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只是不相信他们有劳动能力。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诺，在他接到银行管理层从伦敦发来的指令前，暂停该地块的现场工作。 他在信中声称，犹太工人总是手持棍棒和刀具四处乱晃，在他们为希伯来劳工争取权利时，在阿拉伯人面前展示出傲慢、敌视和高高在上的感觉。

“最下流的阿拉伯话”

在前往巴勒斯坦的轮船上，当本-古里安发现自己周围都是阿拉伯人时，他说阿拉伯人在他看来都像是些大小孩，即便他当时还不能明确，也一定已经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几十万阿拉伯人。当时，一些笃信基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喜欢将巴勒斯坦看作一片没有民族的土地，巴勒斯坦就是为了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而存在的。一些犹太人（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本-古里安将该立场称为“幼稚的犹太复国主义”。他坚信以色列地原本就属于犹太人，尽管那里当时居住着阿拉伯人，犹太人还是理应得到这片土地。摩西·夏里特后来写道：“我们并不是跑到一片荒芜之地上去承继这片土地。相反，我们是要从居住在那里的民族手中夺取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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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可能在15岁时就读过一篇来自巴勒斯坦的报道，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激进分子，该报道发表在《哈齐菲拉》上。这位记者在报道中描写了很多事，其中包括他在旅程中与阿拉伯人数次相遇的事。他说当时自己已感受到了威胁，并与读者分享了他收到的与阿拉伯人相处的建议：“别给他们好脸色，不要对他们说的话作出任何反应。” 阿拉伯人攻击、袭扰乃至谋杀犹太人的情况并不罕见，而这些并不一定是出于政治原因。有关犹太农场主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哈齐菲拉》无一例外地进行报道，有的暴力冲突由放牧场地的争端引发。

阿拉伯人常常会被比作犹太人原住国的基督教多数派民众，这些人对犹太人充满恶意，侵犯犹太人的权益，对犹太人进行迫害。许多犹太人在到巴勒斯坦之前都曾经历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事件。 犹太农场主虽然更喜欢雇用阿拉伯人而非犹太人，但在面对阿拉伯劳工时，往往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阿拉伯人充满了鄙视和不屑。19世纪80年代末，阿哈德·哈姆曾在巴勒斯坦旅行，他写道：“他们对阿拉伯人满是恶意、铁石心肠，通常会毫无理由地侵害阿拉伯人的利益，有时会不由分说地将他们痛打一顿，而且事后还会对此大放厥词。”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道，犹太农场主对待阿拉伯佃农的方式与对待农场牲畜毫无二致。雅法居民伊斯雷尔·罗卡奇（Israel Rokach）在致信银行家莱文汀时写道：“他们没把阿拉伯劳工当人看。” 哈德拉（Hadera）的犹太农场主们为他们的阿拉伯劳工印发了特殊的身份证件。犹太小镇的管理委员会坚持认为：“此举并非为了利用他们，而是为了让他们闭嘴。”

1886年，一名远在俄国的犹太革命者伊利亚·鲁比诺维奇（Ilya Rubinowicz）曾如此发问：“但是，阿拉伯人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呢？犹太人会同意做阿拉伯人中的异类吗？或者他们想把阿拉伯人变为犹太人中的异类吗？” 在本-古里安定居巴勒斯坦约一年之后，当地的一名犹太教师伊扎克·爱泼斯坦（Yitzhak Epstein）写了一篇文章，质疑犹太移民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这引发了针对阿拉伯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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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居巴勒斯坦，犹太人会在此购买土地，而这有时会导致在此耕种的阿拉伯佃农被驱赶出自己劳作的土地。有时他们会因此得到一笔补偿金，而有时则一分一厘都拿不到。作家摩西·斯米兰斯基本身也是一位农场主，本-古里安和他的朋友们在普仑斯克时就读过他的文章，他详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幕：阿拉伯人失去了土地和家园，且未获得任何补偿，阿拉伯农妇为此而悲痛欲绝。他写道，犹太定居者用棍棒将他们赶走，并引以为豪，“玩世不恭之心态令人咋舌”。 他特别指出，在选择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时，犹太人要特别当心，他坚持认为不要购买有阿拉伯人居住的土地。为此，他言之凿凿地说：“阿拉伯佃农与他们的土地唇齿相依，因而绝不会轻易离开。”斯米兰斯基补充说：“他们已经深深扎根于此，修筑了房子和庭院，也在这里埋葬了他们的亲人和圣贤。”阿拉伯人将新来的犹太定居者视作威胁，并且发自心底地深深憎恨他们。他解释说，这没啥大惊小怪的，“土地对阿拉伯佃农而言至关重要，而 ［犹太］定居者却在不断地蚕食他们的土地……阿拉伯佃农对我们产生了憎恨，我们决不可对此掉以轻心”。

针对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关系的问题，当地媒体组织了长期的讨论，斯米兰斯基是参与讨论的常客。该辩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古里安出生前，甚至是赫茨尔建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之前。随着阿拉伯领导人开始公开发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呼吁限制犹太移民，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紧迫。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这是一场“鸽派”和“鹰派”间在意识形态与政治领域的辩论：“鸽派”相信犹太复国主义与阿拉伯人之间有和谐共生的可能，而“鹰派”则坚持认为要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犹太人口得占绝对多数并且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此外，暴力冲突可能无法避免。其中一个摆在台面上的问题是，犹太人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待阿拉伯劳工的方式，是否真的会对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这也是知识分子间的一场文化辩论。有人宣扬要完全融入阿拉伯文化，也有人坚持认为犹太文化优于阿拉伯文化，并且该文化有可能使犹太人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赫茨尔认为，犹太国家将会是“欧洲对抗亚洲的堡垒、文明抵制野蛮的前哨”。 巴勒斯坦境内的很多阿拉伯人当时的确生活在落后、愚昧、肮脏和疾病蔓延的悲惨境地。

两大民族的相遇不仅产生了一系列为人们熟知的负面问题，也引发了犹太人的惶恐，他们担心犹太人会接受阿拉伯文化。 阿拉伯劳工有时独自或与家人一起住在犹太农场主的庭院里，有时睡在谷仓中。本-古里安提道，在位于卡梅尔山南部支脉的奇科隆雅科夫（Zichron Ya1001b4akov）社区劳作时，他发现几乎在每个犹太农场主的庭院里都住着两个阿拉伯家庭，他们日日夜夜都住在这里。这让他非常担心，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发现犹太儿童正在跟阿拉伯儿童学“最下流的阿拉伯话”，虽然他们尚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大多数犹太移民抵达之时，都会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他们来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这片土地，这片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第二次阿利亚中，移民以色列的犹太定居者绝大多数来自东欧，他们称阿拉伯人为“外国人”和“异类人”。

本-古里安在当地组织劳工运动，并由此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当时的主要兴趣仍然在于如何以犹太劳工取代阿拉伯劳工。因此，他研究了雷霍沃特工会历史，在他到达巴勒斯坦的15年前，该工会的章程指出，该国的希伯来劳工就如同“血液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那般关键，血液赋予人以生命，让他免于腐败和死亡”。

他坚持认为，控制巴勒斯坦的劳工市场将帮助犹太人变回“正常人”。他和他的朋友们从俄国带来的社会主义理念把体力劳动和土地耕种奉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在犹太小镇中，阿拉伯人的落后和犹太农场主居高临下的态度，更让他们意识到建立独立的犹太经济至关重要，可以帮助犹太劳工免受偏见和剥削之苦。

斯米兰斯基也出于经济原因抵制阿拉伯劳工。他估计，每一个犹太农场主供养着三个阿拉伯家庭。他发现，没有犹太劳工的话，这片土地就不会回归“以色列”，即不会回到犹太人手中。 在此之前，斯米兰斯基曾称赞南非的布尔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工作，并把他们作为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光辉榜样。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古里安将自己置于为犹太劳工而战的领导地位。他认为这是“一个将决定犹太复国主义整体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他进一步拓展了在华沙时就已形成的理论——工人的利益和民族利益是一致的。虽然犹太人在剥削阿拉伯人，但是这就比他们压根儿不雇用阿拉伯人要强。他写道：“像所有工人一样，阿拉伯劳工同样厌恶他的监工和剥削者。”“但是，除了阶级冲突，劳工和农场主间还存在着民族差异，事实上民族问题压过了阶级问题，因此这种仇恨表现为民族仇恨，阿拉伯劳工群体心中对犹太人的极端仇恨也被熊熊燃起。”

这场将阿拉伯人驱逐出工作岗位、由犹太人取而代之的运动被称作“占领劳动力运动”，这一名词由齐马赫首先提出。 本-古里安和其他人给阿拉伯劳工贴上了一个富有《圣经》和宗教意味的标签：“avodah zara”，其字面意思是“外国劳工”，来源于犹太教文献，原意为“偶像崇拜”，这对犹太人而言是行为禁区。而在本-古里安和他的同伴们谈及“占领劳动力运动”时，他们指的是占领这个国家。

“我所有的空闲时间”

本-古里安还在华沙的时候，就反对雇用阿拉伯人。乌西什金在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规划中将雇用阿拉伯人的行为定义为“癌性麻风病”，本-古里安将该规划寄送给了福切斯。乌西什金担心阿拉伯工人总有一天会醒悟过来，然后要求从他们用辛勤汗水建立起来的犹太小镇中分一杯羹。他警告说：“在马儿意识到自己具备力量时，就会将其背上的骑手甩翻在地。”他还补充说，雇用阿拉伯人还会提升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水平，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再同意将自己的土地卖给犹太人了。 他提议建立“全巴勒斯坦工人组织”，由单身的年轻人组成，成员们将保证自己在巴勒斯坦待满三年，“并且为犹太人民履行兵役，他们手中的武器不是刀和枪，而是铲和犁”。身体健康、头脑聪慧的他们将前往犹太小镇，并主动要求成为农场雇工，挣取与阿拉伯人同样的工资。

一些犹太人在当时写的私人信件和日记则坦率直接得多。其中一些在本-古里安到巴勒斯坦之前的许多年前，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写下了。1882年，弗拉基米尔（泽夫）·多博诺夫 ［Vladimir（Ze1001b4ev）Dubnow］在给他的兄弟、历史学家西蒙·多博诺夫（Simon Dubnow）的信中，阐述了他所谓的终极目标：“逐渐控制巴勒斯坦，恢复犹太人被剥夺了2000年的政治独立。”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议“要争取确保土地和所有收获都牢牢掌握在犹太人手中”。他没有排除犹太人使用武力夺取对巴勒斯坦控制权的可能性。“到那时候，犹太人民将会挺直腰杆、手持武器（如果需要的话）站起来，而且他们会大声宣告自己才是这片古老家园的主人。” 本-古里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全文转引了多博诺夫的数封信件，并且对他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开阔眼界赞叹不已。

在雅法举行的锡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一些左派人士反对本-古里安关于新劳工组织只接受犹太人为成员的提议。他以爱国情怀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提议最终被接受。

雅法会议选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本-古里安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其首要任务就是起草一份锡安工人党的宣言。为此，他们在拉姆拉的一家阿拉伯旅馆召开会议。 在此次秘密会议期间，本-古里安写信给父亲说，“我们非常忙”，他只有在晚上才有空在拉姆拉四处稍稍转转。他通常在散步回来后就坐下来，撰写一篇有关他所见所闻的详细报告。他沿着127级台阶而上，到达了白塔，在那里欣赏到了摄人心魄的日落之景，也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感叹道：“谁能知道呢，兴许我们的英雄前辈几千年前曾在这里与侵占他们领土的人战斗过。” 很多年后，雷切尔·亚奈特认为这次会议其实没那么重要。她写道，整个会议只不过是在几个头发蓬乱、人品不错的小伙子间进行的一场哲学辩论，不过他们当时仍然对巴勒斯坦犹太劳工的需求没有任何概念。

1907年1月，锡安工人党的成员在雅法再次开会，以批准所谓的《拉姆拉宣言》。本-古里安是会议的主要演讲者之一，他公然宣告无产者的使命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并重申了当时在俄国流行的一种理念，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明确表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整个俄国的利益休戚与共。

本-古里安已经开始逐渐找到自己的定位，并认识到自己肩负的政治使命。

他写信给父亲说：“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公共事务上。”因而他不能更频繁地给家里写信。这是他第一次将公共事务置于家庭责任之上。 在此期间，他移居雅法。他讨厌雅法这座阿拉伯城市，部分原因是大量犹太移民聚居在这座城市狭窄的街道上，但他在这里的收获比在佩塔提克瓦要多，就如同他在华沙的收获比在普仑斯克更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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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然不能通过从事政治活动来维持生计，因而和在华沙时一样，他在雅法也靠教书为生。他时不时地会去佩塔提克瓦，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工人组织，正如他以前出于同样的原因从华沙返回普仑斯克一样。后来他写道：“在佩塔提克瓦，我们建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他以此呼应赫茨尔的著名宣言：“在巴塞尔，我建立了犹太国。”

他尝试为裁缝、木匠和鞋匠建立相似的组织。他向锡安工人党美国分部呈送他的活动报告，以寻求财政支持，并要求将资金汇至他的个人地址。他补充说，如果纽约的同志想要将他的信件内容传播出去，扩大影响力，他也并不反对。纽约的同志的确这样做了。由此，他的第一部意第绪语专著得以出版。

1907年1月初，里雄莱锡安酒厂的犹太工人爆发了罢工，后来演变为暴力冲突，枪声四起。本-古里安成功促成了和解。这一事件中，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没有人为此而高兴。在一次又一次会议中，几乎每个参会者都指责本-古里安给锡安工人党造成的损失。他政治地位的上升戛然而止。在他尝试为自己辩护时，一个名为伊扎克·希姆谢列维奇（Yitzhak Shimshelevich）的新人物登场了。他是一位来自俄国的声名显赫的锡安工人党资深领导人，高中毕业，比本-古里安大两岁。在巴勒斯坦，他给自己起名为本-兹维（Ben-Zvi）。与此同时，本-古里安与原来在锡安工人党中的同志肖哈特间的合作关系也走到了尽头。两个人合作组建的中央委员会分崩离析，本-兹维重组了锡安工人党。该党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于1907年9月在雅法的一所女子学校召开。

“如果我们结婚的话就会有孩子”

本-兹维在上一次访问巴勒斯坦时曾见过肖哈特，他的印象是，这位热衷保密的年轻人乐于接受俄国党派的政治指导。他还是头一回见到本-古里安，但本-兹维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个倾向于不听指示就行动的人。参加锡安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投票选派本-兹维和肖哈特去海牙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经选举产生了两名委员，本-古里安不在其中，但本-兹维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作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就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降职。

与此同时，肖哈特幻想着建立地下民兵组织。受哥萨克人和希伯来英雄传奇的启发，他在自己周围聚起了一个秘密团体。该团体打算取代犹太人定居点雇用的阿拉伯护卫人员。肖哈特的追随者很崇拜他，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雅法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在讨论即将结束时，本-兹维邀请肖哈特和六七名心腹到他本人的房间。据本-兹维的说法，这是“一个具有特殊目标的特别委员会，他们要在这个小圈子内对特殊目标展开讨论”。根据《哈加纳历史书》的记载，会议的氛围充斥着地下行动的“神秘和浪漫主义色彩”。肖哈特是主讲人。所有的与会者都对他如火的个性印象深刻。他们决心组建一个秘密的军事组织，名为巴尔吉奥拉（Bar Giora），取自公元66—70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起义时其中一位领袖的名字。本-兹维提出了一个口号：“犹地亚在血与火中陷落，犹地亚亦将在血与火中崛起。”本-兹维写道，对与会者而言，这是一种身处上帝造物现场的感觉。 伊斯雷尔·肖哈特被任命为总指挥，而本-古里安当时未被邀请参会。尽管本-古里安并非肖哈特的心腹密友，他还是为此而大动肝火。这个新组织的目的是要发展成为锡安工人党的安保部门，但本-古里安完全不知情。布拉查·哈巴斯（Brcha Habas）是本-古里安的半官方传记的作者，他曾问过肖哈特，为什么要将本-古里安排除在该会议之外。当时是1952年，本-古里安正担任总理，而肖哈特则是警察部的高级官员。肖哈特言辞谨慎，他解释说，“就他的天性和在巴勒斯坦的生活方式而言，他很适合成为我们与会者中的一员”，但他们当时已经将本-兹维视作他们的精神领袖和“社会主义拉比”，他会告诉他们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他说：“我们担心会多出一位精神领袖。” 换句话讲，本-古里安当时是不会接受肖哈特和本-兹维的领导的。此外，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904年初，一名25岁的女子现身巴勒斯坦。她的名字叫曼娅·威尔伯什维兹（ManyaWilbushewitz），在她稚嫩的肩膀上却承载着激进主义和暴力行动留下的烙印。她是个俄国革命者，而且坦言自己杀过人。她偏执且无畏，看上去着实有些疯狂。 她在巴勒斯坦遇到了伊斯雷尔·肖哈特，巴尔-吉奥拉成立后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她比肖哈特大七岁。本-古里安后来提到了青年工人之间的一场重要辩论。他写道：“第二次阿利亚的成员们，我们会见面的，并且我们还将讨论婚姻在意识形态上是否被允许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当时他们无法妥善地抚养孩子，毕竟“如果我们结婚的话就会有孩子”。当时，他还没有女朋友。在朋友们聊天时，他属于反对结婚的那一派。在他的设想中，最完美的家庭应当由两名工作的兄弟和一位全职在家负责烹饪、清洗的姐妹组成。他说道：“事实上当时并没多少人结婚。第一个反对我们的立场、选择结婚的人就是伊斯雷尔·肖哈特。” 因此，肖哈特有不止一条理由要把本-古里安排除在他的心腹密友圈子之外。在本-古里安的几部回忆录中，巴尔-吉奥拉仅仅被提到过一次，并且不是在正文中出现，而是在圆括号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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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政治活动的同时，本-古里安继续在犹太小村镇工作。他给父亲的信件依然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情绪。第一场雨淅淅沥沥，冬季里也下着雨，春天的最后一场阵雨更是如约而至。天空一尘不染，空气纯净宜人，在柑橘园中的工作轻松愉快。 他在犹太小镇卡法萨巴（Kfar Saba）、雷霍沃特和里雄莱锡安都工作过，甚至一度尝试过一份全新的工作——他在一个桶中一口气待了36个小时，几乎浑身赤裸地去踩压葡萄，对此，他并没有写信告诉家人。他后来说：“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根本受不了葡萄酒的味道。” 这是一个找寻不同生活方式的好理由。 NUFUJCEm2LtM7ejkEom+XdmKo9nhvn8QPNiMH5m/WRqusvJHj9VGSHNut5fhwA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