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家，不惜一切：本-古里安传最新章节_汤姆·塞格夫著

第三章
鸟儿

“我以为我是在做梦”

促使本-古里安决定前往巴勒斯坦的那种抑郁情绪，以及他离开前的那种忧郁的心境很快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振奋的精神和高昂的情绪。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他也情不自禁，越来越兴奋。他寄回的家信再次展现出他敏锐的新闻嗅觉和富含诗意的愉悦心境。他们一行人乘火车到达敖德萨，在此见到了几位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梅纳赫姆·乌西什金。本-古里安一年前曾给乌西什金写过信，但乌西什金一直都没回信。这回，本-古里安打算与齐马赫一道，说服乌西什金给他们一笔钱，用来创办报纸。乌西什金并不为之所动，本-古里安后来说，他还是没收到乌西什金的回信，但他当时已经一点都不惊讶了。 ¹

本-古里安当时已经拿到了护照。为规避官僚主义和各种繁复规定的掣肘，他伪造身份、使用假名，用另一个家族的成员的名义申请护照，当时这种做法在希望到海外旅行的沙俄公民当中司空见惯。 ² 邮轮起航前，他诗兴大发、豪情万丈：“几小时后，我就将远离这昏暗阴郁的流散之谷，我将在宽阔无垠的大洋之上，在去往重生之地的途中，向您发来我的问候和敬意。愿我们能尽快在锡安山上重聚！” 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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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头一次走出国门，到沙俄之外旅行，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船。大海之澎湃，令他备受鼓舞。“海浪起起伏伏、奔腾翻滚，波涛汹涌间激起无数晶莹剔透的水珠直冲云天。在升腾于天际的浪花下，闪耀着七色的彩虹。” ⁴ 在土耳其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Izmir），他第一次见识了东方神韵。当邮轮驶离港口、向大海深处驶去的时候，他得以一探伊兹密尔的风光，那里就如同一座散布着星星、蓝宝石和珍珠的山脉。“我在船舱中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这个景象，我以为我是在做梦……”乘客中有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写道：“几乎所有人都很热心、很友善。可以说，他们就是些大孩子。”他们唱歌、讲笑话，并且尽一切可能逗大家开心。 ⁵

1906年9月7日是一个星期五，离开敖德萨九天后，邮轮驶近雅法。本-古里安走上甲板，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他写道：“一阵清新的海风吹过我们的脸庞，这时突然闻得一声鸟啼，在整个行程中这还是头一回。” ⁶

当时巴勒斯坦还是奥斯曼帝国版图中的一片闭塞之地，自16世纪以来，这里几乎一直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在本-古里安到来之前的很多年，那里就流传着一个传说。和其他的圣地传说一样，它有不止一个版本。根据保存在本-古里安档案馆的版本，传说的主人公是三名骑马的犹太创业者。那是1878年的一个清晨，他们先从耶路撒冷出发前往雅法，再去一个名为马勒布斯（Um Malabes）的阿拉伯村庄，他们打算在那里购买一块土地，以建立一个农垦基地。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博士，出于某种原因，他们相信这位博士是生态环境领域的专家。这位博士爬上了屋顶（有人说是山顶），然后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他环视四周，兼顾南北东西各个方向。几位创业者在下面满怀期待地看着他。最后，博士从屋顶下来，告诉他们，很不幸，无论是在天空中还是在树枝上，他连一只鸟都没有看见。博士告诉创业者们，众所周知的是，鸟类不能生存的地方，人类同样不能。

三位骑马的创业者非常失望。他们可是对这个项目抱有极大期望的，就在不久前，他们甚至都给这个新村镇想好了名字一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意为“希望之门”。最终，其中一位创业者脱口而出：“无论如何！”另外一位则高声喊道：“我们要尝试一下！”第三位创业者顺势拥抱了他的伙伴，他们都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⁷

在巴勒斯坦定居绝非易事，因为这里的条件本不适合居住，更何况他们是创业者、冒险家和梦想家，而非农民。去圣地耕种的渴望也吸引了其他很多人，既有犹太人，又有基督徒。通常而言，他们初来乍到，对当地的情况并不熟悉。

1906年，在本-古里安和他的朋友们到达这里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国家刚刚从漫长的沉睡中醒来，正睡眼惺忪地进入20世纪。当时，这里交织着理想主义的进取和宗教的癫狂，展现出一片狂乱却极富魅力的混沌，充斥其间的还有勇敢的突破、犹豫的尝试和数不清的幻想。在这里捋清头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伟大的奇迹”

当时，巴勒斯坦的人口正在稳步增长。到19世纪80年代，人口总数已经接近40万，其中大约五分之四是阿拉伯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穆斯林，此外还包括数千名未计入该地区常住人口的游牧民。 ⁸ 较为公认的说法是，当时在该地区有大约有3万犹太人，不到其总人口的8%，不到全世界犹太总人口的0.5%。基督徒的数量和犹太人的大体相当。

宗教觉醒运动横扫欧洲和美国，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冒险家、浪漫主义者和寻求救赎的人受此影响，纷纷涌向圣地。他们中不少人相信弥赛亚即将降临。一些新近到来的人都是因为宗教方面的越轨行为而不被原居住地宗教社区所接受，例如德国的坦普勒斯人（Templers），以及来自芝加哥并建立了“耶路撒冷美国殖民地”的那一批人，他们都在故国遭到了迫害。他们通常在经历了人生顿悟、飞来横祸或离奇事件后离开故国，前往圣地。有一位来自沙俄的农民就是这种情况，他原本的工作是为村里的教堂敲钟。一天，他爬上钟楼后，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坐在台阶上，恢复了视觉，然而当他再次尝试爬上钟楼时，他眼前又一片漆黑。这个农民意识到这绝非偶然，上帝之手在指示他，他必须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回归犹太教。当他抵达加利利地区时，他发现那里有一个谨遵安息日的俄国社区，居住着苏博特尼基人（Subbotniks），其中一些人已皈依犹太教。 ⁹ 那个时候的巴勒斯坦可谓怪象丛生。

本地的大多数犹太人也是从别处移民到这里的，其中，塞法迪（Sephard im）犹太人占多数。塞法迪的字面意思是“西班牙”，但几个世纪以来，它已经被用来指代所有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从19世纪中叶以来，大多数来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都来自欧洲基督教国家，这些犹太人被称为阿什肯纳兹（Ashkenazim）犹太人；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犹太群体成长为犹太人中的多数派。与阿拉伯人明显不同的是，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大大小小的城市中；一半多的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曾是欧洲犹太社区的虔诚子孙，从他们的名字中就可看出，他们曾被寄予厚望，要专门从事宗教研究和宗教祈祷。大多数人依靠家乡社区提供的资助维持生计。 ¹⁰ 欧洲犹太慈善家也伸出援手，帮助犹太人在城市以外定居。

在本-古里安和他的朋友们到来之前的25年间，有大约3万犹太人先后定居巴勒斯坦，据估计，犹太人的数量因此翻了一番。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来自东欧的难民。这波移民潮后来被称为第一次阿利亚。其中许多人都是遭遇了集体迫害或其他形式各异的迫害和歧视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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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遭受集体迫害的其实都是贫苦的犹太人。他们在原住地忍受着野蛮迫害和攻击，所以移民到美国或其他地方，正如这些年来其他数以千万计的欧洲人所做的那样。逃亡巴勒斯坦的路线比前往美国的路程要短，花费也更低。那些想着有朝一日重返俄国的人觉得，从巴勒斯坦返回俄国要比从美国返回来得容易。除了这种利好因素之外，吸引人们移民巴勒斯坦的还有传统意义上对“重返锡安”的期盼。但是大多数犹太人都是在恐慌中逃离俄国的，很多人在逃离的当口都遭遇了巨大的折磨和不幸。有消息称：“贫困使他们面目丑陋，也导致很多家庭中年龄稍大的女孩整日游荡于城市街头，甚至遇人不淑，堕落沉沦。”他们大部分乘船抵达雅法，许多人就留在了这个城市。 ¹¹

新来的犹太移民面临很多困难，这也促使当地的创业者和海外富裕的犹太人为他们提供帮助，最终建起了一些新的犹太小村镇，这些小村镇被称为莫沙夫（Moshavot，其单数形式为Moshavah，希伯来语，村庄或定居点的意思一译注）。居民们主要靠耕种谋生。在这些犹太定居者中，有许多古怪的人，也有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在很多方面受益于基督徒的经历，并形成了理念相似的各个组织和宗派。 ¹²

1882年，乌克兰哈尔科夫大学兽医学院的一些学生决定前往巴勒斯坦，并准备到这些风景优美、恬静怡人的犹太小村镇工作，“让这个民族恢复生机”。这个自称比卢（Bilu，第一次阿利亚中移民巴勒斯坦的一群俄国学生一译注）的组织目标远大：他们当时计划发动三四千名定居者前往巴勒斯坦。最终，有50名左右的青年男女来到这里，不久后团队分裂了，有些人选择离开，最后只有十几个人留了下来。他们没有达成远大目标，留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只不过是一个辉煌的传说。

1890年，一个由几十名农场工人组成的小团体在犹太小村镇雷霍沃特（Rehovot）过着集体公社生活，他们组建了一个秘密组织，并将该组织划分为更小的基层组织。每个基层组织由10名“兄弟”组成，受一位“大哥”领导，这名“大哥”被冠以“十人队长”的头衔。新人想要加入的话，必须通过严格的资质审查，并参加秘密的入会仪式。这个组织开始被称为“兄弟会”，不久后改称“十人会”。迈克尔·哈珀林（Michael Halperin）是该组织的精神领袖，他来自俄国，是一名极有远见的传教士，他曾敦促俄国犹太人组织起来自卫。他是最早一批提议在以色列地创建犹太军队的人之一。官方版本的《哈加纳历史书》（Haganah History Book）称赞他是巴勒斯坦犹太人自卫的“先驱”，此外，该书还将其比作堂吉诃德。一个熟悉他的人形容他长相极其英俊，就如同一个神话人物。他金色的卷发长及双肩，这赋予他先知般的威严气质。他坚信自己是大卫王的后代。有一次，一个巡回马戏团到达雅法，迈克尔·哈珀林走进了狮笼中，并在其中高唱犹太复国主义歌曲《希望》（Hatikvah，希伯来语，这是以色列国歌的名字，写于1878年一译注），以此证明犹太人的勇敢无畏。许多人都被他深深吸引。劳作一天之后，他们会集合起来到一棵梧桐树下进行准军事训练。他们当中的激进分子要求对偏离正道的“兄弟”处以死刑。 ¹³ 与此同时，在加利利湖南岸的一个公社里，住着一个名叫诺亚·纳夫祖西（Noah Naftulksy）的人，他想让以色列成为世界素食主义的中心。 ¹⁴

本-古里安到达巴勒斯坦时，这片土地上已经建立了25个犹太小村镇，总共居住着大概6000名犹太人。佩塔提克瓦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村镇，这原本是片鸟不拉屎的荒蛮之地，在几年后这里还是建立了小镇。 ¹⁵ 本-古里安总理后来表示，佩塔提克瓦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是恢复犹太国家主权的第一步。 ¹⁶ 他刚到佩塔提克瓦时，就想起了波兰的犹太小镇。本-古里安不喜欢佩塔提克瓦。

“源源不断的兴奋”

刚到巴勒斯坦时的那段经历可谓惨痛。邮轮在港外抛锚，阿拉伯搬运工们将乘客和行李物品装到小船上，划船送这些乘客上岸，这一切自然不是免费的。本-古里安说：“这些阿拉伯人手脚并用地爬上我们的船。船上一片慌乱，乘客们感到十分的紧张不安……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当时看来，这艘船随时都可能倾覆，然后被从四面呼啸而来的海浪彻底吞噬。”

列夫科维茨和齐马赫初到雅法时，也经历了痛苦。列夫科维茨比本-古里安早几个月到达，他形容阿拉伯搬运工都是“披着人皮的野兽”，他们“目露凶光，面目狰狞”。他们收费颇高，在小船离开邮轮到达海岸前，又声色俱厉地漫天加价，对乘客进行威胁恐吓。列夫科维茨写道：“他们大喊大叫时，就把手做出猛禽爪子的造型，然后伸向年轻的乘客，似乎他们随时会把黑爪子伸进乘客的眼睛中一样。”

齐马赫则称阿拉伯搬运工为“海盗”。事实上，他不得不乘阿拉伯人的船进入这片自己祖先居住的土地，这让他感到“自己孤立无援且备受屈辱”。在他看来，阿拉伯人看起来像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为之骄傲的人。他们强壮的手臂令他心有余悸。他写道，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流亡的战犯。

坐在阿拉伯船工宽阔的肩膀上，本-古里安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以这种方式重返故土的象征性的讽刺。他写道：“我感受到源源不断的兴奋从我的灵魂深处涌来，不断冲击着我的心灵。” ¹⁷

列夫科维茨正在码头上等本-古里安。叶海兹·哈尔波夫斯基也早早到此迎接瑞秋。 ¹⁸ 本-古里安不喜欢雅法这个城市。他给父亲写信抱怨道：“就像所有的东方城市一样，这里的街道狭窄弯曲。由于没有铺路石，集市总是弥漫着遮天蔽日的灰尘。”他不想留在这个肮脏的海滨城市。多年以后他回忆说：“从我看到雅法的第一眼起，我就讨厌这个城市。我觉得这个城市比普仑斯克还要糟糕。” ¹⁹ 他对雅法有如此看法，可能与在此见到叶海兹·哈尔波夫斯基有关。

尽管如此，周五下午，他还是和一群人一起，动身前往佩塔提克瓦。他相当享受这段旅途。他写道，空气真好，“满是香甜的味道，就如同天堂的空气，好似那毫无杂质的玻璃般清澈透亮”。他还提道：“我当时骑着一头驴。”他后来补充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驴子。池塘中鸣叫的青蛙、黑暗中幽深的柑橘园、暮色下深蓝天空中的点点繁星，这一切都那么新鲜。他在回忆录中重温了自己那夜的感受。“我满是喜悦……我仿佛在一个神话王国中漫游。我的心中激荡万千，升腾起一种‘我现在就在以色列地’的感觉，这种感觉令我如痴如醉，我甚至在想：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当晚，他们抵达佩塔提克瓦时已经10点钟了。在小村镇的入口，他们突然听到孩子的痛哭声。本-古里安十分吃惊。他的朋友向他解释说，他听到的是狐狸的尖叫声。那天晚上，他睡在来自普仑斯克的熟人家中，他们彻夜长谈直至黎明。 ²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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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前的10年间，有大约3.5万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这波移民潮后来被称作第二次阿利亚。这些移民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同期移居美国的犹太人非常相似。绝大多数是已婚人士，许多人拖家带口，40%左右的是女性，而只有30%的移民是像本-古里安和他朋友那样的年轻人。 ²¹ 大多数都是为追求更高生活品质而移民的穷人。几家犹太报纸将他们描述为饥饿、贫穷的移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许多人到巴勒斯坦后依然一贫如洗。

齐马赫、列夫科维茨等人经常被问起为什么来这里，提问的人心态复杂，既有嘲笑愚弄之意，又有同情惋惜之心。第二次阿利亚中的移民至少有一半最终离开了这里，甚至可能更多（本-古里安本人估计，其中90%的人最终离开）。离开的人当中，有许多都是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雷切尔·亚奈特比本-古里安晚两年到达这里，她认为，离开的人并不了解，也不能真正体会到犹太人与这片他们祖先居住的土地间的历史关联。她写道：“他们像以往一样，依然是在大流散中失落、彷徨的孩子，所以他们放弃了这片土地。”她坚持认为，他们中的有些人来巴勒斯坦只是为了逃避在俄国军队服兵役。本-古里安写道，要留在巴勒斯坦，真的需要“超强的意志力”。 ²² 在巴勒斯坦，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情绪仍然高涨，就和他以往在普仑斯克时一样。像他这样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不论男女总共也就几百人。他们的人数甚至不到德国坦普勒斯人的一半。 ²³ 他们彼此间也有不同，并不归属于同一个派系。其中一些人是为自己寻求新生活的斗士。他们向往人人平等、亲近自然的简朴生活，也向往集体主义，以及通过农业劳作实现自我。每个人都自成一体，有自己的困难和独有的世界观。 ²⁴ 本-古里安写道，他是到达后才开始将自己视为拓荒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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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佩塔提克瓦的第二天，本-古里安搬进了齐马赫租住的房间。他和他的同伴们周六到达了这个犹太小镇。最晚在周日清晨，本-古里安肯定就已经目睹了齐马赫所说的“成群结队的阿拉伯人”来为犹太农户打工。 ²⁵ 这不是他所期望看到的，不过至少他也并不吃惊，何况他也用不着自己管理这些阿拉伯人；齐马赫给他讲过很多小镇的事情，他觉得凭此可以认出这里的一些居民。 ²⁶ 佩塔提克瓦当时是巴勒斯坦最大的犹太村镇，超过1000人在此居住，其中约有一半人是农民，许多是讲意第绪语的哈瑞迪人。 ²⁷ 他们都是在一家食堂吃饭，雷切尔·亚奈特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对这家食堂有过如此描述：“肮脏的墙壁旁，摆放着粗陋的木凳，旁边的木桌上沾满了油迹和食物斑点；空气沉闷，令人窒息，让人讨厌的苍蝇满屋乱飞，厨房中散发出阵阵恶臭。” ²⁸

“我的提议绝不是幻想”

起初，本-古里安写给父亲的信中满是欢欣，把这片土地描述得如诗如画一般。他写道：“一轮残阳如血，渐渐没入大海，留下一抹金色的余晖在海面上闪耀。”他坚称，唯有在以色列地才能看到如此壮美的日落之景，他“既兴奋又感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本-古里安却认为他可以“感知到”以色列地的春天的花儿，并描述了一番“重生的景象”：一个希伯来小男孩自信地策马疾驰，一个八岁的希伯来女孩骑驴而行。他宣称道：“我的健康状况良好，在外貌上也是英姿勃发！” ²⁹

两个星期后，那种欢欣就完全烟消云散了。如同在华沙一样，他突然间陷入严重的抑郁。他再次向福切斯敞开心扉，倾诉这一切。当时他到达以色列尚不满四个月，本-古里安却写道：“我已经在以色列地待了五个月了，有时我感到特别孤单寂寞，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甚至没有心心相印的伙伴。内心的期待和焦灼让我不能自已。”他继续写道，一旦这种情绪来袭，他就会拿出福切斯的回信，如饥似渴地品读，“过往的点点滴滴逐渐涌上心头，那种悲伤真的痛彻心扉”。

他写道，他似乎啥都不缺，生活给予了他想要的一切，但他“心理上的孤独感”却折磨着他。“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我就找不到那么一个关系亲密、心心相印的朋友或兄弟。”他想，这样的关系很可能只能在“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才能形成，又或许他的孤单寂寞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无论如何，他也找不到一个爱人或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朋友，作为他人生中和心目中不可或缺的伙伴。有那么一刻，他又一次紧紧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他幻想着福切斯会来巴勒斯坦，为此他写道：“真希望我们很快能在地中海岸边相见。”10年后，他回忆起“那些神秘莫测的夜晚，充满玄幻的色彩……一切都充满了神秘，那种随着期待感而产生的躁动，莫名其妙的焦虑，以及对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充满着热切的渴望”。 ³⁰ 他当时还没有女朋友。他写道，齐马赫是唯一一个他能以自己理想的方式与之交谈的人，但齐马赫很快就离开了佩塔提克瓦，迁往加利利湖附近去了，本-古里安依然“孤独，虽然有许多伙伴和朋友”。 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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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日常生活并不如意。他写道，“比起出工劳作，我更多的时间是在发烧和饿肚子中挨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犹太农场雇工拥有稳定工作，而本-古里安并不是其中之一。他曾经谈到过一段雇工接受农场主挑选的经历，听起来像是在一个奴隶市场发生的事，如其所言：“犹太雇工们必须站在犹太会堂旁边，接受犹太农场主们的挑选。农场主会查看雇工们的肌肉，而后带他们去农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让他们留在原地继续等待其他可能会挑中他们的雇主。”到达这个犹太小镇几天后，本-古里安在一个橘子园中找到了工作。他不无讽刺地告诉父亲：“我的工作体面又干净，就是给农作物上粪肥。”他首先将肥料置于运货板上，接着把运货板抬进果园，这之间的距离与他从普仑斯克家中到集市的几乎一样远，然后将粪便倾倒于果园的肥料坑中。还有那么几天，他在一个阿拉伯人手下工作。他写信告知父亲此事时，在“阿拉伯人”一词前加了个省略号，用以强调这种情况的荒诞。他说，那就是份“肮脏的工作”。他的任务是将满满一铲又一铲的黏土和水泥递给阿拉伯人。

但是，有时候他找不到工作，连买食物的钱都没有，那就只能挨饿了。他写道：“白天时，我尝试过各种办法来回避饥肠辘辘之感，或者至少让自己不去想这个事。但到了晚上，在我夜不能寐的时候，饥饿的感觉愈发强烈，使我心头一阵刺痛、脑海一片昏暗，吸取我的骨髓，压迫我，折磨我，令我生不如死，然后在黎明时分，在我崩溃地昏昏入睡之后，这种感觉才会离我而去。”他在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的著作《饥饿》中发现了一段有关夜间幻觉的描述，而他自己就经历过这一切。他回忆说：“当时我眼前出现了面包、黄油和肉的幻象，我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了。”

他的身体在饥饿状态下愈发羸弱。每两周，他就会遭遇一回疟疾发作。他写道：“刚开始时，我的身体会因彻骨的寒冷剧烈颤抖，但很快，半个小时后，我又开始浑身灼热，发烧症状往往持续三到四个小时。”每次疟疾发作都要持续五到六天，这意味着他每个月有两周生着病。越是得病，越是不能干活，而干活越少，越是要挨饿。他在早晨洗漱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头发开始长出来了。他的主治医生建议他返回故乡。 ³² 他的回忆录很典型地体现了他这种情绪的急剧变化。“过去，我们都是精力充沛、幸福快乐、热情洋溢、无忧无虑，”在描写了自己夜里挨饿的经历后，他又写了几句话，“晚上，劳作了一天或者发烧一天之后，我们会在工人的厨房里小聚，在葡萄园和果园间的沙石小路上载歌载舞，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围成一个大圆圈，又唱又跳。”那里的自然环境、工作和生活，一切都是新鲜的。他写道，他们在一起找到了各自的救赎。 ³³ 和所有人一样，他期盼着下雨，到了丰收的时节，他感到非常满足一在这里，他把橘园中清甜的空气吸入肺腑，橘子则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10年后，他以一个农民的口吻骄傲自豪地补充道：“它们是我们的……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劳动者，而且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的家园。” ³⁴ 后来，犹太小村镇的一个老人回忆，他曾看到本-古里安驾着一辆两匹马拉的车，车上装满了干草。 ³⁵

但是本-古里安并不擅长也不喜欢干农活。菲利普（平哈斯）·克鲁索【Philip（Pinhas）Cruso】是本-古里安在橘子园的工友，他回忆了他们如何一同在一排排的果树间辛苦劳作，如何拖着沉重的装满水果的柳条箱缓慢前行。这可不是轻松的营生，在阴雨天气更是如此，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协调一致，以防柳条箱掉落摔碎。本-古里安往往心不在焉，若有所思。克鲁索后来回忆：“想和他在工作中密切配合、步调一致，可不容易。”齐马赫说：“如果谁想招优秀、高效的工人，我绝不会推荐他。”与其说他在挥动锄头，倒不如说是锄头在挥动他，这还不算，锄头还会把他拖拽到泥土里，他就是那样的人。他当时名声在外，被誉为“闲散高人”。他写道，这里的工作令他厌烦。耕种果林时单调的敲击声让他抓狂。 ³⁶

他经常独坐一边，或读或写。和在华沙与普仑斯克时一样，即便身处巴勒斯坦，他还是在一群农场雇工中脱颖而出。当时，本-古里安有一位名叫雅科夫·卡兹曼（Ya’akov Katzman）的工友，他们曾一同住在一个仓库里，他回忆起当时为雇工和农场主举办的一场派对。派对上有美酒佳肴，气氛热闹欢腾。聚会进行到要有人“讲两句”的那个环节时，没人自告奋勇，工头和雇工们都不愿意说。其中有一位主动站了起来，想讲两句，这个人以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而著称，但参加派对的人们都怕他会再次进行关于马克思的演说，因为农场主们都对此很反感。此时，另一名不怎么招人待见的雇工站了出来，此人就是大卫·格鲁恩。他说：“我来讲。”卡兹曼所能回忆起来的是，他讲得很好，而且每个人都很兴奋。 ³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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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移民一样，本-古里安一直牵挂着他的家，一直为之魂牵梦绕，难以割舍。他写道：“有时候思乡之情突然爆发，心痛欲裂。”随后，他解释说，他“就像已获释的犯人，所有的伙伴和密友都还在监狱，虽然他可以自由行动，但吸引他的仍旧是那牢房的方寸之间”。 ³⁸ 他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流露着悲苦和失望：为什么他们不多给他写写信？而且，他几乎总是抱怨邮政服务。他想知道普仑斯克发生的一切新鲜事，越详细越好：工作进展得如何？他的弟弟妹妹们在忙什么？他哥哥阿夫拉罕买的彩票中奖了吗？ ³⁹

有人从普仑斯克回来，给他捎来了家里的一个包裹，但他也并不是特别高兴。包裹里的靴子太小了，他让他父亲给他寄双大些的过来；袜子太多了，香肠已然坏掉了，不过蛋糕很好吃。他几次写信回家，要他临行前在普仑斯克拍的留影，还要订一份俄国政治期刊。有时候，他会问他的故交是否已经成婚，普仑斯克的选举进行得如何，以及家乡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形势如何。 ⁴⁰ 在一封写给福切斯的信中，他问到了从普仑斯克到纽约去的一些人的情况。 ⁴¹ 有一回，他写信给他的小侄子：“本雅明，我的小乖乖，有人和你一起玩吗？”本-古里安答应他，如果他来巴勒斯坦的话，他会带他骑阿拉伯骏马、把玩步枪，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做一个犹太英雄了！他还承诺要买葡萄、杏仁、桃子和橘子之类的甜食给他：“就做一个希伯来小淘气吧！”他还建议哥哥的小女儿学习希伯来语，如此一来，她今后可以在犹太小村镇上做一名教师。 ⁴² 在抵达巴勒斯坦一年后，他建议他的父亲也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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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想法是，父亲应该带领整个家族到此定居，买上一块土地，做一个农场主。本-古里安在1907年寄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这次我写这封信的用意贴近实际，我提议，举家来巴勒斯坦定居、殖民。因为事关实际情况，我会尽可能写得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符合经营常识。”他信心满满地为这个家族勾画出了未来的蓝图，其中的一切，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他都了然于胸。如果他父亲要在一片土地上经营一个杏树果园，这个园子占地大小如何、成本如何等耕种的各项投入及其费用，他都详尽列出。头三年会亏损，第四年将会收支相抵，第五年将开始实现盈利。他把款项总额计算到小数点后第一位，并列出了支付计划表。他似乎已经考虑好，果园就设在距离拉姆拉（Ramla）镇不远的一个地方。他承诺：“我的提议绝不是幻想。”本-古里安信中的工作设想是，在父亲带领一家人到达后，他自己也将成为一名农场主。四五年以后，他们将在自己家园的土地上劳动，过上安宁、快乐和幸福的生活。他断言，“这绝无损失风险”，并坚持让他们最好用电报“立即”答复。 ⁴³

举家迁到巴勒斯坦，这种自负的念头有可能表达了他自己的一种期望，他期待着成为一家之主，期盼着塑造这个家庭的未来。最重要的是，他想和家人们在一起。实际上这个提议并不可行，同时也表明他根本不了解他的家庭。他希望家人沿着他为他们设定的道路前行，但是那个时候，家人们根本没打算放弃在普仑斯克现有的生活，去巴勒斯坦做一个农民。阿维格多·格鲁恩在闲暇时会想想儿子的提议，权作消遣，而且打趣般的向儿子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严肃的行动计划，而是一个远在天边、思乡心切的孤独游子不断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产物而已。

“我现在独自一人生活”

孤独感也困扰着齐马赫，这种感受在晚上来得尤为强烈。在搬去和本-古里安同住之前，他也渴望有一个朋友能随时陪伴在身边，但这位他中意的伙伴却喜欢满世界到处跑。齐马赫抱怨道：“他就像一只迁徙中的鸟儿，在不同的地方流连徘徊。”有一段时间，他住在里雄莱锡安（Rishon Letzion）的一间出租房里，幻想着与一个叫法玛（Fatma）的阿拉伯女孩私通，这个女孩是他房东家的女仆。他觉得这个女孩有猫一般的个性。他写道：“坐在一间昏暗的房间中长吁短叹简直让人抓狂。” ⁴⁴

什洛莫·列夫科维茨，这位普仑斯克情场上的失意人，有一回谈道，他有一次傍晚时步行穿过佩塔提克瓦的大街小巷，看到了一对对的恋人，此情此景更令他感到孤独之折磨。他想：“现在谁能给我一张温暖的床，给我一抹可爱之温柔，让我可以拥入怀抱呢？” ⁴⁵ 禁欲是生活的常态。而有时候，这也是对自身形象的表现，毕竟他们是革命者，要投身于自己的事业；而这也是对一种文化转变的宣誓，以往年轻人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现如今这完全取决于个人选择，其中包括对家庭的重新思考。在一些雇工公社中，男性要远远多于女性。本-古里安后来表示，关于情爱的话题他们可是没少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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