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世界

“这着实有些荒谬”

美国热情地欢迎了本-古里安，移民程序简单，过程迅速。他充满敬畏地说：“美国人知道速度的奥秘。”强制性体检也不像他所担心的那样让人羞愧难当，他表达了自己成为美国公民的意愿，同时获得了允许他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签证。他在日记中写道：“万岁！”正如他第一次在雅法上岸时所写的一样。埃利斯岛位于曼哈顿的南部，是移民中心所在地，锡安工人党当地分部的几名成员在岛外迎接他。他们告诉他一条来自普仑斯克的坏消息一一枚德国炸弹命中了一个犹太会堂，导致约80人死亡，其中就包括什洛莫·齐马赫的父亲。当时，《纽约时报》密切关注并报道了普仑斯克周边发生的战事。本-古里安的父亲和其他家人都平安无事。 ¹

第一次来纽约的人通常会遭遇传说中的文化冲击，本-古里安也未能幸免。这种冲击如“狂风暴雨”般直直抽打在他的身上，力道之大令他终生难忘。在他刚到纽约的头两天，他漫步在曼哈顿的街头，感到眼花缭乱，如坠云间。到第三天，他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了。他的日记中充盈着热情，时不时夹杂些讽刺的话语来调侃那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体量巨大的商场、一望无际的道路、马车和汽车汇成的车流、摩肩接踵的行人、旋风似的声音和色彩、永远急匆匆的步履与每个人都无法控制的展示欲。

美国向他提出了两大挑战，而这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最基本的信条。作为一个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他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的力量，这里对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大的需求。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试图与200多万在美国落地生根、把美国当成家园的犹太人开展对话。在这里，犹太复国主义也没有什么市场。美国的犹太人使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们自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们却不会到巴勒斯坦来。” ² 只有少数人懂希伯来语，而他的英语仍然不怎么流利。在多数情况下，他都讲意第绪语，但这并不利于了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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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和本-兹维到达美国时，特地说明自己是从巴勒斯坦来的特使，并强调他们只在这里做短暂停留。在填写某些官方表格时，不得不注明自己的职业，于是本-古里安填了“新闻记者”，这使他跻身于希望进一步推进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其他作家之列，这其中包括赫茨尔和雅博廷斯基。在赴美途中，本-古里安就已经考虑过在美国出版一份希伯来语日报的可能性。 ³

他的美国东道主们对此信以为真。他们决定让本-古里安和本-兹维到锡安工人党的各个分部进行巡回演讲，从巴勒斯坦来的特使可比难民和流亡者有趣多了。同时，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喜庆的招待会，为他们发表长篇演说，并且向犹太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到来。本-古里安说：“这着实有些荒谬。” ⁴ 接待他们的人认为本-兹维是两人中的老大。他们在布鲁克林一起合租了一个房间，起初本-兹维讲课，本-古里安写文章，只能勉强糊口。锡安工人党也在接济他们。

美国的锡安工人党是作为俄国党派在美国的分支而建立起来的，其活跃分子几乎都是俄国移民，其中有一些还是本-古里安的亲戚，他们带来了该党的政治纲领和在俄国曾困扰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歧，还有各种阴谋诡计及与其他政党的纷争。锡安工人党在好几个美国城市都有分部，但成员和同情者总共也就3000人左右，约占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劳工运动支持者的一半。该党在纽约发行了一份意第绪语报纸《犹太战士报》（Der Yiddisher Kempfer），每期发行6000份。

在来美之前，本-古里安已经认识一些美国锡安工人运动的成员，他们都听说过本-古里安。纳赫曼·瑟金（Nahman Syrkin）是该党在美国公认的军师，几年前他曾试图从土耳其苏丹那里购买巴勒斯坦。他建议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加入犹太复国主义先锋青年运动世界联合会（Hehalutz），该运动的成员致力于定居巴勒斯坦，开展农业生产。俄国革命者和恐怖分子平哈斯·鲁滕贝格（Pinhas Rutenberg）向本-古里安透露了自己要建立一支犹太部队以攻占巴勒斯坦的计划，借此以取悦本-古里安。 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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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本-古里安初到美国遇到的犹太人都境况堪忧。他几乎都认不出他的堂兄了。他写道：“他的脸瘦削憔悴，弓着腰，真是老了。”而且他还注意到，他堂兄的孩子们用英语沟通，只懂得一点儿意第绪语。 ⁶ 瑞秋·拜特·哈拉赫米的一个兄弟将他介绍给普仑斯克在美青年联谊会。他发现这里的人让人生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些人空虚、空洞，没有真本事，缺乏上进心。” ⁷

什穆埃尔·福切斯并不在这些人当中，当时他不在城里。本-古里安见到了他的女友，她是犹太人联盟的成员。几个星期过去了，福切斯还是没有回来。1915年7月7日星期天，本-古里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有一个锡安工人党举行的野餐会。我听说福切斯会来。我们已经12年没见过面了……明天我要离开。”第二天，本-古里安启程前往该党派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分部，这是他巡回演讲的第一站，这次巡回演讲还包括其他几个城市。他在日记中记道：“本来应该1点动身的，但我晚到了几分钟，结果错过了那班火车，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到晚上11点才能到达罗切斯特。”关于福切斯，他只字未提。他是否真正去过野餐会，已无从得知。或许福切斯在场而本-古里安不在，也有可能两人都没露面。或许两人都去了，且见到了对方，而本-古里安当时决定跳过这个话题，甚至未在日记中提及。多年后，在他担任总理时，他说他和福切斯在纽约见过面。本-古里安写道：“我告诉他我们在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他则慢慢地回归犹太复国主义。”这其实并非完全准确。 ⁸

福切斯初到美国时还是锡安工人党的成员，但他似乎逐渐对该党失去了兴趣。他在纽约大学学习牙医学，后来成婚，在职业上颇为成功，买了一栋公寓楼。他用意第绪语发表诗歌和故事，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以“伊曼纽尔”（Emmanuel）署名的，这个笔名后来成了他儿子的名字。他与其他一些意第绪语作家和诗人走动频繁，给予他们金钱资助，并且支持意第绪语剧院的发展。 ⁹

“如果我是一个黑人”

本-古里安在全美各地锡安工人党不同分部的演讲旨在找寻出可能会去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同时为犹太复国主义先锋青年运动世界联合会招募成员，该组织标榜，要致力于促进巴勒斯坦的开拓性定居活动的展开。 ¹⁰ 为配合巡回演讲的开展，锡安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还号召所有成员加入该组织。但是，仔细探究后会发现，犹太复国主义先锋青年运动世界联合会还希望把招募来的移民集结成军事力量，以发挥作战作用。针对其目标的表述历经几轮修订，在一个时期是这样行文的：“在巴勒斯坦组建一个特别行动组织以进行自卫。”在一个保存在本-古里安档案馆的废弃版本中，这段话用意第绪语撰写，紧随这段话后的是括号中的两个希伯来单词，意思是“防卫组织”。 ¹¹ 本-兹维在其回忆录中引用了犹太复国主义先锋青年运动世界联合会的宪章，该宪章是这样表述的：本组织将会运营“健身和军事训练俱乐部”。成员必须按照要求服从和接受上级下达的纪律与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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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通常独自乘火车往来各地，他和锡安工人党的活跃分子们住在一起。他到达时，也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在等他，他们有时候也不等他。有时他的东道主都忘了要组织讲座。他有一回抱怨说：“同志们根本没做任何准备。”这种情况“和预期的一样”，发生在扬斯敦（Youngstown）和坎顿（Canton），就和之前发生在匹兹堡的一样。他说，坎顿那边并非一败涂地，一开始就不值得把他送到那里。但是在扬斯敦和匹兹堡的更大的犹太社区，他被那里的混乱局面搞得心烦意乱。

锡安工人党在纽约的成员视他为密使，可能是希望他的出现有助于为该党募集资金，吸引更多的人订阅其报纸。但他当时还不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并没有吸引大批的听众；一些听过他演说的人后来回忆说，他的演讲很乏味，而且缺乏想象力。其他演说者是在讲故事，而本-古里安则是在列举事实。有时他的演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没有营造出热情奔放的氛围。因此，他不是很受欢迎。有时他面对的观众满打满算也就20人，若是有40名听众就已经相当可观了。有一回，他不得不取消在辛辛那提的活动，因为当晚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计划在该城的另一个地方发表演说。 ¹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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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8月下旬，本-兹维和本-古里安请求布兰代斯与美国驻伊斯坦布尔的摩根索大使交涉，以此帮他们获取返回巴勒斯坦的许可。 ¹³ 当时，本-兹维和本-古里安仍然认为，奥斯曼帝国很可能会继续控制巴勒斯坦，尽管他们也意识到与此相反的情况当然也有可能发生。因而，他们根本无从知晓他们想要整合的军事力量究竟是应当与土耳其人一道共同战斗，还是应当反抗土耳其人。无论如何，也许在本-古里安的控制之下，犹太复国主义先锋青年运动世界联合会大概旨在针对阿拉伯人，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本-古里安写道：“反响并不是很热烈。”犹太复国主义先锋青年运动世界联合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只有大约100名成员。 ¹⁴ 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要让美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本-古里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同党派的其他成员在一起，但是他时不时也会跳出这个狭窄的人际圈，到处去看看。他密切追踪当时的美国总统竞选，并且后来回忆起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否连任的巨大悬念。他写道：“世界大战之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选举的结果。”在纳什维尔（Nashville，美国田纳西州州府一译注），他第一次看到了他所谓的“黑人定居区”（the Negro Pale of Settlement）。在俄国，“Pale”指代俄国当局强迫犹太人居住的区域。在登上有轨电车后，他看到两个标志，分别标明前面的几排座位是白人专属座席，而后面的座椅则是“有色人种”的专区，在当时，美国的黑人被称为“有色人种”。本-古里安写信告诉本-兹维：“你上车后，白人坐在前面的几排座位上。如果还有空位的话，黑人也可以坐下来（但绝对不能同白人坐在同一张长椅上）。下车时，白人先下，然后才是黑人。” 本-古里安还见到了将黑人和白人分开的浴室。他写道，读着《汤姆叔叔的小屋》长大的他，感觉很气愤、很受伤、很羞愧。他还告诉本-兹维，他去看电影时与黑人坐在了一起，一位引座员立刻走过来，要求他不要坐在黑人附近。 ¹⁵

他有时也会从政治工作中脱身。他震撼于尼亚加拉瀑布的壮美风景，以至于几乎忘记了他到布法罗（Buffalo）是来参加一场会议的。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召开的，会场人山人海，而这似乎也不足以吸引他。他经常会写到关于水的景物，当沉浸于这“一个接着一个幽深而壮阔的大自然的奇迹”时，他获得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体验。他在日记中写道：“亚当的子嗣啊，静静地坐在这儿，聆听那自上帝创世以来就从未停歇过的咆哮之音吧！静静地坐在这儿，看着这笼罩在水雾间的绝美风景吧！就这样静静地凝视着。” ¹⁶

从他的一些信件和稿件中可以看出，在美国期间，本-古里安的情绪依然起伏不定。他的笔迹通常工整、清晰，一行行排列整齐，行间距和字间距大致相同。但有时候他的笔法变得如狂草一般，有棱有角，难以辨识，看起来相当狂放，行与行之间相互交叠，没有行距，都一股脑儿堆积到了页面的左下角。 ¹⁷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全身心投入写作。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正是得益于他的写作，他很快成为比本-兹维更为重要的人物。

“太初有为”

在《团结报》创刊后不久，本-兹维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在塞杰拉惨遭杀害的雅科夫·普洛特金（Ya’akov Plotkin）。该文章被收录进1911年在雅法发行的一本纪念文集《伊兹科尔》（Yizkor）中，该书将成为记录以色列地劳工运动英雄传奇的奠基性作品。该书的封面显示，这本书是为了纪念倒下的希伯来劳工的一他们并没有被认作是哈绍莫的成员。此书是献给八位勇士的，其中有六位是在塞杰拉牺牲的。除了悼文之外，该书也包括文学作品，其中有什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的几篇文章和什洛莫·齐马赫的一篇文章。这本书依然是在犹豫中尝试着塑造民族记忆中的世俗文化。在犹太节日期间，人们会在犹太会堂吟诵传统《伊兹科尔》纪念祷告文，并对祷告文作了修改；开场词中的“上帝会记得”被改为了“犹太人会记得”。一篇文章围绕为伟大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价值，写到数千名犹太教徒“以上帝的名义”而殉难，他们如此做只是为了拯救他们个人的灵魂，而本书所纪念的劳工们“甘愿牺牲自己是为了挽回民族的荣誉”。书中的序言部分包含一条政治信息，即号召阿拉伯人与犹太定居者携手合作，以此使“我们贫瘠的土地”繁荣起来。这本书是以希伯来语撰写的，编辑们都很资深，包括Y.Z.拉比诺维茨（Y.Z.Rabinowitz）和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书中有许多印刷排版错误，本-古里安也没有为此书撰文。 ¹⁸

到美国几个月后，他们开始到锡安工人党的不同分部进行巡回演讲，此后，本-兹维和本-古里安意识到，这里缺少用意第绪语写的有关锡安工人党和巴勒斯坦的书面材料。在他们的建议下，该党决定发行一本意第绪语版的《伊兹科尔》，尝试为巴勒斯坦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构建共同的传奇读本。该书的编写任务被分配给了许多当时居住在纽约的《团结报》的资深编辑，其中包括本-兹维。他们剔除了书中的文学作品，将那些未能出现在希伯来语版本的遇难者名字加了上去，并将他们描绘成伟大光荣的英雄人物。

雅科夫·泽鲁巴维尔为这本书撰写了新的序言。序言部分采用细密的小字体印刷，篇幅超过六页，所以让人读起来很吃力。其主要目的是颂扬世俗犹太教，贬低宗教的生活方式。这可以从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撰写的一篇态度轻蔑的文章中看出来，不过这篇文章并未在希伯来语版的原书中出现。封面上有一幅画，展现的是哈绍莫的一名骑兵队员。书中还出现了几幅新艺术主义风格（Art Nouveau style）的类似画作。副标题则开宗明义，本书是为了纪念巴勒斯坦的“卫士和劳工们”；泽鲁巴维尔在他的序言中提到了西蒙·巴尔-吉奥拉。本-古里安写了一篇很有趣的自传体文章，讲述他在巴勒斯坦头几年的生活。这篇文章出现在书的末尾部分。 ¹⁹

这本书的出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全美各地都在为此书举办纪念之夜，本-古里安成了炙手可热的贵客。他终于讲起了他的故事一他如何到达巴勒斯坦，如何因疟疾发烧而浑身颤抖，如何忍饥挨饿，当时的感受如何。 ²⁰ 自然而然地，他的情绪高涨起来。他问当时正在华盛顿特区的本-兹维：“你见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了吗？” 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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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对该书的评论和反馈都是积极正面的。但是犹太人联盟的同情者约瑟夫·奥尔金（Joseph Olgin），用笔名摩萨耶（Moissaye）写了一篇题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殖民地建立在阿拉伯人灾难之上》的文章，发表了他对这本书的“想法”。文章的主要观点是，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的主人，他们针对犹太定居者的战争是正义的。

在这一点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经常被要求解释它如何看待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朝夕相处的生活。本-古里安当时强调，巴勒斯坦可以准备吸纳400万—500万的犹太人来此生活。他称赞犹太人在文化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并承诺这里的发展也将为当地阿拉伯居民带来复兴。他引用佩塔提克瓦的例子：该地有5000名居民，另外还有3000名阿拉伯劳工在此谋生。在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并没有以犹太劳工取代阿拉伯劳工的意图。 ²² 意第绪语版的《伊兹科尔》供不应求，因而在该书售罄后，锡安工人党决定出第二版，再版项目由本-古里安负责。

本-古里安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编辑。他坚称泽鲁巴维尔所写的序言不过是“以表面上的诗歌形式进行言过其实的争辩”，遂弃之不用，然后自己写了一个新的序言，只有三页，是原序言篇幅的一半。与泽鲁巴维尔不同，他写的句子简短而有力。他所纪念的英雄在文中如同神灵一般，本-古里安这样开头：“他们到这里不是来乞讨的，而是来征服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句号，然后另起一句：“太初有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直译：世界开始于行动，即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世界一译注）。他就这样继续写了下去。整篇文章中传递的信息是民族主义的、世俗的，而且与这些慷慨就义的英雄本身是相关的。这些英雄已经创立了一个“劳工的宗教”，他们为捍卫这片土地而流血牺牲。与泽鲁巴维尔不同，本-古里安并没有向阿拉伯人发出和平的呼吁。他说，他们只尊重那些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人。他将自己的自传文章移到了新版本的开头位置，紧随他的序言之后。而且他重新安排了牺牲者在书中出现的次序。他将头两个位置留给了在塞杰拉事件中牺牲的两个人，他本人就曾参与了该事件。他特意按“先工人后卫士”的顺序来写。此外，但凡提到巴尔-吉奥拉的内容，他都一概删除。

他几乎全凭一己之力完成了编辑工作，并且监督了生产印制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不得不学习出版这一新的领域，并作出无数决定，而且连最微小的细节也得由他拍板，包括使用什么纸张、以什么版式印刷，以及使用什么图形和插图等。最终的成品是一本质量上乘、用银色布面精装的纪念册，纸张质地考究，印刷精致高雅。本-古里安写信告诉父亲，这本书“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²³

看起来，本-古里安似乎已经开始意识到谁才是他的目标受众。他编辑的这本书为读者介绍犹太爱国主义精神和催人泪下的正义之举。这两方面内容的混编可以让读者崇拜这些新的英雄，这些和他们一样讲意第绪语的人，让读者认同这些英雄并以他们为傲，不用为了追随以往英雄的足迹而离开这个已经接纳他们的好国家。本-古里安编辑的《伊兹科尔》更有乐观色彩，这就是与该书的意第绪语第一版的区别。他似乎已经领会了“希望”在美国民族精神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他的生命中，截至当时，还没有哪件事能够像编辑这本书这样让他如此名声大振。读过他所有文章的读者和听过他所有讲座的观众加起来，也没有读过他这本书的读者多。突然之间，他成为锡安工人党最显要的人物之一。本-古里安编辑此书时，他要求本-兹维从华盛顿返回纽约来帮他做些编辑工作，这清楚表明，对本-兹维而言，他不会是一个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本-兹维没有来。在意第绪语的第一版面世之后不久，本-古里安又筹划着如此庞大的编辑工作，再加上他对序言的替换，所有这些都无疑是在打本-兹维的脸。本-古里安甚至将他朋友的名字从编委会名单中删除，他本应该更克制一些。这本书的巨大成功似乎是对本-兹维的又一个挑衅。本-兹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和本-古里安之间发生了争执。” ²⁴ 但本-古里安提供给他一个新项目，一个更加雄心勃勃、更有挑战性的项目，即两人将合作完成一本用意第绪语写的有关巴勒斯坦地理和历史的综合性学术专著。本-兹维表示同意。本-古里安每天一早都会前往位于第五大道和第四十二街的纽约公共图书馆，走过伏在楼梯口的石狮子，进入一间巨大的阅览室，在一张木质书桌旁坐下，在这里一待就是一上午。他非常喜欢这项工作。他把精力主要放在阅读19世纪时访问巴勒斯坦的调查团和基督徒所写的书籍上。

“一个伟大的奇迹”

两个人对该书的撰写任务进行了分工。本-兹维主要负责撰写有关该地区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内容，本-古里安则负责撰写关于其名称、边界、法律地位的内容，尤其是该地区居民的相关情况。他们相互交换各自完成的章节草稿，然后点评对方的成果。他们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做了一些研究。本-古里安告诉他父亲：“我谢绝了一切活动，全身心投入我的研究中。”他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十点，他甚至每天在从家前往图书馆的途中阅读报纸，以节约时间。本-兹维也全身心投入这个项目上。有一两回，两人恢复了党派活动。1917年4月，本-古里安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纽约时报》上，这是因为他作为发言人之一出现在了俄国沙皇倒台后的一次大型集会上。 ²⁵

他在纽约的一位熟人回忆说，他也会找时间到康尼岛游玩，看电影，和女人约会。宝琳·穆恩维斯（Pauline Moonweis）就是他交往过的女性之一，她同意陪他一起去图书馆，并帮他誊抄他标记的页面内容。著书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半。1918年1月15日，本-古里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已经完成了最后一章。 ²⁶ 与此同时，犹太历史上意义极为重大的一幕已然发生，他自己人生中的非凡一幕也已然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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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两年之前，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吃过晚饭后，在哈伊姆·魏茨曼的陪同下离开了自己的家。魏茨曼出生于俄国，后来定居英格兰，他是一位化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活跃分子。当时已是午夜过后，大部分时间都是魏茨曼在讲话，贝尔福在倾听。魏茨曼在过去就陈述过他的基本观点，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利益与大英帝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反之亦然。因此，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保护国是非常值得的。魏茨曼极具个人魅力，他为贝尔福展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他讲的都是治国理政的政治语言，却又表现出强有力的宗教意识。贝尔福倾向于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理念，并将其作为他的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明晃晃的月亮挂在天空。1917年3月，贝尔福告知内阁：“我现在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了。”

1917年4月，美国与英国一同加入一战；11月，贝尔福发布了一个书面宣言，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的部队正在耶路撒冷一路高歌猛进。与他的一些朋友们不同，本-古里安也许一直在关注战情走向，这是他支持美国参战的原因之一。 ²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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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本-古里安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贝尔福宣言》，报纸上的文章标题为《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这意味着英国意识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代表着广大犹太人民。魏茨曼使用《圣经》般的语言评价了《贝尔福宣言》：“自居鲁士大帝以来，在过去的所有记载中，从来没有一份宣言像这份宣言一样令人难忘，体现出更高的政治智慧、远见卓识和对犹太人的民族正义感。” ²⁸ 在公众眼中，魏茨曼现在是犹太人民的领袖。本-古里安认识他，知道他正在伦敦为这项事业而奔走。不仅如此，“民族家园”这一表述对他而言并不陌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使用该表述其实是为了回避表明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真正目标。但是，《贝尔福宣言》完全出人意料。显然，他花费了一些时间来领悟其历史意义。他将此次公众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称为“一个伟大的奇迹”，是自巴尔·科赫巴（Bar Kokhba，犹太领袖，带领犹太人反对罗马统治一译注）反抗罗马人以来前所未有的。但是他倾向于弱化其实际意义。他写道，英国无法将巴勒斯坦送还给犹太人民，只有犹太人民通过劳动和定居才能收回巴勒斯坦。他在一次演讲中，用一个例子阐述了这个观点：就像一个女人不可能顶替另外一个女人生孩子一样，一个国家也不可能为另一个国家创建一个民族家园。 ²⁹

他没有为《贝尔福宣言》的发布贡献力量，想必这深深困扰着他。因此，他最初对此的怀疑中有一股强烈的“酸味”—他坐在第五大道读书时，魏茨曼却已然创造了历史。如果这是赫茨尔的成就，魏茨曼也很可能会作出同样的反应。本-古里安后来将他在1915年写的一篇文章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他的回忆录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呼吁采取行动，以便战后和平会议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有创造他们未来的权利。他强调说，该文章比《贝尔福宣言》早了两年，而且在《贝尔福宣言》“成形”时，他和他的朋友已经与英国代表接触，商讨组建一支将在巴勒斯坦作战的犹太军团了。 ³⁰

“我几乎疯了”

《贝尔福宣言》引发了巨大的民族觉醒，同时重新燃起了有关犹太复国主义本身的讨论。《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位著名的改革派拉比的一篇长文，否认犹太人具有民族身份。他声称，犹太人的历史使命是传播他们的精神要义。为此，犹太人需要散居在世界各国。本-古里安对《贝尔福宣言》的反应冷淡，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此并不感冒，因此他试图再写两篇文章，以表明他改变了此前的保留态度。他写道，《贝尔福宣言》使犹太复国主义在一瞬间，“仿佛奇迹般的”到达了“梦想成真的边缘”，但是希伯来的家园仍然有待创建，这是比达成《贝尔福宣言》“更重要、更严肃、更困难的任务”。 ³¹ 《贝尔福宣言》所产生的戏剧性变化，也迫使他彻底地放弃他到达巴勒斯坦后对土耳其一直寄予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承认雅博廷斯基比他更早看出了土耳其的失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几周后，他却突然顿悟了，内心有了一个新的且令人不安的认识一土耳其时代已经结束，英国时代已然到来。这一切都发生在著名的库伯联盟学院大礼堂，亚伯拉罕·林肯曾在这里发表过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演说。整个礼堂人多得快被挤爆了，人们来这里庆祝《贝尔福宣言》的发布，并宣布设立一个4万美元的行动基金。《纽约时报》报道称，现场的人们情绪热情高涨，并在介绍发言人时提到了本-古里安。本-古里安告诉父亲，另一份报纸称他的现场演讲“狂暴却又令人叹服”。本-古里安当时的情绪非常狂热，他写道：“我知道，在我发表演说时，我几乎疯了。我只感觉到，狂暴的激情在我的心中激荡，使得一个又一个词从我口中迸发而出。” ³²

五天后，他和宝琳·穆恩维斯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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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琳·穆恩维斯在妇产科医生什穆埃尔·埃尔斯伯格（Shmuel Elsberg）的诊所做护士。这位医生喜欢在家里招待锡安工人党的年轻知识分子们。有时候，本-古里安也会到他家中做客，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她的。她比本-古里安小四岁，出生于明斯克，当时明斯克还属于俄国，她十几岁时来到纽约。像许多移民一样，她在成长的过程中讲两种语言，因而她的意第绪语和英语都很流利。当他们在埃尔斯伯格医生家中碰面时，本-古里安尚不能用英语清晰表达意思，他们使用意第绪语交谈。

正如人们所期待的，作为一位上过护理学校的年轻女性，她自信、坦率，幽默中流露着些许讽刺。在本-古里安之前，她还有过一段恋爱经历。她被本-古里安的理想主义，抑或说他有主见的个性所吸引。从他当时拍的照片来看，他还是一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一他面部轮廓中最突出的是他的鹰钩鼻，再加上他厚厚的嘴唇，显示出他的阳刚和自信。她看起来聪明而开朗。他当时或许很高兴找到一个比他个子矮的女子。她当时戴着圆框的眼镜，就是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艾玛·戈德曼（Emma Gold man）喜欢的那款眼镜。据本-古里安说，她很钦佩戈德曼，并且她自己就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她后来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 ³³

此外，她当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遇见本-古里安之前，她从未想过要去美国以外的地方生活。他们谈恋爱时，他告诉她，如果她同意嫁给他，她就得离开美国，陪伴他到一个贫穷的小国，那里没有电也没有煤气。她同意嫁给他了。于是，在1917年12月5日星期三早上，他们两个去了曼哈顿的市政办公室，正式结为夫妻。他当时31岁，她27岁。 当时正是早上11点30分，本-古里安在他的日记中写下“我是有妻子的人了”，他没有提及她的名字，他们也没有邀请任何人。离开市政办公室后，她一如往常地继续过这一天的生活，而他则去了锡安工人党的总部。当时就认识他们的菲利普（平哈斯）·克鲁索回忆说，本-古里安消失了整整三天。他说，他们当时开了几个会，但他都没露面；第四天，本-古里安出现了，并且对大家说：“恭喜我吧，我结婚了。”众所周知的是，宝拉当时爱上了该党的另一名成员，而这位男士对她没什么兴趣。克鲁索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如此震惊的原因。”本-古里安前往《犹太战士报》报社的编辑部办公室，并用希伯来语发了一则结婚告示。在此过程中，他给她起了一个希伯来语名字“佩尼纳”（Penina），并将“宝拉”这一名字放在括号中。他还用希伯来语，把她的姓氏拼成和公元1世纪的阿迪亚伯尼（Adiabene）国王莫诺巴兹（Monobaz）的一样，根据传说，这位国王皈依了犹太教。

他们没有举办婚礼派对，也没有去度蜜月。宝拉说，她的家人反对这桩婚事，原因是本-古里安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多年后，有人问她哪一天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她回答说是她生下大女儿的那一天。 ³⁴

“大量犹太人的鲜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本-古里安与本-兹维合作，一起携手完成了他们的书。紧随《贝尔福宣言》之后，他们认为这是绝佳时机，因此将书付梓。据估计，该书售出2.5万册。 ³⁵ 封面上显示的作者为大卫·本-古里安和伊扎克·本-兹维，他的名字终于位居在前了。他写信给父亲说：“这本书的三分之二都是我写的。” ³⁶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大多数费拉欣（f el l ahin，阿拉伯语，意为农民），也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农民，并非阿拉伯血统。相反，他们是在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之前就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后代。他认为，只有贝都因人部落（Bedouin tr ibes，贝都因人，阿拉伯人的一支，分布在西亚和北非的荒漠地带一译注）的阿拉伯人才是真正的阿拉伯人。

该观点的基本假设是：在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第二圣殿之后，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并没有被清肃。他们继续留在巴勒斯坦，主要是生活在加利利一带，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在阿拉伯人于7世纪初到达巴勒斯坦时，这些犹太人大多改信伊斯兰教并开始讲阿拉伯语，因此得以幸存。其结果是形成了各种混杂的身份，但居住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大多数穆斯林农民属于“一个单独的族群”，本-古里安这样断言。“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大量犹太人的血液，他们在艰难时刻选择背弃自己的宗教，以免被赶出自己的土地。”他的这一主张主要基于他在各个图书馆中发现的人类学知识。他写道，这些阿拉伯农民有许多像《圣经》中所描述的犹太传统。他们保留了《圣经》中的人名和定居点的名称，以及希伯来语单词。 ³⁷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该观点是存在争议的，不过其政治意义在于说明犹太人其实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土地，而是一直在那里生活。这个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犹太复国主义无须与阿拉伯农民发生冲突；还可以证明，是“犹太血统”而不是宗教最终决定了犹太人的身份。本-古里安和本-兹维并没有深入细究。他们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他们的发现，就好像这些发现代表着已被证明的科学真理。

他们还绘制了以色列地的地图，就好像这只不过是一个地理问题而已。绘制过程中，他们放弃了根据宗教信仰绘制上帝应许给他子民的领土边界。他们将这些边界称之为“理想边界”，而能让他们得以满足的是“实际边界”。在北边，他们将黑门山、雅尔穆克河、利塔尼河的上游地区以及西顿（Sidon）城纳入版图。东部边界远远超出约旦河，包括了霍兰高地。他们没有在东部沙漠地区标明边界，因为他们认为那片地区面积会随着民族家园开发荒地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南部地区的边界从阿里什（El Arish）延伸到埃拉特（Eilat）。这种边界处理方式是对本-古里安后来所谓的大巴勒斯坦地区和小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折中。本-古里安和本-兹维指出，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却生活着超过100万的居民。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说这片土地荒芜而空旷。然而，他们确实断言这是一片“一个民族也没有的土地”，而且它“等待着一个民族”。他们不仅提出历史论据来说明犹太民族有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权利，还提出了生态学方面的论据。他们写道：“这片阳光普照、鲜花遍野的土地，本是地球上无与伦比的美好之地。”而现在这里已然变成一片不毛之地，“无数的荆棘和蓟覆盖着美丽的山谷”。花园和森林不复存在，山坡上毫无生气。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境况，都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没有民族。随着民众的回归，其自然的瑰宝将再次绽放。 ³⁸

他们尽力保持低调的学术风格，提出了论断和反论断，并使用许多日期和图表进行论证。事实证明，该项目的工作量比他们此前预期的要大得多，需要出版很多册；在此期间，他们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一册。本-古里安说他并不满意。但是在为期两年、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后，他得出结论，如果要将这部作品写得如他所愿的那样全面而详尽，需要花费15年的时间。

他写道，与此同时，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放下笔而拿起剑。他指的是为建立犹太军团所付出的努力。 ³⁹

◆

故事始于特朗普德尔的锡安骡马队，并在伦敦延续。泽夫·雅博廷斯基与维拉（Vera）和哈伊姆·魏茨曼在伦敦的切尔西共住一套公寓。他寻求建立一支犹太军团，以便在英国军队的指挥下参与占领巴勒斯坦的行动。魏茨曼并不反对这个提议，他了解犹太军团的政治价值和象征意义，但他仍然非常谨慎。他的主要目标是推进《贝尔福宣言》，为此他不希望遇到任何阻碍。

当英国宣布全面征兵时，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约3万名从俄国移民来的适龄犹太男性，他们被称作“施耐德”（schneider s，意思是“裁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逃避兵役。内政部部长赫伯特·塞缪尔（Herber t Samuel）想方设法对他们手下留情，并一直延缓对他们的征召。与此同时，英国的死亡人数却在不断上升，而且正如本-古里安后来所说，“巨大且合乎情理的反犹主义骚动开始了”。1917年2月，政府要求犹太人作出最终决定，即要么应征入伍，要么返回俄国。魏茨曼虽万般不情愿，但也别无选择，只得应付这个问题。他提议接受雅博廷斯基建立一个犹太军团的计划。美国参战时，魏茨曼为美国犹太人提出了类似的安排。

平哈斯·鲁滕贝格已经和本-古里安谈过这个事情，他和本-古里安一道，去面见布兰代斯法官，并提议在美国陆军中也组建一个犹太营，并将该营部署到征服巴勒斯坦的战事中。布兰代斯法官将这个想法转达给威尔逊总统。总统派布兰代斯前往英国，并将这个提议转达给伦敦的魏茨曼和雅博廷斯基。1917年7月底，英国战争部宣布可以开始征兵。 ⁴⁰

本-古里安与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大使会晤，在伦敦批准该计划前的几个月中，他一直致力于推动犹太人参军入伍。本-兹维也鼓励犹太人自愿入伍，他写道：“穿着卡其布军服移民巴勒斯坦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 ⁴¹ 与此同时，本-古里安已经受够了锡安工人党内的种种阴谋和争执，他称自己受到了“人身攻击”，还描述了党内的“恼怒情绪和污秽氛围”，他将这些都归因于美国政治的影响。他们为了包括党内在美活动基金的分配问题和其他事务而相互争斗。本-古里安辞去锡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职务。 ⁴² 1918年4月底，他向英国驻纽约的领事报到，几周后宣誓加入英国皇家陆军，并前往加拿大温莎开始进行军事训练。 ⁴³ 此前，他已经开始称呼妻子潘宁奇卡（Paulichke）。两人结婚仅仅半年，本-古里安就离开妻子远去，潘宁奇卡感到十分痛苦。她感觉自己被冒犯了，她很受伤、很害怕一而且她当时还怀着孕。

“我找寻着你的唇”

在前往训练营的途中，他经过了好几个城市。当地犹太社区的成员专门等着他，抢着和他握手，请他发表演讲，把他扛在他们的肩上，并给他和他的同伴送来鲜花与巧克力。接踵而至的是为期六周的军事训练和步枪练习。士兵们要时不时地拆搭帐篷，负责烹饪和警卫，有时还要接受检阅并外出参加阅兵式。

他们做的这些事没有一件让人感觉到他们是要被部署到真正的前线。本-兹维写道：“以任何标准来看，我们所接受的军事训练都是不够的。”确实，它的主要目的并非体现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和象征意义上。犹太军团代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并且拥有自己的军旗和徽章。士兵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作为在指挥官们面前代表他们的机构。他们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说要求提供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他们的专有信纸上都印着希伯来语标识。本-古里安在营区接打电话，为赫茨尔组织了一次纪念集会，还阅读《纽约时报》。英军指挥官们也适应了军团的特殊性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们与列兵3831—这是本-古里安在军事文件中的正式称谓一进行了冗长的会谈，大卫·本-古里安同意接受下士军衔。他原本想着自己作为一名军人能够拥有更大的职权，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这一事实。他告诉妻子：“我的工作很特殊，任何人如果有抱怨，或者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都会来找我。而且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什么，也会来找我。我还得出席委员会的三次会议，你现在知道我每天的全部日程安排了吧。” ⁴⁴

一份文件显示，在美国有2700人应征加入了犹太军团。本-古里安写道，这些人中既有出于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原因而自愿参加的，又有一些“天性粗野的匪徒”。他尤为自豪的是，自己与一名曾被囚禁在纽约州新新监狱的男子打交道。这名男子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偷”，他吹嘘自己的老婆是个妓女。他与该男子的相遇使他对人性的信念更为坚定，他说：“我对有罪过的人也是有信心的。”这位前罪犯捐赠了5美元，用以资助纪念赫茨尔的活动。 ⁴⁵

◆

他给宝拉的信读起来就像一个参加夏令营的男孩写给母亲的信。他写道“我又成为学生了”，并且说他看起来就像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谁也不会想到，这名士兵自愿参加一场已夺走1500万人生命的战争后，还会写出这样的信。他告诉妻子：“我有点陶醉于我现在的新生活。伴着阳光醒来真是惬意，呼吸着早上清新的空气到草坪冲个凉真是舒服。”写信给这位他离开后需要独自经历整个孕期的女人，或许不是一件合适的事，但他还是经常写信给她，告诉她自己对她的爱，并将这种爱描述为一个小男孩的爱。就宝拉而言，她努力地扮演着新妈妈的角色，她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要刷牙。他向她保证，他就是按照她说的那样去做的，而且他也会洗自己的手帕。本-兹维写给雷切尔·亚奈特的信也差不多。 ⁴⁶

宝拉经常给他写信，差不多每周写三次，信是用英语写的。有时候本-古里安一次就能收到四五封信。他给妻子写了几十封信，都是用意第绪语写的。在两人分别几个月后，他写道：“我想抱着你，不仅在我心里，而且在我怀里。我不仅想看你的照片，还想看看你本人，我想紧紧抱住你、亲吻你，用压抑如此之久的爱去吻你。”再过几个月，他写道：“我觉得我好像是第一次爱上你，我找寻着你的唇、你的胳膊，我想紧紧搂住你，用火热的双手抱着你，站在你的床边，趴在你身上，紧紧偎依着你，投入你的怀抱，除了你之外，什么都不想，就像往常一样，沐浴在你的爱中幸福快乐着，臂挽着臂，唇对着唇，心连着心。”

他回想起了那个奇妙的夜晚，夜幕用“一张狂喜和幸福的床单”将他们遮盖住后，诱使他们“缠绵在一起”入睡。他令她回想起那个清晨的时光，那时他们都陶醉于恋爱之中，“我们相拥入怀，我们心心相印”。在那时，他似乎对如何在工作和恋爱之间分配时间感到很头疼，不过他当时也没有办法，还是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你还记得吗？有几回在早上我放下手头的工作走到你身旁；还有几回，我通宵工作后，发现你还睡着，我把你吻醒，抱住你光溜溜的臂膀，你的眼神恳求我再多待一会儿。在你眼波流转的同时，我的心也在呐喊：就这样子别动，就这样子别动。我们两个人都格外珍视当时那短暂的时光。” ⁴⁷

但是，他们在信中描述的不仅是一个私密的爱情故事，还展示了两个象征性人物间的角色扮演游戏，这两个角色取代了真实的大卫和宝拉。起初，正如他在结婚当天的日记中所写的，她只是他的“妻子”；就在同一天，他为她起了一个新名字。在信中，她还是使用她原有的名字“宝琳”落款。她称呼她的丈夫为“本-古里安”，这也是他给妻子的信中落款所用的名字。他像爱一个“妻子”“母亲”和“姐妹”一般爱着她。他在当时写的一份遗嘱中，将婴儿的监护权分给了她和在普仑斯克的父亲。

在角色扮演中，她是受到伤害、遭受苦难、进行控诉的一方；而他则是负罪之人，被愧疚感深深折磨。

“圣地的救赎已经完成”

她在信中流露出严重的、有时令人心碎的痛苦心境。她写信向他抱怨那些令人厌烦的邻居，倾诉她在整个孕期双腿肿胀的疼痛。她难以入睡、牙痛，而且腹中的婴儿时不时会踢她。他给她汇的钱迟迟收不到。但是，她写道，她最难忍受的还是孤独寂寞。他是唯一一个可以与她分担烦恼的人，而他却不在身边。她恳求本-古里安允许她去加拿大找他，他却回复说路费太高，而且他可能随时都会离开训练营。她写信指责他说，“你是一个不称职的爱人、丈夫和父亲”，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要对她信守诺言，这显然在要求他不要不忠于她，也不要丢了性命。她写道：“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阴暗抑郁、令人沮丧的。我感觉糟糕透了……今天我把你所有的来信都读了一遍，你可以想象到我哭得有多厉害……我为什么不能哭，有人能像你与我这般亲近吗？你就是我生命的全部……而我对其余的一切似乎都死了心……我之前从没想过我的爱会如此崇高，但是（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我想象着，在我从医院返回时，没人来迎接我们……因为没人能代替你，你这么好，尤其是对我而言……我想我不配得到任何更好的了，我必须承受这一切。” ⁴⁸

他的回应也是分层递进、逐步展开的。起初，他用自己的无奈和难受回应她那颗受伤的心：“亲爱的，你认为，如果我爱你更多些的话，我就不会自愿报名参加军团了。你怎么这么不了解我啊！”他向她保证，他的爱永远不会变。接着，他又开始同情起她的遭遇，如果可能的话，他试着分担她的一些痛苦。他写道：“在我读你的来信时，我对你的情绪和遭遇感同身受。”他说，他非常想念她，真想不顾一切地和她在一起。然后，他尝试着弥补自己的过错：“我真想拜倒在你的脚下，祈求你的谅解。”他向她保证，她的痛苦遭遇只会增加他对她的爱。他写道：“现在我对你已经不仅仅是爱了。你是我的圣人，是围绕着我盘旋而我却看不到的受难天使；我的灵魂被你吸引，随你而去；我的眼睛朝着天国的方向注视着你，因为我看到你高高地立于我之上。你的所作所为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我有时想向你脱帽鞠躬，向你的勇气深深致敬，我一生都会为之惊叹，为之折服。”最后，他将他在军团服役的事实描述为他们爱情和幸福的本质：“我现在能为你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先与你分开，自愿加入军团，留下你和未出世的孩子，然后出发去前线，因为这能够让我们的爱情更神圣，并为我们今后的幸福生活做好准备。”

在他们两人相爱并决定要永远在一起时，他写道，他不想给她“微小、廉价、平常的幸福”，而是为她准备了“最伟大、最圣洁、最具人性的幸福，为此他们要历经痛苦和磨难”。他高兴地发现，她能够与他一起“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受苦。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展现出一种近似契约的精神和理念，就如同他求学期间制约他与父亲的那种契约一样。他写道：“我们在爱中融合，不分‘彼此’，取而代之的是心心相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我仍然相信我不是孤零零一个人自愿加入犹太军团的，而是我们一道自愿加入军团。” ⁴⁹

这里再次展现出了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需要，与他个人的情感之间的完全统一。或许只不过是他仍在以自我为中心。或许他对已婚男人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焦虑不安。或许他将婚姻看作是一种男女之间的角色分工：男人就应当是战士，而女性的职责则是抚育下一代。或许他正如他母亲多年前抛弃他那样抛弃了宝拉。或许他真的相信，犹太军团值得宝拉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仿佛这是历史的公断。无论如何，没有人强迫他入伍，他当时的选择完全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参军可能是他当时能够返回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而在军团中的服役经历最终为他的政治履历添上了军事色彩。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本-古里安才能在看似不经意间作出如下评论：“当一名士兵既不轻松也不愉快。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兵的时候，日日夜夜过着多么无趣和令人厌倦的生活。”那些听他讲话的人可能会认为，眼前这位演讲者是一位饱经战火洗礼的战士。 ⁵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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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战争结束，共有5000名士兵在犹太军团中服役，他们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巴勒斯坦，其中有部分士兵参加了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巴勒斯坦的最后阶段的战事。在美国建立的犹太部队只不过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假象而已，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就像犹太复国主义先锋青年运动世界联合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一样，它对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主要贡献是它遗留给该运动的虚幻的传说。

从加拿大前往苏格兰的途中，本-古里安在想象着自己“站在希伯来营的最前面，率领部队日夜兼程，为救赎这片土地而战”。他在日记中提道，海上的风浪有些大，他感觉有点晕船。本-古里安下士显然没有站在营队的最前面，而且他还将会错过“救赎这片土地”的机会。当时，英国人早已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得了耶路撒冷，并已实际控制这个城市长达半年之久。哈伊姆·魏茨曼早已与英军驻巴勒斯坦部队司令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一起乘坐劳斯莱斯汽车到达了斯科普斯山的顶峰，他在那里以“希伯来部队的名义”为希伯来大学安放下一块奠基石。约6000位嘉宾参加了这个奠基典礼，贝尔福勋爵阁下也发来了贺信。本-古里安和他的战友们于两天前在英国的海岸上登陆。之后，他随即动身前往伦敦，去锡安工人党在伦敦的办公室所在地一伦敦东区的白教堂。 ⁵¹

1918年8月12日，本-古里安得到了一支步枪，三天后，他和军营的其余战友启航前往法国，又从法国继续向意大利进发。在去往前线、准备给土耳其人最后一击的征途中，他告诉自己，他真得感谢他们，多亏了土耳其人，他这个内向、无知的家伙得以去往美国。他不想当劳工，而且也当不成律师。在纽约的三年中，他的青年时代画上了句号；他结了婚，收获了自信。在此过程中，他逐渐了解到资本主义美国的强大力量、其宪法和政府结构的利弊，以及美国大熔炉的优缺点。 ⁵²

伦敦当时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中心，但本-古里安已经感觉到，未来属于美国。他在与美国犹太人的接触后感到失望，即便正如他所告诉他们的，巴勒斯坦当时尚未为大规模移民做好准备。 ⁵³ 他知道如何以宽恕、原谅的态度对待像什穆埃尔·福切斯这样的人，但作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还是对他们感到沮丧。他很清楚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美国犹太人的财力支持，而这使他感觉更加沮丧。

但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段美国经历完全改变了他的自我认知，而且使他个性中的一些关键性因素得以加强，如学习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他对浪漫情感的感知能力。他作为记者和作家而出名，并得以维持生计，虽然不富有，但足以养活妻子。他看上去仍然不像是一个民族的领导人，但他从未停止在锡安工人党的活动，而这拓展了他的政治经历。他与有影响力的人物接触，其中包括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有了这位熟人，他就可以声称自己能和美国总统说得上话。他感到，他的党派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现在必须领悟我们命运的伟大；否则，我们将给子孙后代造成悲剧。”他如此写道。 ⁵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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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才到达埃及塞得港。他写信告诉姐姐：“我作为犹太军团的一名战士，手握钢枪，在飘扬的希伯来军旗下，回到了我们的土地。” ⁵⁵ 无论其参军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他的军旅生涯到此就结束了，他甚至都没听到过战场上的一声枪响。艾伦比将军对该营成员前往巴勒斯坦的事并不热心，这些成员大多数留在了埃及。本-古里安因为痢疾而病倒，再次到一家军队医院住院治疗了几周时间。在此期间，他关注着有关前线的新闻报道并写道：“我担心我们的营无法及时赶到并参加攻占圣地的战斗了。” ⁵⁶ 雅博廷斯基所属的营参加了在外约旦（Transjordan，就是现在的约旦，指今约旦河东岸的约旦地区一译注）的战斗。

1918年9月17日，当时还在住院的本-古里安收到了一封纽约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在发出六天后他才收到，通知他女儿盖拉出生了。他的第一次回复拘谨且克制，几乎有些冠冕堂皇。他写信给宝拉说：“我和你一样感到幸福、快乐，也希望分担你的痛苦、担心和折磨。”他补充说：“上帝送给我们一份珍贵、伟大且可爱的礼物……在你眼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继续道，他想要拥抱与亲吻妻子和刚刚降生的宝宝。然后他宣告说：“我们的国土已是一片自由之地。我们民族伟大、自由、幸福的明日之光已然降临在朱迪亚和加利利地区的群山间。”之后，他问妻子钱够不够用，她的希伯来语课程进展如何，并让妻子把他的希伯来语-法语词典寄给他，他补充说，那个词典的封面是红色的。

一周后，他信中的话则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按照希伯来历，那天正是他32岁的生日。“我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收到电报后的感受……我的心因兴奋而颤抖。虽然电报只有短短几句话，但是上帝啊，他们带给我多么实实在在的幸福和快乐啊！”他把自己“火热的爱带给亲爱的宝宝和你，我亲爱的潘宁奇卡”。不同寻常的是，他甚至表现出一点幽默：“寄给我一张你和孩子的照片吧，写信告诉我，我们的女儿是否像她父亲那样有点聪明，是否像她母亲那样充满魅力。”宝拉回信给他：“尽管她长得像你，她还是很漂亮。”也是在这封信中，他专门提道，盖拉是在一个悲惨而神圣的时刻降生到这个世界的，她所面对的是伟大而美好的未来，他再次提到了他在她怀孕和生子时离她而去的决定。他写道：“这种决定像一块沉重而可怕的石头一样重重压在我的心上，但是，潘宁奇卡，这都是不得已的。”

在他的第三封信中，他完全没提到历史。他第一次告诉她自己生病住院的事，提到孩子出生时他如何噩梦不断，并且说自己从她的电报中获得多少快乐。他保证，他的离开只会让他们之间更亲密。他对她说：“这种亲密关系比整天腻在一起的亲密更真实、更纯粹，这是一种伟大且永恒的精神层面的亲密，是灵魂的永恒的统一。”他在住院期间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并在信中和妻子交流了他的阅读感想：“整本书都流露着对人类的大爱。”他建议她读完整部书的全部十卷，虽然这本书的某些部分会让她感到无聊。

1918年10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早晨，英国人进入了大马士革。圣地的救赎已经完成。” ⁵⁷ 世界大战又持续了大约六周。 rsAPTj1CYWvQt/YuqZVNqpWL0NbDHbzsu9EmL5yEWX7rwkO2sGWq7qVmlOqvWq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