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驱逐出境

“噩梦般的幻觉”

耶路撒冷对本-古里安没有吸引力。这个城市就是由各种臭烘烘的巷子、种类繁多的信仰、幻觉、原始冲动、狂热、腐败和无知愚昧构成的巨大迷宫。在这个城市里，人们相互之间冲突不断，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哈瑞迪人，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很憎恶犹太复国主义。在他抵达巴勒斯坦后的头两年，本-古里安已经游遍全国，却单单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他在雅法和佩塔提克瓦遇到的阿拉伯人与虔诚的犹太人似乎已经够多了。直到他从普仑斯克回来后不久，他才第一次到访耶路撒冷。1908年底，他与本-兹维一同前往耶路撒冷，为即将在塞杰拉召开的锡安工人党代表大会做准备。他曾用生动的色彩记录加利利湖的美景，但与之不同的是，耶路撒冷并没有激发他的灵感。他在此后的一封信中，将他与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在雅法相遇的情形告诉父亲，为此他情绪颇为振奋，但对他到访耶路撒冷的事只字未提。 在此期间，巴勒斯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08年初，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巴勒斯坦设立了一个官方办事处——犹太代办处，并任命了德国经济学家兼法学家阿瑟·鲁平（Arthur Ruppin）为该代办处主任。这一任命反映了一个事实：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为了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梦想需要采取切实的举措。而在此之前，该组织都将其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外交领域。这个资金充裕的巴勒斯坦办事处设在雅法，并很快成为该国的中流砥柱。鲁平最终被视作犹太新定居点之父。他的成就包括建立犹太人的培训农场、开展劳工工作。其中一个培训农场于1909年建于加利利湖南岸，成员们过着类似公社的集体生活，这里被称为德加尼亚（Degania，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的第一个基布兹），“基布兹之母” 。

1909年4月的一天，本-古里安和他的战友在塞杰拉正经历着可怕的一周，其中某一天，数十名来自雅法的犹太人在城市北部的海滩上集会，参加数块土地的抽签活动，他们筹划着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社区——阿胡扎特巴伊特（Ahuzat Bayit）。 这就是第一座希伯来城市特拉维夫的雏形。本-古里安关注着这几起事件，但是当时他自己的实际工作还没有超出他那个小政党的范畴。

在逾越节期间，锡安工人党大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出版一份希伯来语报刊，该出版物后来被命名为《团结报》（Ha1001b4ahdut）。本-兹维邀请一些人加入该报编辑部，其中有几个人回绝了，因此他建议本-古里安来耶路撒冷。本-古里安志不在此，打算拒绝。他声称自己根本不懂写作，而且自己收到邀请不过是因为本-兹维想要在编辑团队中安插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工而已。但是说服他也没花多少功夫。本-兹维为他提供了第一个机会去做他擅长和喜欢的事情。本-古里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而且，犹太人的未来成就可比犹太小镇的牛和鸡更能激发他的兴趣。在报社的工作将有助于他实现目标。他当时24岁，城市生活也可能会疗愈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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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参与该报纸的创办，在他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几乎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另一位党派领导人也即将到达，他来自俄国，与本-兹维来自同一个小镇。雅科夫·维特金（Ya1001b4akov Vitkin）成为《团结报》的总编辑，他很快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泽鲁巴维尔（Zerubavel）。本-古里安自称编辑，但实际上他是做校对和翻译工作的。他的薪水只比他在奇科隆雅科夫做雇工时高一点，但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成本要高得多。他把大部分钱交给一名同为党派成员的妇女，作为交换，这名妇女为他做饭。他后来说道，有的时候他会饥肠辘辘。

他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住处位于弗洛伊德大厦，这幢建筑由一位从美国到耶路撒冷希望找到上帝的基督徒所建造。世俗犹太人很难在这个城市找到住所，因为大多数哈瑞迪人拒绝租借房子给他们。本-古里安在这栋建筑里找到一个昏暗的房间。他在两个箱子上放了几块木板，就做成了一张简易床铺。所有的租户共用一个洗手间。

对于本-古里安来说，这就是一场赌博。本-兹维是锡安工人党的领导人；他到达后，阻碍了本-古里安的升迁，而现在，他又给了本-古里安一份工作。本-兹维是一个热心肠，本-古里安接受了他的领导，两个人成了朋友。只要本-古里安安分守己，不将本-兹维撇在一边，亚奈特也可以与他相安无事。她回忆起他说话的语气，总是语速很快且咄咄逼人。 他在为报纸的发刊号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采用了同样清晰明了、锐利果敢的风格。这是针对奥斯曼帝国犹太大拉比的一篇措辞严厉的战斗檄文。身在伊斯坦布尔的哈伊姆·纳胡姆（Haim Nahum）拉比不仅是帝国首屈一指的犹太宗教权威，还在奥斯曼当局担任犹太社区的高级代表。这篇文章刊发时，他正在巴勒斯坦访问，显然是在扮演一个政治角色。本-古里安称呼纳胡姆为“宗教官员”，他要求这位“宗教官员”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纯粹的宗教事务上。但与他所主张的政教严格分离相矛盾的是，他认为纳胡姆的举措没有像其他民族在青年土耳其革命运动中所做的那样促进犹太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此他又严厉批评了纳胡姆。

由于人手不足，《团结报》编辑部的每名成员要为每一期报纸撰写多篇文章，所以他们也会在文章上不署名或者使用笔名。在同一期刊物里，本-古里安在他撰写的另一篇文章里严厉批评了佩塔提克瓦的几位头面人物，谴责他们不允许雇工们用犹太复国主义旗帜欢迎纳胡姆拉比的做法。按照当时新闻写作的习惯，以及他之前在信件中的写法，本-古里安用了一些他所知道的最激烈的言辞来描述这件事：“在一个骇人的夜晚，产生了噩梦般的幻觉……令人毛骨悚然……可耻的背叛……对民族的挑衅……”

本-古里安为发刊号所撰写的第三篇文章是一篇实地报道，源于他在奇科隆雅科夫做雇工时的个人经历。他的这篇报道观点中立，作者署名为Tzofeh，意为“观察家”。 有一回，在海法时，本-古里安迷上了新闻报道，在得知雅夫内尔的农场主遭到袭击后，他立马给编辑部发了封电报：“我要去加利利。” 不过，他通常写的都是见解独到的分析类文章。

“精神优势”

第一本激进的希伯来语社会主义期刊刚面世时是一本44页的月刊，后来又变为周刊，印数为450。 刊头显示，该刊物由巴勒斯坦社会-民主希伯来工人党出版。正如亚奈特后来提到的那样，这些文章都是字斟句酌选出来的。这表明，锡安工人党已不再视自己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了。他们并没有否认社会主义理念，但正如本-兹维所言：“当务之急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社会，并且把工人组织起来捍卫他们的利益。”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现了也门犹太人这一群体，有一些也门犹太人在19世纪末就到了巴勒斯坦，他们表示自己可以并且应当取代阿拉伯劳工。一家报纸写道：“这就是天然、质朴的劳工，他们可以从事任何工种，不会有羞愧之感，当然也不会有哲学思想和诗意。你当然不会在他的口袋里或大脑里找到马克思先生。” 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领导人阿瑟·鲁平也主张雇用犹太工人，而非阿拉伯人。他所中意的是愿意接受与阿拉伯人同工同酬的“犹太阿拉伯人”，而也门人就完全符合标准。他们的薪水虽然比阿拉伯人高，但还是低于从欧洲过来的工人。他决心将更多的也门犹太人带入巴勒斯坦。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也门犹太人大多拥有深肤色。鲁平坚持认为根本没有深肤色的犹太人这一说，但他希望能在也门找到肤色更浅一些的犹太人。

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第一次主动将犹太人带入巴勒斯坦，而这并非因为表面上展示的那样要为他们提供庇护或救赎，而仅仅是因为需要这些人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鉴于大量在第二次阿利亚中到巴勒斯坦的欧洲犹太移民纷纷离开，从也门输入劳工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古里安的一位朋友什穆埃尔·华沙斯基（Shmuel Warschawski）被派往也门。当时，他担任后来发展成为特拉维夫市的新建社区的秘书。他和本-古里安第一次见面还是在雅夫内尔。华沙斯基后来改名为亚夫涅利（Yavnieli）。他乔装打扮成一位寻求解答哈拉契克（halachic，犹太教律法）方面各种问题的拉比，借机在也门找寻身体健全的犹太人，并为他们支付前往巴勒斯坦的路费。

本-古里安没有参与这项行动，但给予热切的支持。他坚持认为，“阿什肯纳兹犹太工人显然比也门人更为优秀”，因为他们的“文化”修养高，而且具有“智力优势”，但他承认，只有少部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适应巴勒斯坦当地的环境条件。而也门人拥有一种别样的“人类素质”。他们从小就习惯于劳作，而且也没有太多的需求。他说：“结合这些因素，可以培养出一类与土地密切相连的工人阶级。”他支持他们来巴勒斯坦还有另一个原因：也门人也是奥斯曼帝国的公民。他写道：“也门劳工的到来可以巩固我们的政治地位。”最终，“亚夫涅利移民”总数超过1200，其中许多人在巴勒斯坦遭遇了偏见和羞辱。本-古里安为这些人的利益振臂高呼，他主张要给予这些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毫无例外的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报社工作期间，本-古里安从一开始就专注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目标，借此他为自己创建了一个稳固的位置，因为比他资历高的作者通常都不会涉及这一领域。他通过在《团结报》的工作经历，进一步完善了关乎犹太国家生存前景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初步想法。他坚信自己懂得如何解决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而且为参与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断做准备。

他仍然不懂得如何做一名领导者。他的政党缺乏影响力，而且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并非举足轻重。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发表过任何原创性的言论。他在创设新思想、新理念方面无甚才华，却在将新思想、新理念付诸政治执行方面才华横溢。 但是他通过作政治分析成为一名备受瞩目的权威人士。后来，在他求助于美国领事馆的时候，美国领事馆已经知道有他这一号人物。在这种背景下，本-古里安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他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姓氏，并为自己选了一个希伯来语的名字，从那时起，他便用这个名字来为自己的文章署名。当时，这个名字仅仅作为笔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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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本-古里安是公元1世纪的一位希伯来政治家。他与犹太大祭司共同领导耶路撒冷。当时，犹太叛军开始组织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犹太人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当代历史学家约瑟夫·本·马提亚胡（Yosef Ben Matityahu）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约瑟夫斯（Josephus），他对约瑟夫·本-古里安赞誉有加，不仅因为他出身贵族家庭，还因为他“为了民主”而畅所欲言。他身上具备“那种犹太人特有的英勇无畏和自由精神”。他致力于筑防耶路撒冷要塞，却在一次席卷全城的狂热动乱中被杀害。根据约瑟夫斯的研究，约瑟夫·本-古里安之所以丢掉性命，不仅因为他的高贵血统，还因为他的“口无遮拦”。他给人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他在试图拯救分裂的民众时丢了性命。约瑟夫斯仅列举了他作为政治家的高尚品格，就好像他是一个没有过往经历的天生的英雄，这就如同本-古里安乐于相信自己生来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改名的做法在当时被广为接受，这样做是为了使人们彻底摆脱流散时期的生活，在巴勒斯坦构建一个全新的希伯来身份。历史上的这位约瑟夫·本-古里安的名字和大卫·约瑟夫·格鲁恩这个名字倒也很相配。本-古里安可能早就读过约瑟夫斯的著作了，或者他甚至可能已经在耶路撒冷见过这位历史学家一面了。瑞秋·亚奈特之前的名字是果尔达·利尚斯基（Golda Lishansky），她也是约瑟夫斯的狂热读者，并且还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高级中学教授过他的著作。本-古里安也许还知道，他为之倾倒的作家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在1899年就采用了本-古里安这个名字。本-古里安取此名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历史上的这位约瑟夫·本-古里安最大的敌人是西蒙·巴尔·吉奥拉（Shimon Bar Giora）。约瑟夫斯将西蒙·巴尔·吉奥拉描绘成一个恐怖帮派的残暴头目，此人还试图成为巴勒斯坦的独裁寡头。显然，杀害约瑟夫·本-古里安的凶手是巴尔·吉奥拉的一名心腹。大卫·约瑟夫·格鲁恩采用这样一个新名字，把他对巴尔-吉奥拉和哈绍莫两个组织的敌意融入他的新身份。

“净化污秽”

有一段时间，《团结报》的印刷厂和编辑部办公室都位于雅法路以北的埃兹拉特（Ezrat）犹太人社区。显然，如此安排并非偶然，因为这是一个租金相对便宜且较为开放自由的地区。许多工作人员也居住在这里。长期居住于此的雅科夫·耶霍舒亚（Ya1001b4akov Yehoshua）回忆说，他们看上去像一群俄国革命者，穿着刺绣的俄国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戴着平顶帽，光着脚穿着凉鞋。他们在当地的理发店和药店聚会，每回都喝掉很多茶水，每周至少有一回辩论到深夜。他们在周六的晚间聚会上用希伯来语和俄语唱歌。

本-兹维的兄弟阿哈龙·鲁维尼（Aharon Reuveni）写了一篇关于他们的隐去真名的纪实小说。他将报纸的名字由《团结报》改成《大路报》（Haderech），把本-古里安的名字改为吉沃尼（Givoni），这是一个不怎么讨巧的角色，“性格怪癖固执，表情僵硬刻板”。杂志的其他撰稿人在他不在时都会谈论他，并且在背后嘲笑他。他们常常对他说长道短——他喜欢喝非常甜的茶，一杯茶水中他会放半杯糖。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说，所有追求崇高理想的人都很喜欢甜食。所有人都笑了。他与众不同，他所感兴趣的是抽象的思想和理念。他们称他为狂热者，并将他与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相提并论，后者是一位多明我会男修士，也是一位世界末日传教士，在15世纪一度成为佛罗伦萨的权贵。当本-古里安与别人意见相左时，他会给对方一个不屑的眼神。他们不喜欢他。小说的主人公说：“他对活生生的人缺乏真真切切的感觉。”

本-古里安曾经写过一个短篇故事来赞美耶路撒冷世世代代的凿石工人。他尝试着写得风趣诙谐一些。这篇文章相当幼稚，之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为他的同事竟然没有阻止他发表这篇文章。一个月后，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写了一部短剧，剧名为“劳工的节日”。这个短剧剧本也同样不值得发表，但没有人阻止他出丑。没有人对他说：“大卫，这个不行。”这两部作品都以他的笔名“巴阿勒·哈哈洛莫特”（Ba1001b4al Hahalomot）署名，意为“梦想家”。他至少看了一回戏剧，并用笔名“丹”（Dan）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批评性文章。他坚持认为，“希伯来戏剧爱好者”在台上的表演，无论故事本身，还是导演和演出都“毫无灵魂”，且缺乏对内心世界的描写。

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安家后不久，齐马赫也紧随他而来。两人经常见面，有时还会与本-兹维一起聚会。齐马赫在另一份报纸《青年工人》（Hapo1001b4el Hatza1001b4ir）上发表作品。他们两个人每周约一次，沿着老城的城墙散步、聊天，拜谒西墙，然后再去一家土耳其浴室，最终在黎明前返家。 齐马赫当时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她没多久就成为他的妻子。本-古里安则依然是孤身一人。有时，他会尝试着联系瑞秋·拜特·哈拉赫米，而此时的瑞秋已经是一个小女孩的妈妈了。他曾寄给她一张签有自己和什洛莫·齐马赫、亨达·齐马赫（Hemda Zemach）名字的明信片，邀请她到耶路撒冷来转转。她最终也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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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底，本-古里安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建立一个代表奥斯曼帝国犹太人来游说政府和国会，以争取犹太人权益的“民族政治组织”。此前，这样的中央机构尚不存在。这是他的第一篇政治类文章。他表现得像一位老到的评论员，这让人们很难猜出他其实是一个新手。在文中，除了赞扬帝国长久以来对犹太人的优待外，他还抱怨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的怀疑态度。他详细描述了阿拉伯人对犹太定居者的袭击：“犹太小镇处于战争状态。”他还大胆地宣称：“地方政府几乎在教唆杀人犯和抢劫犯，如此一来，他们将继续进行这些不法勾当，对政府无所畏惧。”他特别强调了他对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的憎恶。在此背景下，他提到了纳吉布·阿祖里（Naguib Azoury），一位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此人曾在1905年宣称，犹太民族运动和阿拉伯民族运动必然会相互战斗，直到一方彻底打败另一方。本-古里安写道，阿祖里的追随者们正在阿拉伯人中散布针对犹太人的仇恨。

1911年初，犹太世界和本-古里安本人被希伯来语小说家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Yosef Haim Brenner）发表在《青年工人》上的一篇文章所震惊。文章的主题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 布伦纳坚持认为，犹太民族身份是独立于宗教而存在的，并且无须奉行犹太宗教之戒律。在敖德萨的《青年工人》的支持者们，其中包括阿哈德·哈姆，要求这家报纸解雇布伦纳；如果不这么办的话，他们将中断向《青年工人》提供财力支持。

《青年工人》和《团结报》两家报纸间本是竞争关系，本-古里安此时却站到了布伦纳这一边。他特别强调这是对布伦纳言论自由的侵犯。他质问道：“是谁在限制内心真实想法的表达？”他置身争论的实质问题之外，只是表示“宗教和政治不应混为一谈”。他声称：“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但他还是忍不住将哈瑞迪人称为“黑人”。

本-古里安和他在《团结报》的同事住在一块世俗飞地里，但他们并没有全然丢弃所有的宗教仪式和活动。雷切尔·亚奈特后来谈到了一次赎罪日前夕的情景。“我们前往犹太会堂，并透过百叶窗往里面偷看，”她写道，“说不清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最终没敢走进会堂，也许是因为我们身上的世俗服装，也许是因为自从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工人运动的成员后，我们就用不着再去犹太会堂了……”

当时耶路撒冷大约有7万人口，而其中有41001b15万是犹太人。本-古里安在此前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犹太人口占据了绝对多数，他也是其中一分子。他想将犹太人整合为一支统一的力量，并想让哈瑞迪人成为耶路撒冷政府的伙伴和帮手。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谈到了“征服那些社区”，意思是要对哈瑞迪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一场革命，并倡导让叶施瓦（yeshivot）——大多数哈瑞迪男性从事学习研究的宗教神学院——也提供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但是哈瑞迪派的生活方式极其根深蒂固，无法接受如此的改变；当时的本-古里安还不了解这一点。

本-古里安提出改变哈瑞迪人生活方式的那篇文章并不是反宗教的，其中他还谴责了那些对哈瑞迪人不屑一顾的同事们。但是，文中的语言一如往常，相当直率。他呼吁“净化污秽”，代之以“健康元素”。 他并不反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向海外犹太人寻求财政支持的做法。非哈瑞迪犹太新移民被称为“新伊休夫”（the New Yishuv，伊休夫，希伯来语，“定居区”的意思。一般指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译注），他们对其他国家的犹太慈善家的依赖程度并不亚于“旧伊休夫”，也就是哈瑞迪人。他自己也曾为锡安工人党寻求过捐助。 党内的争议主要是围绕资金控制权而展开。在他最终成功当选当地的党代表，去参加1911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的锡安工人党世界联盟大会时，资金控制权的话题也引发了他的兴趣。他很高兴能踏上这次旅程。那年夏天，他再次饱尝思乡之苦。

移民巴勒斯坦之后的第五年，他再次踏上那片生养他的故土。齐马赫和瑞秋·拜特·哈拉赫米当时恰好都在普仑斯克，瑞秋返回故乡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本-古里安当时不敢贸然到镇上去，因为他还是被官方登记在册的逃兵，而且原来离开波兰时所持有的护照也不是他本人的。不过在华沙这就没什么问题，那里没几个人认识他。所以，他让瑞秋到华沙和他碰面，瑞秋最终也没去。 他的妹妹里夫卡（Rivka）此前嫁给了一个来自罗兹（Łódz＇）的富商，他们热情地接待了他。本-古里安早就不再催促他的家人移民巴勒斯坦了；他的妹妹费格勒（Feigele）想要去柏林学习，本-古里安则请求父亲支持她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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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纳不久就辞掉了在《青年工人》的工作，转投到《团结报》的门下。这对报社而言是喜得良才，本-古里安也借此向父亲炫耀。他写道：“著名作家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已经取代了我，担任这家报社的文学编辑。”

这个25岁的年轻人（本-古里安）对于自己的定位相当明确，他想要在土耳其议会代表所有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许他甚至可以担任土耳其政府的犹太事务大臣。 与此同时，他打算像他的一些朋友那样去伊斯坦布尔学习。但首先，他得到萨洛尼卡待上一段时间，当时那里也在奥斯曼帝国的治下。

“战争的阴影”

到达萨洛尼卡几天后，有人给了本-古里安一条忠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他的犹太女房东透露自己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座城市中有很多犹太人，但几乎所有这些犹太人都是塞法迪犹太人，像本-古里安这样的阿什肯纳兹年轻男子常常被认为是参与贩卖妇女这类勾当的。 他时不时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不讲当地犹太人的主要语言拉迪诺语（Ladino）。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不能理解当地人，而当地人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写信告诉父亲：“我周围全是塞法迪犹太人，他们在风俗和语言上与我如此不同。” 他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地板上放了一个床垫，床垫旁是一盏小煤油灯，各类书籍和纸张凌乱地散布四周，在夜里他通常是在灯熄灭后才休息。

他去萨洛尼卡时心里并不高兴。他没有高中文凭，但伊斯坦布尔大学立场很坚定，他必须完成中学课程后才能入学。本-兹维和伊斯雷尔·肖哈特因为有高中文凭，现在已经直接去伊斯坦布尔就学了，本-古里安在和他们会合之前，想到另外一座城市补上自己的中学课程。萨洛尼卡的生活成本比首都伊斯坦布尔要低。本-古里安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之所以选择萨洛尼卡，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具犹太性的城市”。令他特别惊叹的是这里的犹太劳工数量庞大。此外，还发生了“一件麻烦的事”，他向父亲暗示，伊斯坦布尔大学对他在萨洛尼卡完成的课程并不满意，要求他出示他在波兰读高中时的成绩单，而他显然没有。当时的人们对付这种讨厌的官僚做派也有自己的办法，本-古里安则如法炮制——本-兹维从他在俄国曾就读的高中为本-古里安拿到了一张假文凭。本-古里安让父亲支付了假文凭的费用，并叮嘱父亲马上把他的信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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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也为他在萨洛尼卡的花费埋单。格鲁恩的法律辅助业务进展顺利，而且他还将业务范围扩展到金融辅助服务。 本-古里安告知父亲自己取得的进展。他写道：“土耳其语并没有我以前想得那么难。” 四周后，他觉得自己对这门语言已经足够了解，因而断言土耳其语根本不值得被称作一种语言。他坚持认为：“您无法用土耳其语恰当地表达一个现代理念。” 后来，他又开始上法语课。

他的土耳其语老师名叫约瑟夫·斯特罗姆萨（Yosef Stroumsa），他本身也是一名学生，比本-古里安小三岁。两个人后来成了朋友，三个月后，斯特罗姆萨不再收本-古里安的上课费用。他们每天都会在海滩上散步，用土耳其语沟通，无所不谈，似乎成就了又一段令人难忘的友谊。他们都彼此需要。斯特罗姆萨后来回忆说：“那是我那一年最快乐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激他。”本-古里安则写道：“他是我的土耳其语老师，而我是他的生活向导。”

但是本-古里安讨厌在这九个月里待在萨洛尼卡的每一天。他常常写下自己的孤独寂寞。斯特罗姆萨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否认他当时的伙伴曾是如此的孤独。他说：“本-古里安不需要有人在他身边。”不过，他想了想之后还是确认，本-古里安当时非常想念家人和朋友，并且每周都会给他们写信。

像他以前的信件一样，他从萨洛尼卡寄出的信显示了从兴奋到抑郁的急剧变化。随着他的逐渐成熟，他对自己的情绪变化更加了解。他曾经写道：“在这里，我从欢乐开始，以悲伤结束。那是我生活境遇的结果还是我的根本个性使然？即使在我最幸福的时刻，我也无法摆脱那种深入骨髓的忧郁。”

他为《团结报》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用土耳其语写的，并密切关注着自己党派的动向。 同时，他还试手了一下当地政治。有一回，一名犹太议员正在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说，他径直闯入会场，抗议这位议员的演说完全没有提及巴勒斯坦。斯特罗姆萨回忆说：“所有在场的犹太人都顿时目瞪口呆：‘他想要我们做什么？他在说什么？’”他想要在这座城市建立一个锡安工人党的分支机构，而且希望能将犹太水手吸纳进来，让他们成为巴勒斯坦希伯来舰队的骨干力量。该市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犹太人，而他们都很不友好。大多数人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另一场冲突，让人联想起他在普仑斯克时与犹太人联盟间的斗争。

他已经将政治深深融入他的血液，他也依然非常想家。本-古里安写道，他的房东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家里的一切都遵循“犹太教规”，他在犹太教规这几个字眼上加了双引号，“但是，《哈加达》于我而言毫无意义，而且汤饺真是索然无味”。在他父亲的家中，响起了“我隐藏在心底的呻吟……交织着悲伤与期待……我的全部身心都被吸引到了那里”。他补充说，他在巴勒斯坦也经历了这样的时刻，而且常常是在假期。他用土耳其语写道，如上帝所愿，他们将在巴勒斯坦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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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古里安还在萨洛尼卡时，土耳其与意大利打了一仗。这是他经历的第一场战争。土耳其人针对意大利人发布了驱逐令，在萨洛尼卡，几乎所有遭驱逐的都是犹太人。本-古里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报道了这场悲剧，指出那些遭到驱逐的人是咎由自取。这些犹太人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个世纪，但仍没有接受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身份。本-古里安指出，“犹太人态度顽固，即便深受其害也不愿意改变，而且他们从不为自己的将来考虑”。他父亲注意到，本-古里安自己也没有接受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身份。本-古里安对此的解释是，他首先需要被大学录取，因为学生是可以免除兵役的，不然他会被征入奥斯曼帝国军队。

他真的被大学录取了，然后搬到了伊斯坦布尔，但当时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本-古里安当时寄出的信读起来就像是战地记者的报道。他写道：“战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城市。” 他看到很多士兵，有些骑着战马；火车站都已被关停，因为所有的火车都被军队征用。这是他经历的第二场战事。

“我尝试了，也成功了”

在本-古里安入学的第一天，上了两节课后，大学校长走进教室，要求学生自愿加入军队。这所大学当年录取了7000名学生，但其中应征入伍的只有29人。校长说，他为这些学生感到羞愧，然后夺门而出，学生则纷纷回家。土耳其之所以打这一仗是为了继续控制巴尔干地区。本-古里安想，这真是帝国最黑暗的时代，可以与犹太人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前的困境相提并论。他将这场战争视作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而且他坚持认为，即便土耳其赢得战争，欧洲也断然不会允许其品尝胜利的果实。他说道：“一场欧洲大战可能濒临爆发。无论如何，我们显然处在极为关键的历史事件的边缘，这些事件会将欧洲政治引入一条全新的道路。”

只有处在欧洲战区边缘、置身风暴之外的人才有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在处于风暴之中的人们看来，一切都很稳定且充满希望。和赫茨尔同住维也纳的斯蒂芬·茨威格写道，40年的和平生活让世界有了一种自满情绪，“整个欧洲从未像当时那样强大、富有、美丽，也从未像当时那样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

大学的教室挤满了伤兵，学校已经停课。本-古里安和本-兹维返回到了巴勒斯坦。本-古里安当时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回得去。他考虑去大马士革学习阿拉伯语。他的想法是，对他而言，如果在巴勒斯坦做律师，阿拉伯语比土耳其语更有用。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几乎什么都没做。他回到了《团结报》，和锡安工人党的几位成员会面，并参加了一个医疗队前往太巴列，当时那里爆发了霍乱疫情。他给一个熟人写信说：“如果我没活着走出太巴列的话，请你担任我遗产的保管人。” 四个月后，他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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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继续给他汇钱。很明显，由于战争的缘故，普仑斯克的银行转账常常会延误。同样的事在萨洛尼卡也曾发生过。本-古里安在每封信中都会以不耐烦的责备语气抱怨一番。当然，他对自己能够得到资助还是心存感激的。他写道：“我永远都无法补偿您为我的学业所作出的牺牲，哪怕是其中一小部分。”不过，他提醒父亲，父亲出钱，他去学习，这可是他们之间的约定。

他的一些信件似乎是为了让父亲感到内疚。有一回他写道，缺钱的窘境几乎置他于死地。他的饮食中严重缺乏维生素C，导致他患上坏血症。医生将此情况归咎为“长期不吃饭”。本-古里安告诉父亲，他的口腔疼痛难忍、苦不堪言：“我无法入睡，也无法进食。”有时他也会借钱。在第二学年即将结束时他写道：“我经历过许多糟糕的状况，但我这辈子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光景。”他的健康状况“一如往昔地”不断恶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依然身无分文。是时候进行总结反思了。他写信给父亲说：“显然我们俩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您承担了超出您能力范围的事情，而我则是同意生活在势必会击垮我的身体健康和道德操守的境遇中。” 1914年1月，他病得很重，以至于在医院里待了几个星期。

本-兹维与本-古里安在一个不大的寄宿公寓中合租了一个房间。萨洛尼卡人约瑟夫·斯特罗姆萨当时也到伊斯坦布尔来完成自己的学业，本-古里安邀请他住到他们租的房间。这间大学生宿舍十分拥挤，也不怎么干净，但是很显然，与本-古里安信中所写的截然相反，他们根本就没挨过饿。本-兹维半工半读，通过当老师来支付自己的学习费用。本-古里安则全靠父亲的资助，自己没有去工作。斯特罗姆萨后来回忆说：“他们就像兄弟俩一样，甚至比兄弟俩还亲。他们总是在一起。”本-兹维有女朋友雷切尔陪伴左右，其他人也都有女朋友。有些人已经结婚了。据本-古里安所说，他也有土耳其朋友和阿拉伯朋友，但他们之间从来不谈犹太方面的事情。

有时候他也为自己的不耐烦而向父亲道歉。他解释说，等钱等得真是让人着急上火。“在我看来，我压根儿不是那种脾气火爆的人，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伊斯坦布尔，遇到像我这样的境况，你也会像我一样陷入危机，即便拥有铁一般的意志力也会撑不住而垮掉。”但是当时他不必担心自己的生活会没有着落。斯特罗姆萨多年后证实，阿维格多·格鲁恩每月都会给儿子寄钱。斯特罗姆萨称，他汇出的钱并不多，但每次都很准时。如果是这样的话，汇款姗姗来迟这件事本身并不会使本-古里安陷入他所描述的那种深重的危机。他抱怨“精神紧张状态下的愤怒和抑郁”以及“忧虑和痛苦”，并补充说：“我无法忍受我在精神上的痛苦，这对我而言就是自己内心深处的炼狱。”几天后，他写道：“有时候我觉得，要是能像小孩子一般恸哭一番，我保准能高兴起来。或许眼泪可以带走一些无处发泄的、压抑在心底的痛苦情绪。”他再次道歉：“有时候，被压抑着的情绪在我长叹一声后冲破了禁锢，而我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他父亲和妹妹里夫卡都建议他回家，父亲以前就这样建议过他。本-古里安非常气愤。他写道，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事关生命之价值”，只有死亡才会阻止他实现这一目标。暗示他放弃自己的目标等同于建议他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自杀。因此，他想知道他的父亲是否还愿意资助他。里夫卡也经常给他寄钱。他让她别再寄了，如果她还是坚持的话，他就把钱寄回去。不管怎样，她还是给她在柏林的妹妹费格勒寄了更多钱。他愤愤地说：“她的钱她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不要干涉我的事。”

他在学业上表现出色，在大部分考试中都获得了最高分10分。有一回，他给瑞秋·拜特·哈拉赫米发了一张明信片，把自己得高分的事告诉了她——他还专门提道，本-兹维在一次考试中只得到了6分，肖哈特也只得了8分，而他得了10分。在给父亲的信中，他也频繁提道，他的绝大多数朋友的考试分数都没有他高。 在考试季即将结束时，他告诉父亲：“我尝试了，也成功了。”起初，他还想贬低大学的教学质量，正如他贬低土耳其语和东方文化一样。而当他不断进步并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时，他就不再发表如此的评论了。事实上，大学的师资队伍实力相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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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来自巴勒斯坦的年轻人，被青年土耳其运动的革命精神吸引到伊斯坦布尔，许多阿拉伯人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进入巴勒斯坦的司法系统工作，有三个人成为法官，一个人在最高法院任职，其他人则成为政治精英。伊斯雷尔·肖哈特和曼雅·肖哈特也在其中。约瑟夫·斯特罗姆萨回忆说，伊斯雷尔·肖哈特时不时会来拜访本-兹维，两人在哈绍莫时就是挚友。如果本-古里安也在场，他和肖哈特肯定会展开争论，而且很快就会升级为两人间的大喊大叫。

肖哈特种种装腔作势的表现让人感觉他好像是一位民族领袖，是一个流亡政府的首脑。巴尔干战争爆发时，他声称已经说服土耳其陆军部长在土耳其军队中建立一个犹太团以保卫巴勒斯坦。在后来被证实纯属子虚乌有后，肖哈特又声称将向土耳其军队输送50名骑兵志愿者，他将从巴勒斯坦的学生和哈绍莫的成员中招募。他还公然称自己已被任命为该部队的指挥官，并获得了军官军衔。这也被证实完全是空穴来风。本-兹维也没闲着，他试图说服萨洛尼卡的犹太水手迁往巴勒斯坦，但没能成功。 他和本-古里安在伊斯坦布尔的犹太学生协会中非常活跃，而且两人一同参加了在克拉科夫举行的锡安工人党代表大会和在维也纳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是本-古里安第一次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资历都比他深。此时，他似乎已经和里夫卡重归于好。他去罗兹的妹夫家过逾越节，父亲当时也在那里。自从他离开波兰以来，这是他第三次重返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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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8日，本-古里安和本-兹维在完成考试后在伊斯坦布尔登上了一艘俄国客轮。他们原定10天后抵达雅法。奥匈帝国的王储在一个月前遇刺身亡，战争风云已经开始席卷欧洲。8月1日星期六这天，他们在伊兹密尔停留后刚启航不久，就有消息传来，俄国已向德国宣战。本-古里安和本-兹维发现自己正面临人生中的第三次战争。当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有无数的梦想破灭，本-古里安希望成为一个真正律师的梦想同样未能幸免，何况，这也是他父亲的梦想，但父亲终其一生也没有达成。

几个月后，他已经在考虑，战争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在大战爆发的几周后宣称：“别人断不会拱手送给我们一个国家，国家都是征服而来的。”他写道：“我们将通过不断发展巴勒斯坦来征服巴勒斯坦。”这是实践性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要义，这种理念在赫茨尔去世后，以及他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巴勒斯坦的努力失败之后，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可能还是来自赫茨尔本人：犹太人的主要任务还是为战后将要召开的和平会议做准备。世界要在巴勒斯坦给予犹太人一片自治的家园，犹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移民到此地。他的措辞十分谨慎，说“巴勒斯坦属于土耳其”，而且强调巴勒斯坦的犹太民众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奥斯曼帝国。

“我要闭关锁国，封锁整个国家”

1914年12月17日是星期四，当天下午，在即将点燃光明节第五个晚上的蜡烛之前，土耳其警察包围了雅法城边的几个犹太社区，包括特拉维夫、涅夫特塞德克（Neveh Tzedek）和涅夫沙洛姆（Neveh Shalom），并在这些社区实行宵禁。警察闯入民房，拖出里面的居民，并将他们押解到附近的一个警察局大院。几个小时后，警察将这些犹太人驱赶上了意大利轮船，这些轮船当晚就驶离雅法，开往埃及，因为英国当局在一个月前就宣布埃及成为它的保护国。

一位目击者描述了当时令人心碎的场景：“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被遗弃在摇篮中，因为他的母亲在街头被捕后随即被遣送到船上，都没给她机会带上孩子……而孩子们则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形下被送上船……许多孩子掉入海中，生机渺茫，其他人的命运究竟如何至今也无从知晓。”在此之前，当局已下令驱逐所有敌国公民，当时居住在巴勒斯坦的81001b15万犹太人中，有5万人被驱逐了。这些人几乎都是俄国公民。星期六，发生了另外一场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在耶路撒冷《团结报》的办公室中，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自本-古里安和本-兹维从伊斯坦布尔返回后的三个月中，他们尝试着说服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放弃他们的俄国公民身份，转而申请奥斯曼帝国公民身份。他们眼前的目标就是避免数千名犹太人被迫选择离开奥斯曼帝国或被驱逐出境。本-古里安在这一点上的政治考量有些不同寻常——土耳其不可能成为犹太人的盟友。他非常清楚困扰“欧洲病夫”的体内腐败，他对土耳其文化的态度明显是东方主义的。此外，他已经目睹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的惨败。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土耳其最终胜出也不是没有可能。

他认为自己是奥斯曼帝国的爱国者，在土耳其人废除了外国居民在巴勒斯坦享有的种种特权后，他欢呼雀跃。他宣称：“土耳其正远离被奴役的状态，迈向自由。”他称奥斯曼帝国为“我们的国家”。数千名犹太人现在失去了他们原籍国的领事保护，因此本-古里安相信，忠于奥斯曼政权可以在战后切实促进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他考虑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设立一个犹太民族区。他也没有放弃他的梦想——成为土耳其内阁部长来代表犹太民众的利益。 他与本-兹维一道重申了一项提议，即建立一个犹太志愿民兵组织来保卫耶路撒冷。在此期间，他每天早晨去大拉比的办公室，然后坐在一个盖着绿布的桌子旁边，为那些已决定加入奥斯曼帝国国籍的犹太人登记造册。他和本-兹维都戴着一顶红色的土耳其毡帽。阿哈龙·鲁维尼在自己的小说中这样描述他们：“名副其实的土耳其官员！”

放弃俄国公民身份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作出的决定，对于那些逃避沙皇兵役义务的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有义务应征加入土耳其军队。两个犹太复国主义工人政党都号召犹太人留在巴勒斯坦，但对此也有其他的看法和意见，包括《团结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就是如此。好几名工作人员对同事坦白，他们可不愿意为捍卫奥斯曼帝国的家园而牺牲自己。

阿哈龙·鲁维尼小说中的人物吉沃尼的原型就是本-古里安，吉沃尼宣称他愿意不计代价，哪怕牺牲许多人的生命也要达成他同族人民的使命。他表示，无论是谁，只要离开这个国家的就是叛徒，并且补充说：“如果我有权力的话，我要闭关锁国，封锁整个国家，不让一个人离开。”作者鲁维尼让吉沃尼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对我们而言，对我们的未来而言，5000名牺牲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比1万名逃走并在埃及苟且偷生的犹太人更重要。”他的同事不无讽刺地说，他身上背负着这么多的人命，而他似乎对此毫无愧疚；人们应该感谢上帝将犹太人交由杰马尔帕夏（Djemal Pasha）而非交给吉沃尼处置。

杰马尔帕夏是青年土耳其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阵线的指挥官。他将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发挥关键作用，他公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团结报》的编辑们不确定是否要报道雅法发生的驱逐犹太人事件。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对本-古里安这位奥斯曼帝国的支持者而言更是如此。他勉强同意发表一篇令人痛苦的报道，报道认为，驱逐实际上并非针对外国人，而是直接针对犹太人，包括那些还是奥斯曼帝国公民的犹太人。几天后，当局关停了这家报社，没收了在其办公室发现的最新一期的最后127份报纸，并查封了该报的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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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本-兹维和本-古里安被捕，并被押解到了老城穆斯林区的那座宏伟的市政大厦。根据本-古里安的说法，他们被捕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1913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参会名单上。当局并没有特别为难他们。本-古里安写道，负责讯问他的是一个举止粗鲁的男人，“但他也没粗鲁到过分的程度”。讯问的人想了解所有关于锡安工人党和哈绍莫的情况，看起来他并不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这两个都是密谋颠覆国家的秘密组织。本-兹维回忆说，他们与看守员交上了朋友，以至于他们获准来去自由。

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他们两人用土耳其语给杰马尔帕夏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爱国情深的信。本-兹维也是煞费苦心，亲自跑到杰马尔位于橄榄山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大厦的总部见他。雷切尔·亚奈特随他一同前往，然后躲在了一片柏树林中远远看着。本-兹维最终设法见到了这位土耳其指挥官；杰马尔知道他和本-古里安是谁，但是表示他和他们没什么可说的。两个人正密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因此他们会被驱逐到埃及去。本-兹维和本-古里安一下子变得沮丧起来。他们的朋友在当地一家酒店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但本-古里安宁愿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他曾坚信犹太复国主义在土耳其会拥有美好的未来，但现在这个信念已经彻底崩溃，让他认清并接受这个事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局勒令他们到雅法报道以备驱逐，第二天他们自费租了一辆马车，前往雅法。他们抵达后被监禁了几天，当局允许亚奈特来向她的爱人告别。桌上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蜡烛熄灭后，本-兹维和他的女友走到走廊上，他弯下腰亲吻了她，本-古里安则留在了房间里。

一旦驱逐出境就是永久性的，他们也已经被伊斯坦布尔大学开除。他们抵达开罗时，身上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只有一封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奥蒂斯·格拉泽布鲁克（Otis Glazebrook）写给他们的推荐信。美国驻伊斯坦布尔的特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也密切关注着这两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本-兹维和本-古里安结伴旅行，去博物馆，爬金字塔，等着领取埃及发放的通行证。在逾越节前夕，本-古里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即将讲述出埃及的故事，并在法老的坟墓旁举行逾越节家宴。”

随后几周里，两人对数千名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产生了兴趣，并关注了两位著名的俄国犹太人的活动。其中一位是军官，名叫约瑟夫·特朗普德尔（Joseph Trumpeldor），此前他是一名牙医，他在日俄战争中英勇奋战并失去了左臂。1912年，他与几个同伴一起来到了巴勒斯坦，最初加入了加利利湖边的一个公社农场，后来又去德加尼亚基布兹工作。第二位则是出生于敖德萨的著名犹太复国主义记者、作家和翻译家。他的笔名是“阿尔塔莱纳”（Altalena），在意大利语中意为“秋千”。他的真实姓名为泽夫（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他在家乡主张建立一支犹太自卫民兵队伍。在被威胁驱逐出境之前，特朗普德尔成功逃离了巴勒斯坦，雅博廷斯基则以巡回记者的身份抵达埃及。由于当时埃及是英国的附庸国，两人向英国当局提议，招募犹太难民以组建一个志愿军事组织；这一提议获得批准，由此锡安骡马队（Zion Mule Corps）得以组建，并参加了加里波利之战。两人猜想土耳其人将被击败，因此帮助英国人才是明智之举。

本-古里安和本-兹维则基于两个原因反对这项提议。一方面他们有充分理由担心，向土耳其的敌国提供军事援助，可能会给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他们还是相信，土耳其在战后可能会继续掌控巴勒斯坦，到时可能会给予犹太人自治权。毕竟，土耳其是站在德国这一边的，很多人相信，德国会最终胜出。另一方面，本-古里安对土耳其的支持实际上也遵循了悠久的犹太传统，犹太复国主义也沿袭了这一传统——无论何时、何地、何人掌权，服从当局权威都是最好的做法。除此之外，令两人恼怒的是，他们向土耳其人提出的想法以失败告终，而雅博廷斯基和特朗普德尔两人却把同样的想法变为了现实。这是本-古里安没有参与的另一个犹太武装部队组建方案。

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来看，阻止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是合乎逻辑的。同样合乎逻辑的是敦促犹太人取得奥斯曼帝国公民身份以避免被驱逐出境。但确实有一些犹太人因此应征加入土耳其军队。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无论是出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爱国热情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决定留在巴勒斯坦，他们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随着战争的持续，巴勒斯坦的局势恶化，数千人死于饥饿。本-古里安仍将这视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他本人尚未获得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身份。他后来表示，他和本-兹维都提出了申请，甚至已经支付了所需的费用；也许在整个流程走完之前，他们就已经被驱逐出境了。在他进入美国的时候，他的证明文件显示他是俄国公民。在1917年初，他仍然宣称自己是俄国公民。 多年后，本-古里安知道，自己当年鼓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去申领奥斯曼帝国国籍是不对的，但他发现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是很困难的。他写道：“这也许是我的错，但如果再碰到那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反对人们离开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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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古里安愿意的话，他似乎本可以继续留在埃及的，但是他当时想着去新世界。他29岁了，无一技傍身，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律师了，而且基本也不可能成为土耳其的内阁部长了。他已经不再从事体力劳动，靠从海外寄来的钱（有部分来自父亲）维持生计。但是相比很多同龄人，他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能够沉下心来学习。他的下一站是美国。

在去美国的途中，他惊叹于大西洋的壮阔，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描写那起伏的浪和多彩的光，正如他第一次从普仑斯克远航至巴勒斯坦时所做的那样。 他的朋友和熟人通常认为他是一个忧郁而内向的人，因而很难相信如此浪漫而多情的文字出自他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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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16日，本-古里安从船上远远望去，遥远的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幢幢摩天大厦。他为之深深惊叹。自打与本-兹维在这艘希腊邮轮“帕特里斯号”的三等舱铺位安顿下来后，他的思绪就沉浸在自己的美国梦中不能自拔。自他儿时起，也就是在人人称之为“美国世纪”的开端，他就怀揣着这个梦想。美国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去美国就像以前去巴勒斯坦那般兴奋和激动。他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最现代、最民主的国家里，生生不息的搏动令他着迷。当海鸥开始在“帕特里斯号”上空盘旋时，他不再对船上糟糕的食物耿耿于怀，突然与美国开国元勋们的伟业产生了共鸣。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想要在一片废墟中建造出一片新天地的人们，需要学习那些在英国横遭驱逐、备受迫害的人们究竟是如何建立起一个辽阔、富饶，有无与伦比的财富和创造力的伟大国家。”后来，他将征服美国西部与征服巴勒斯坦相提并论。就在这次旅程中，他开始学习英语。

他的日记记录了不时出现在头脑中的幻想：他到了纽约，他在那里的朋友们又惊又喜，因为他并没有通知他们自己会来。他没有提到什穆埃尔·福切斯的名字，但他所写到的“朋友们”在日记的下一页就只剩下仅有的一个了。他期待着他们之间的会面，这再次勾起了本-古里安对往事的怀恋，他回忆起他们“纯真而充满梦想的少年时代”，那时的他们仍然“充满着天真而纯粹的幻想”。当他们再次见面时，他们就可以认真思索下他们两人中究竟是谁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是去巴勒斯坦并投身政治的梦想家，还是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做牙医、碰运气的挚友。无论怎样，本-古里安写道：“我既然已经来到美国，那就要为巴勒斯坦做点事情。”他意识到他到纽约时，正好还赶得上在那里欢庆五旬节，他欣喜若狂。 15BxaQPbzYp925K+Vk5mua8117lIg65MZPiw0Qyn6rmMC4EY4XuI38j/Pgee07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