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开始的号角”
1908年一个寒冷的清晨,日头刚刚破晓,在塞杰拉(Sejera)的一块耕地上,本-古里安牵着几头牛犁地,他踩着刚刚犁出的沟,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做梦。塞杰拉是一个风景如画的阿拉伯村庄,坐落于下加利利的一片宁静的土地上,19世纪时,一位到访过这里的欧洲旅行者对夏日散布村庄各处的紫色蓟花赞不绝口。考古遗迹表明,基督徒,可能还有犹太人,都曾经在该地区生活,而且也许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混淆了村庄的原名“Shajar”,该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树”。19世纪90年代末,犹太殖民协会购买了该村庄及其周边地区的一大片土地,并在一座小山的顶部建起了一个农场,用于培训犹太农业技术员。
就像他刚到佩塔提克瓦时写的信一样,本-古里安最早从塞杰拉发出的信件也热情洋溢,充盈着欢欣鼓舞,就好像信是从加利利的埃尔多拉多(Galilean El Dorado,传说中的黄金国——译注)寄来的一样。远远地,他可以看到加利利湖的最南端。本-古里安告诉父亲,远远望去,海天一色,“一片碧蓝”。在波涛汹涌之时,那一片碧蓝却变成一团暗黑:“席卷而来的白色浪沫为那暗黑的水增添了特殊的亮色,你站在那儿,惊叹于这壮阔的风景,忍不住会问:这忤逆之风是如何找寻到这片袖珍之海的呢?”他暗想,兴许加利利湖为自己深陷高地之间而愤慨。他写道,在北面隆起的是黑门山,山顶积雪,终年不化,是“群山中的长者”,“它那白色的山顶俯视着加利利周围所有的土地”。在南面,“孤峰耸立着的”是塔博尔山。他言之凿凿地表示,在耕种以色列地时,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进入诗情画意的梦境。他坚持说,这片土地之神奇及色彩之绚丽几乎只可能出现在梦中。
在山脚下,一些犹太培训农场的毕业生们建起了一个犹太小镇,并将其命名为伊兰尼亚(Ilaniya),但所有人都称其为塞杰拉。本-古里安区分该犹太小镇和阿拉伯村庄的方式是将前者称为“我们的塞杰拉”,他认为塞杰拉全然不同于佩塔提克瓦。在他的塞杰拉小镇上,没有商店店主或投机倒把的人,也没有“外国”劳工。群山环绕、岩石遍布的加利利地区在他的信中呈现出一种比犹地亚更深的犹太渊源,犹地亚是拓荒者们对巴勒斯坦西南部地区的称谓。该地区的风格也更为粗犷,但两个地区间的主要区别还在于在加利利地区没有阿拉伯劳工。因而,他更有“在家”的自在感。
实际上,加利利地区的犹太定居者也雇用阿拉伯劳工,在塞杰拉同样如此。但本-古里安依然更希望这里只有犹太工人。
他写道,塞杰拉对于佩塔提克瓦而言,正如同佩塔提克瓦之于普仑斯克。与佩塔提克瓦的农场主不同的是,塞杰拉的居民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们的雇工,相反,他们把雇工看作生产劳动中的合作伙伴。他写道,他们所有人都耕种土地,享受工作,并且乐于干体力活——男人们耕种,妇女们挤牛奶。他似乎把这里的居民视作全新的、骄傲的且富有战斗精神的犹太人,在这一时期他给父亲的家信中对这里的犹太人有过描述,信中流露出来的情感和精神与他年轻时阅读别尔季切夫斯基的作品和后来其他的著作中所流露的并无二致。什洛莫·列夫科维茨写道:“彻底摆脱父辈的文化吧。”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拉维(Lavi),意为“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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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再一次为这里的孩子们惊叹不已,他初到巴勒斯坦时就曾为那些“新生的人类”魂牵梦绕。他写道:“他们骑着马去耕地上找父亲。他们是乡野的孩童,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谷物和粪肥的气味,小脸被阳光晒伤了。”他听到孩子们在讲希伯来语,这让他深深为之陶醉,热泪盈眶。他说,犹太建国大业“进攻开始的号角”已然吹响。“你就如同建国大业中的一位成员。”
在塞杰拉,他发现了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精髓。他在去世的前几周曾说道,在塞杰拉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深刻的一段经历:“我会永远满怀爱意、满怀渴望地记住那段日子。”这是一个规模不大、地处偏远的社区,在1909年其人口约为200人。
塞杰拉吸引本-古里安并不是因为他想要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劳作,而是因为他对他在巴勒斯坦的头18个月里住的地方十分失望,而塞杰拉离那里非常遥远。这里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召唤他到加利利地区的人是什洛莫·齐马赫;什洛莫·拉维后来也加入了他们。正如本-古里安所言,齐马赫比本-古里安早一年“发现”塞杰拉这个地方,之前他也比本-古里安早一年定居佩塔提克瓦。齐马赫在他的新家园中是一个劳工团队的创建人之一,团队名为耕种者(Hahoresh),他开始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办的名为《世界》(Ha1001b4olam)的周刊上发表作品,他没有忘记他在佩塔提克瓦的朋友。本-古里安总理多年后说“他回来了”,似乎他仍然深深眷恋着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回来后对我说:有这么一个地方,你可以在此安居。跟我来吧,我们一起去塞杰拉。然后他带领我步行前往。”他们走了整整三天。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筋疲力尽,几乎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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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后来说道,他在塞杰拉待了三年。实际上,他只在那里生活了13个月,而且那里的生活也并非全然如意。
这是因为,在他1908年10月抵达塞杰拉的仅仅几天之后,由伊斯雷尔·肖哈特和曼娅·威尔伯什维兹率领的巴尔-吉奥拉一帮人就到培训农场参加生产劳动。这个被称作“集体”的组织有20名成员,其中包括6名女性,他们知道如何劳作,并且能够在耕作一年后获得丰收。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他们征用了公用厨房和洗衣房,并把控了犹太临时工的社交生活。他们主导了犹太临时工的多场歌舞派对,这些派对持续到深夜。齐马赫从一开始就非常讨厌他们。他说,这些人怪异、吵闹且傲慢,他们来这里接管培训农场,言行举止如同征服者一样。他很快就离开了塞杰拉,他说,因为他不想听曼娅·威尔伯什维兹发号施令。然而,他离开的原因可能和一个来自罗斯托夫(Rostov)的女子有关,该女子在农场的谷仓工作,和农场里的所有小伙子都玩过暧昧。在齐马赫看来,她真正喜欢的人是他自己,但她实际上选择了另一个小伙子。齐马赫又一次离本-古里安而去,而本-古里安则声称威尔伯什维兹对农场经理说其他农场劳工的坏话。
“集体”的成员们和本-古里安年龄相仿,他们知道他在锡安工人党中进行的政治活动。不过他们是崇尚权势、媚俗成功之人,那时本-古里安的党派活动影响力有限,他尚未成为一名领导人物。他们在密谋下一次的行动时,像极了一个神秘的邪教组织,我行我素、狭隘排外。实际上,在整个塞杰拉,他们再也找不出一个能比本-古里安更热情、更积极的支持者了,但是他们又一次将他排除在外。
“这个切尔克斯人不见了”
本-古里安在到达塞杰拉几天后,就了解到农场的安保是由受雇的阿拉伯和切尔克斯(Circassian)保安负责的,而这违反了希伯来劳工原则。这是有原因的。犹太垦殖协会(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的领导人已经提醒过巴勒斯坦地区的协会代表们,要和在塞杰拉的阿拉伯人搞好关系,其中有些阿拉伯人被驱逐出该公司已经购买的土地。
当地保安对周边地区和当地居民非常熟悉,做保安不仅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也为他们提供了生计。因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可以在这一岗位上干好。巴尔-吉奥拉那一帮人却密谋除掉那些“外族人”,然后取而代之成为该定居点的安保人员。
对此的合理解释并不是巴尔-吉奥拉的保安可以提供更好的安保服务,而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伊斯雷尔·肖哈特曾写道:“我们不能接受由异族人来护卫犹太殖民地。”他的这一观点也令本-古里安十分兴奋。本-古里安写道,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犹太人应当以己之力保卫自己。他宣称,这事关民族荣誉,而且对犹太人在自己家园的重生至关重要。
巴尔-吉奥拉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演变成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组织。他们也期待着做保安能比在农场做雇工获得更高的收入。最重要的是,安保工作能够激发起他们朝气蓬勃、仗剑走天涯的男子汉气概,而此种气概有时则以粗暴的形式表现出来。讽刺的是,他们却总是把阿拉伯人作为榜样。巴尔-吉奥拉的成员们盗用了许多体现当地阿拉伯人身份的标志:他们哗众取宠般的佩戴起阿拉伯男子使用的方头巾,他们使用带长柄的阿拉伯咖啡壶煮制咖啡,他们的演讲中夹杂着许多阿拉伯词语,向贵宾展示他们的骑术。矛盾的是,他们也在不断地试图摆脱自己从原籍国所带来的移民文化。他们想成为“新犹太人”,而且向世界展示,他们属于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巴勒斯坦也属于他们。
后来,本-古里安怀着自豪的心情,用第一人称详细讲述了当地保安被解雇的经过。农场雇用了一个名叫哈桑(Hasan)的切尔克斯保安。“集体”的成员们要求培训农场的经理用一名犹太保安替代哈桑。经理埃利亚胡·克劳斯(Eliyahu Krause)不同意,他提醒道:“阿拉伯保安对犹太小镇的每一个藏身之处、每一条进出的道路都非常了解,他们会是第一波来袭击、劫掠我们的人……将会发生流血事件。”本-古里安意识到,社区的防御是不会即刻移交给他们的。他写道:“有必要进行斗争,一步步地与每一名保安斗争。”他们决定从对付切尔克斯人哈桑开始。一天晚上,他们把经理克劳斯最爱的那匹马牵到一个隐秘的地方,然后把他叫醒,告诉他他的马不见了。克劳斯试图把哈桑叫过来,但无济于事。本-古里安记述道:“这个切尔克斯人不见了。”克劳斯派出几个农场雇工去阿拉伯村庄找哈桑,结果找到他时,他却在朋友的饮酒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克劳斯解雇了他,然后让“集体”的一名成员兹维·贝克尔(Zvi Becker)顶替了他的位置。本-古里安写道:“我们已经赢了第一回合的斗争。”他又一次觉得,自己也是胜利者之一。1908年1月,巴尔-吉奥拉被安排负责夜间放牧。本-古里安时常讲起这个故事,并且后来还说道,如果克劳斯当时没能促成希伯来“保安”胜利的话,以色列国就不会存在了。
切尔克斯人的反应正如预期的一样,一连几个星期,他们每晚都在向农场开火。敌对行动爆发的风险增大了。
巴尔-吉奥拉发起的针对非犹太保安的行动要求他们自身加强戒备,做好准备。包括本-古里安在内的犹太劳工们轮流在农场巡逻。他谈到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冬日雨夜。他回忆说:“我和我的搭档必须手拉着手。”他们甚至无法说话,因为“声音被彻底湮没在暴风雨中”。克劳斯购买了一批简易的双管猎枪供他们使用,为此他们欣喜若狂。本-古里安写道:“我们像小孩一样爱不释手地把玩着枪。我们吃饭、走路、洗浴、读书、聊天时都会手握着枪或是肩扛着枪。”他说,他们看起来就像一帮盗贼。“大约十几个小伙子坐在床上,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枪!有的在擦拭枪管,有的在练打靶,有的在装卸子弹,还有的把子弹装到子弹带上。他们比较着各自的枪,列出每支枪的优缺点,将枪挂在墙上,之后又拿下来,挎在肩膀上又取下来,这样反反复复直到睡觉才罢休。”
但是,巴尔-吉奥拉作为当地的“精英部队”,依然对本-古里安紧闭大门。本-古里安再次感到深受其辱,于是离开了培训农场,到犹太小镇的一位农场主门下做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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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点的房屋都坐落于一座山的山坡上,而这座山的山顶就是培训农场之所在。在培训农场的安保工作移交给巴尔-吉奥拉后,农场主们也开始雇用犹太保安。本-古里安后来写道:“这是第一个部署着希伯来保安的犹太小镇。”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是那里的“第一位夜班保安”。
他的雇主阿夫拉罕·罗加切夫斯基(Avraham Rogachevsky)把他带回了家,当自家人一样对待,本-古里安在那儿感觉很好。他兴奋地说道:“在这里耕作真是简单轻松、令人愉悦!”拉犁的耕牛时不时会偏离耕种的路线,他得把牛儿重新拉回正道,这样一来就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写道:“当牛儿们重回正道后,我也重新回到了我的梦境。”只要这个雇主还在世,本-古里安就一直在心里为他保留一个位置。
在晚上,他和他的朋友们相处得很开心;罗加切夫斯基的孙子曾经写道,本-古里安曾在粮仓中与犹太小镇的女孩子们卿卿我我。
本-古里安读了很多书,有时也会去太巴列(Tiberias)放飞一下自我。但是,雇主的热忱相待和相对舒适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从孤独寂寞的心境中走出来。1908年5月5日,他寄给父亲一封令人心碎的求助信。几个月前,他的父亲寄给他10卢布,并建议他回家。本-古里安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把钱退了回去。瑞秋·拜特·哈拉赫米后来回忆说,其他许多年轻人也是这么干的。但是,他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因为他又向父亲要钱,准备动身回普仑斯克去了。
“我们知道我们中的一位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临行前,他心中尚有很多困惑,比如他的朋友瑞秋马上要和叶海兹·拜特·哈拉赫米结婚了。本-古里安似乎想要从另一个男人的故事中获得安慰和鼓舞,这个男人也失去了他的“瑞秋”。“先祖雅各不也是因为他的爱情而遭受白天酷热的煎熬和夜里苦寒的折磨吗?”(根据《圣经》,犹太人祖先雅各与其爱人瑞秋间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译注)他写信给父亲解释说,如果为了爱一个女人值得承受这样的苦难,那么为了爱以色列地就更值得如此了。
瑞秋和叶海兹·拜特·哈拉赫米结婚当天,本-古里安已经回到普仑斯克。实际上,他此行的原因和俄国军队的强制兵役有关,他当时在征召范围内。如果他继续留在巴勒斯坦的话,他将被列为逃兵,而他的父亲将不得不为此支付一大笔罚款。讽刺的是,有些公民的儿子已经应征入伍,后来又开小差逃离部队,俄国人却没有要求他们缴纳罚金。实际上,本-古里安也是这么干的,他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利用了一些伪造的文件,并且行贿了官员。什洛莫·齐马赫也返回了普仑斯克,同样解决了自己的兵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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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期间,本-古里安继续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想要说服父亲定居巴勒斯坦,或许就去塞杰拉。他失败了,但也没放弃努力。他写道,他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待了六个月,此次返乡后,他继续向家里施加压力,让一家人都来巴勒斯坦。最终,在他初到巴勒斯坦两年半后,父亲的立场有所动摇,似乎想要把他的其他孩子也送到那里。本-古里安此时却坐不住了,他事先早就承诺,如果他们来的话,他也将加入家庭农场,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想这么干。回到巴勒斯坦后,他写道:“我厌恶土地所有权,它会彻底束缚土地所有者,我所爱的是那种完全彻底的自由,那种灵魂和身体上的自由。”他考虑去伊斯坦布尔学习法律;他几乎找不到一个更“犹太”的专业了,或者其他更加远离种地的专业了。他写道:“我有一个目标:为了巴勒斯坦的希伯来劳工而工作。这是我生命的实质,无论情况如何,我都将全力以赴投身此项事业。”换句话说,就是投身政治。对他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况且他从中体会到乐趣。
本-古里安从普仑斯克返回巴勒斯坦时,已是1908年末,他没有直接回塞杰拉,而是在各地辗转漂泊。他正在找寻自我,并且缺少一个明确的规划。他四处工作,还参与了锡安工人党的一些事务。后来他写道:“到处都是一片杂乱、一片荒凉、一片空虚。”随着1909年逾越节的临近,他前往塞杰拉出席锡安工人党在加利利地区的代表大会。早在去年夏天,巴尔-吉奥拉的成员就已经离开塞杰拉,此举是为了安抚切尔克斯人。
为准备逾越节的家宴,工人们把他们睡觉的大房间腾出来,并用桉树和漆椒树枝,以及锄头、干草叉、步枪和刀剑装饰步道。他们将木板置于柳条箱上,用白色的桌布将木板覆盖住,以此代替餐桌。他们想“在家一样”享用这有酒有无酵饼的家宴。本-兹维背诵了《哈加达》(Haggadah,逾越节庆典手册——译注)。那些参加了本次家宴聚会的人后来针对这次聚会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表述,但在有一点上他们没有争议——那里根本就不像家。在庆典仪式进行到一半时,有一个人姗姗来迟,此人就是莫西·帕切特(Moshe Pachter),他本是逾越节家宴的摄像师。他告诉人们,他和一个同伴在离农场不远的地方被几个阿拉伯人给截了下来,这几个来自库弗卡纳村(Kufr Kana)的家伙不由分说地把他们随身携带的一应细软统统占为己有,其中包括他的照相器材。帕切特用手枪射击了其中一名劫匪。本-古里安写道:“我们随即抄起武器冲了出去。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劫匪的踪迹,可惜一无所获。不过,我们在事发地发现了血迹。一条长长的红色血带沿路而下,蜿蜒曲折,然后就消失了。”第二天,农场的人们得知,库弗卡纳村有一个受伤的阿拉伯人被送往拿撒勒(Nazareth)的医院接受治疗。据该村的村民说,这名伤者的枪走火,误伤了他自己。
逾越节家宴之后的第二天,锡安工人党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氛围令人紧张不安。当时,锡安工人党还是个小众的党派,大部分成员都相互认识。雷切尔·亚奈特回忆说:“参会者们看上去都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大。”她的目光停留在其中一个人身上,他坐在一个角落里,看起来沉默而阴郁。很久之后她写道:“他具备那么一种特质,这种特质令他鹤立鸡群、与众不同。”他之所以显眼是因为“他的眉毛皱成一团,竟然完全遮住了眼睛;只有他的额头在昭示着他的存在。他的额头高且宽,脑袋则出奇地大,大脑袋上顶着一头卷发”。这人正是大卫·格鲁恩。她和他对视了一分钟,注意到了“他那深沉而悠远的目光”。她说,他表面上看起来平静而安详,但他极具穿透力的眼神表明一场风暴在他内心深处激荡肆虐。当时他还留着胡须。
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伊斯雷尔·科恩戈尔德(Israel Korngold)介绍了他们两位。他提名本-古里安主持本次会议,并任命亚奈特为秘书处的两名成员之一。伊扎克·本-兹维发表了主旨演讲。本-古里安只是断断续续地勉强听着。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手都没从我的勃朗宁手枪的皮套上移开过”。会议期间,消息传来,阿拉伯人从培训农场偷走了几头牛,于是会议中断,大多数与会者离开。亚奈特和本-兹维动身前往马斯哈(Mes1001b4ha),那个地方也被称为卡法塔沃尔(Kfar Tavor)。
两天后,那名在实施犯罪时被摄影师莫西·帕切特击中的阿拉伯抢劫犯因枪伤身亡。临死前,他口吐真言,说自己受伤的原因并非像他对家人交代的那样是自己的枪走火,而是被一个塞杰拉的犹太人枪击。他的临终告白令气氛骤然紧张。本-古里安写道:“我们知道仇杀的习俗在阿拉伯人中仍相当普遍,因而我们知道我们中的一位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909年4月12日,这天是逾越节的最后一天,下午两点,科恩戈尔德全副武装地出现了,携带着他的步枪和手枪。他说,他刚才遇到了两个陌生的阿拉伯青年,两人坐在墓地旁的山上。他们询问了他一些事,但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此他来找个会用阿拉伯语和他们交流的人。被选中的是一位名叫阿德勒的农场主。“现在,”他对他的同志们说,“我们去揪着他们的耳朵,把他们拉过来。”半小时后,枪声响起,又过了几分钟,阿德勒返回说,他们射中了科恩戈尔德。
本-古里安后来回忆:“我们随即抄起家伙就冲出去了。”警铃响彻整个后院。他们在山背面找到了科恩戈尔德,他当时就剩一口气了,在做最后的挣扎。本-古里安注意到在他胸口有一个深红色的伤口。他写道,一颗子弹刺穿了这个垂死之人的心脏,又从他的背部飞出。他的步枪被人偷走了。他们在科恩戈尔德身边留下两个人,而其他人则开始搜寻凶手。据本-古里安自己回忆,他也参与了搜寻,但一无所获。他解释说:“在加利利山区,山丘的巨石和洞穴之中有许多藏身之处。”他们无功而返,感觉“十分郁闷,一种无助的愤怒和彻骨的绝望充斥心间”。
夜幕降临,他们都聚到了培训农场旁边的一座山上,其中一位是西蒙·马拉末德(Shimon Melamed)。本-古里安写道,马拉末德应该是整个犹太小镇上最幸福的人了,他已如愿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农场主。本-古里安高度赞扬他的勇气。当时马拉末德听到枪声后,立马飞奔到培训农场。作为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人,本-古里安注意到,马拉末德在匆忙之中忘记拿帽子和枪了。“他年轻的妻子拿起枪追上去,把武器交给丈夫。她返家照看孩子,而她的丈夫则直接前往农场。”
故事进展到现在,本-古里安叙述了一系列事件,但具体的细节含糊不清。事情的主要经过是这样的,三个阿拉伯人朝阿拉伯村庄塞杰拉飞奔而去,在后面紧紧追赶他们的是培训农场的两个人。本-古里安、马拉末德和另外一个人准备到三个阿拉伯人逃跑的必经之路上堵截他们。他们靠近了阿拉伯人,朝他们开枪,逃跑的阿拉伯人发现他们腹背受敌。塞杰拉的阿拉伯村民赶来了,但本-古里安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看到他们。留守在培训农场的人看到了那些阿拉伯村民,并拉响了警报。本-古里安和他的同伴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纷纷撤离。本-古里安写道:“突然间,我听到西蒙的声音:‘我中枪了!’他倒在了地上,我慌忙跑到他身旁时,他已经不行了。”根据本-古里安的说法,一个阿拉伯人藏在刺梨仙人掌的树篱后面开了一枪,子弹射穿了这位农场主的心脏。科恩戈尔德和马拉末德的尸体裹着白色的布单,被放置于一个房间里,第二天大家将为他们举行共同葬礼。本-古里安专门提道,他们的尸体被放置于“举办逾越节家宴的大房间中”。现在已知至少还有两名目击者亲历了整个事件,但这两人的陈述中都没有提到本-古里安。
这是本-古里安第一次直接同阿拉伯人发生枪战。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实际上在卡法塔沃尔遭受了他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一击,或许也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
“你为什么不选择我呢?”
卡法塔沃尔是位于塞杰拉以南大约6英里处的一个犹太小镇。作为锡安工人党的特使,亚奈特和本-兹维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亚奈特写道:迎接他们的“是一个个激动的面庞,到处洋溢着喜悦之情,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觉得他们似乎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个公开活动的安保组织,用来代替即将解散的地下组织巴尔-吉奥拉。但是针对这个名为哈绍莫(Hashomer,希伯来语,“守卫者”的意思——译注)的新组织的各种讨论也是在“密室中秘密进行的”。她很紧张。别的事姑且不谈,她思索着,这里的妇女会被分配什么任务,扮演什么角色。
第二天,也就是逾越节的第七天,在犹太小镇角落的一间小屋中召开了一次会议。亚奈特和其他参会者还不知道那天在塞杰拉发生的事情。他们大多数人都坐在地板上,余下的则坐在沿墙摆放的板凳上,会议的氛围“既开诚布公,又充斥着窃窃私语”。他们将建立哈绍莫视为一个“勇敢且具有解放意义的”行动。
据亚奈特所言,这是为了给“我们最优秀的人”提供一个平台。他们所建立的这个组织运行了大概10年,在其顶峰时期,有100多名成员,其中还包括23名女性。他们既是安保人员,又参加劳动,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建立了很多定居点。和比卢相似的是,哈绍莫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遗留给后世的神话或传说。该组织被视作以色列国防军的基石之一。然而,本-古里安当时又一次没有获邀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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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杰拉发生的暴力事件导致了科恩戈尔德和马拉末德两人的丧生,悲剧的发生使得本-古里安没把心思放在哈绍莫的成立这件事上,但这只是暂时的。肖尔·阿维格(Shaul Avigur)是本-古里安最亲密的同伴之一,他曾说过:“这种屈辱感深深地折磨着本-古里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他和我谈起这件事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多年后,他仍会问亚奈特,这位当时嫁给了本-兹维的女士:“你为什么不选择我呢?”
亚奈特·本-兹维使出浑身解数对此作出了解释,给后人一个交代。她给出的解释与之前巴尔-吉奥拉没有接纳本-古里安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她解释说,哈绍莫有铁一般的纪律,而本-古里安根本受不了这种纪律的约束。他想的太多,说的也太多,而且没有谁能压得住他。她坚持认为,想掌控他的思想是根本不可能的。
阿维格则给出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解释。司令官只能有一个,名叫伊斯雷尔·肖哈特,他可不想再来一个司令官,尤其是本-古里安,这个反叛者从不尊重权威,与每一个人都会争执不休,本-古里安绝对不行。阿维格补充说,他一直不明白的是,这么多人中,为什么单单是肖哈特成了这个组织的领袖人物。在当时有更好的人选。他将其归咎于“大众心理”,他此言其实道出了一个事实,肖哈特当时对该组织的一些成员有一种神秘的把控能力。
本-古里安的屈辱感在他的笔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巴尔-吉奥拉的成员们前去参加哈绍莫的秘密会议后,他写出了几段精彩的文字,描述他和在塞杰拉的其他人的经历与感悟,这称得上是他写过的最富戏剧性的文字之一。他写道:“我们被笼罩在一片暗黑的阴影之中,那片死亡的阴影潜伏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没有人直截了当地将其挑明,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很清楚,也能从朋友们的眼中发现它的踪迹——复仇之剑在我们的头顶高悬,而且必定会落在我们其中一个人的头上。命运将决定谁生谁死。当时我们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们等待着。”他对科恩戈尔德和马拉末德两人的葬礼如此描述:“我们不是去田地中劳作,而是站在墓地中,为两位倒下的战友,即我们的两位同志掘地建坟。我们默默地将尸体从劳工的房间中移了出来,默默地把尸体扛在肩膀上,朝塞杰拉墓地走去,默默地将尸体放进墓室,没有说一句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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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古里安看来,阿拉伯人袭击塞杰拉事件对巴勒斯坦整体而言是一则寓言。他说,这次事件让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来自阿拉伯的敌对势力之大”。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解释了他当时对人们所谓的“阿拉伯问题”的基本观点。关键问题在于犹太人之软弱。他说:“这里的局势十分严峻,而且这足以引发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慌,因为周围的所有阿拉伯人在意识到我们的软弱之后,就开始了挑衅等行动,嘲笑、烦扰我们,这种情况蔓延到其他的犹太小镇。”马拉末德的死让他想到了许多,他把这些想法和朋友们分享交流:“我知道我可能会像他一样被杀,而且他被杀完全事出偶然……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死亡是躲也躲不掉的。”
塞杰拉的经历给他上了一课,这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梦想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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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雷尔·肖哈特后来为了纪念哈绍莫、宣扬其神话般的历程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就包括寻找哈绍莫遗失的档案。为此,他需要财政支持。同撰写巴尔-吉奥拉的历史一样,撰写哈绍莫的历史需要格外谨慎。1956年,他给本-古里安总理寄去一份自己回忆录的草稿,以期获得认可。本-古里安对此作出很多更正,并寄回给他。1957年,肖哈特希望本-古里安能够参加该组织的五十周年庆典。他和其他两位组织成员写信邀请他说:“即便您当年实际上不是我们的成员,但我们也知道这不过是事出偶然而已。”本-古里安最终没有出席,不过发来了一份祝词敷衍了事。
大约在肖哈特去世前一年半时,他口授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达瓦尔报》上,在该文章中他提到很多人仍然在问他为什么某些人没有被接纳进哈绍莫。他说,现在是时候对此作出解释了。“我们选择的人都是我们认为最适合担任警卫的人员,”他说道,“我们在挑选人员时非常谨慎,入选的人都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而当事者本人对此并不知情。”他在提及本-兹维和本-古里安之间的友谊时,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我们接受某人和他的好友加入我们的行列,谁还会留在哈绍莫呢?”
在离开塞杰拉60年后,本-古里安辞去总理职务也几乎有10年了,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强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为此,他将伊斯雷尔·肖哈特为他写的赞词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他的回忆录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献身精神的年轻人,他对以色列复国怀着坚定的信念……而且时刻准备着投身开拓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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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塞杰拉一直待到1909年夏天。他一次又一次地企图说服他的姐妹们来这加入他的行列。他一整年都在盼望她们,可她们最终也没有来,这使他又失望又愤怒。他写信给父亲,而当他们不回信时,他几乎担心到发狂。他担心的是,她们没有告诉他家中发生过不幸的事情。现在看来他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她们没有来巴勒斯坦找他的意愿,也缺乏坚定的决心。他写信告诉她们,他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她们不要再和他玩“绕弯弯”了。
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他在1909年8月写道:“关于我的目标,究竟是继续做一名农场雇工,还是去学习法律,目前我无法作出决定。”而在此前,他再次落选,因而不能代表锡安工人党去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他声称,他在圣洁日(High Holidays,圣洁日以犹太新年为起点,以九天后的赎罪日结束——译注)之前离开了塞杰拉,以此抗议对一名雇工的不公正解雇。其余的工人此前已进行罢工,但随后又回到工作岗位,这与三名离职工人的立场背道而驰,什洛莫·拉维就是其中的一位。本-古里安将他的个人物品打包装进一个小篮子里,启程前往位于东南方向数英里外的犹太小镇雅夫内尔(Yavne1001b4el)。在途中,一名阿拉伯牧羊人悄悄接近他,抢走了他的小篮子并逃跑了。本-古里安到达雅夫内尔后,向当地的土耳其警察报案,警察去讯问邻近阿拉伯村庄的村长。村长自称一无所知。警察则不由分说,当着本-古里安的面用马鞭一次又一次地对村长大打出手,直到他起身去把抢走篮子的牧羊人带过来。牧羊人在阿卡(Acre)受到审判,被判处两年监禁。但那个篮子一直没有归还给本-古里安。
本-古里安的姐妹们决定不来巴勒斯坦(至少暂时不会来),这促使他作出决定,去法学院读书。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都在奇科隆雅科夫劳作,这个地方位于卡梅尔山南麓的山嘴,可以俯瞰地中海。他当时学习了阿拉伯语和法语,在此沉浸在愉悦之中。他写信给父亲说:“如果伊甸园有点像奇科隆雅科夫的话,那奇科隆雅科夫不枉是真正的伊甸园。”他不遗余力地描述了这个犹太小镇的美:这里有碧蓝的大海,有花园、葡萄园和杏树园,还有橄榄树园和橘子园,草地上到处都点缀着美丽的百合花。他在这里的薪水还不错,农场主的女儿们对待雇工们都很友善。
但是塞杰拉依然深深扎根于他的记忆深处,这是他人生中的高光点。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段经历愈发遥远,就愈发显现出其在本-古里安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在离开塞杰拉几年之后他写道:“我们不是雇工,我们是征服者,是这片土地的征服者。我们形成了一个征服者的阵营……我们辛勤工作,我们努力征服,我们为胜利而兴奋而雀跃。”他写道,如果他有机会重新开始生活的话,他仍会选择做一名农场雇工。“我在这里找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以色列地。”他深情地写道。美国的捐助者们在听闻这些时,一定会为此而感动。
无论怎样,他的那条命运之路引领着他前往三个迷人的城市:耶路撒冷、萨洛尼卡(Salonica,希腊东北部港口城市,也是希腊第二大城市——译注)和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