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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
时间是1985年2月，地点是伦敦一家中餐馆，对这位作家来说这是第一次接受采访。他的宣传人员又惊又喜，竟然有人想要和他谈谈（这位作家刚刚写了一本滑稽的奇幻书，叫作《魔法的颜色》），但反正她还是安排作家与年轻记者共进午餐。这位作家过去也是记者，他戴着一顶帽子，但只是一顶小小黑色皮帽，并不是合适的作家帽——当时还不是。记者也戴了一顶帽子。灰色的，有点儿像汉弗莱·博加特在电影里戴的那种，只不过这位记者戴着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像汉弗莱·博加特：倒像是小孩戴着大人的帽子。这位记者慢慢发现，不管再怎么努力，他也成不了帽子达人：戴帽子不仅发痒，或者在不方便的时候被风吹到地上，他还会忘记这事，把它落在餐馆里，他现在越来越习惯中午11点敲开餐馆大门，问他们有没有捡到一顶帽子。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这位记者将不再为帽子费心，而是决定买一件黑色皮夹克。
他们一起吃了个午饭，这篇采访刊登在了《太空旅行者》杂志上，配了一张作家在禁忌星球书店浏览书架的照片，最重要的是，他们让对方开怀大笑，也喜欢对方思考的方式。
这位作家就是特里·普拉切特，记者就是我，我上次把帽子落在餐馆距今已经二十年了，距特里发现自己内心就是戴着正式作者帽的畅销书作家也已经十五年了。
近年来我们不经常碰面，因为住在不同的大洲，当我们到了对方的大洲上，所有的时间又都花在给其他人买的书签名上。上次我们一起吃饭，是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寿司店的柜台旁，也是签售之后。那是一个自助之夜，他们会把寿司放在小船上，然后让它漂到你面前。过了一会儿，寿司师傅明显感觉我们是在占整个自助的便宜，于是他不再把寿司放在小船上，而是做了一个黄鰤鱼斜塔递给我们，然后宣布他要回家了。
变了的东西不多，只不过是万事万物。
这些是我早在1985年就意识到的事情：
特里懂的很多。他的头脑是人们对事情感兴趣的时候才有的那种头脑，会去问问题，然后倾听与阅读。他懂得类型，也足够了解自己所属的领域，他还知道类型之外足够多的事情，很有意思。
他超级聪明。
他以此为乐。然后，他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是喜欢写作的那类作家，不是喜欢写完的作品，也不是喜欢成为作家，而就是喜欢坐在屏幕前面编故事。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还在中央电力局做新闻发言人。他一晚上写四百字，每天晚上都写：这是既能保住一份实际工作又能坚持写作的唯一解决办法。一年之后，一天晚上，一部小说写完了。这天他还有一百字没写，于是他在打字机里放进一张纸，写了下一部小说的一百字。
（辞职做全职作家的那天，他打电话给我。“我才刚刚辞职半个小时，但我已经恨死那些王八蛋了。”他高兴地说。）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在1985年已经非常明显。特里是个科幻作家。他的思维就是这样运作的：有一种冲动把东西全部拆开，然后用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它是怎样重新成为整体的。这就是驱动《碟形世界》的引擎。不是“如果……会怎样”，或者“要是……就好了”，或者甚至“如果这样下去……”；而是一种更加微妙与危险的“如果真的有……，那会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实现？”
在尼科尔斯和克卢特编写的《科幻小说百科全书》里，有一幅古代的木版画，画着一个人把脑袋伸到世界的后面，穿过天空，看到驱动宇宙这台机器的齿轮、轮盘与发动机。而这就是人们在特里·普拉切特的书中所做的事情，虽然做这些事的人有时是老鼠，有时是小女孩。人们会学到东西。他们打开了思路。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有相似的幽默感，有一套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读过同样的鲜为人知的书，开心地给对方指点千奇百怪的维多利亚时代参考书。
我们认识几年之后，1988年，特里和我合作写了一本书。一开始是对里奇马尔·克朗普顿《威廉丛书》的搞笑模仿，我们把它叫作《反基督的威廉》，但是很快就不再那么自负，而是变成写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最终我们叫它《好兆头》。这是一本好玩的小说，写的是世界末日，以及我们所有人会怎样死去。和特里一起工作的感觉，就好像是中世纪行会里一个刚刚出徒的工匠在一位手工艺大师身边。他构思小说，就像一位行会会长建造大教堂的拱门。这其中当然有技艺，但那是出色建造的结果。更多的是构思过程中的乐趣，得到想要的东西——让人们读这个故事，然后大笑，甚至还有可能引起一些思考。
（我们就是这样一起写了一本小说。我会在深夜写作。而特里是在大早上。下午我们会打电话，讨论很长时间，我们会给对方读自己写得最好的部分，然后讨论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主要目的是引得对方大笑。我们把软磁盘寄过来寄过去。有天晚上我们试着用调制解调器把一段文本从英国一边传输到另一边，速度是下载300千位上传75千位每秒，直接从一台电脑传到另一台电脑，因为即使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电子邮件，也还没有人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成功地把文本传了过去，但是寄出的软磁盘到得更快。）
（不，我们不会写续集了。）
特里全职写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磨砺自己的技艺，不声不响地越来越好。他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太优秀：他让整件事看起来很容易。人们不知道他的技艺体现在何处。让事情看起来比实际困难才更明智，这是所有玩杂耍的人都知道的教训。
在早些年间，评论家会把他和已故的道格拉斯·亚当斯对比，但后来，特里继续满腔热情地书写——而这正是道格拉斯所避免的。现在，从普拉切特小说的形式规律，到这个人的绝对多产，如果还要和任何人相比，那可能只有P.G.沃德豪斯了。但绝大多数报纸、杂志和评论家都不再把他和任何人相比。他好像存在于盲点之上，只有两件事对他不利：他写的是好玩的书，在这个世界上，好玩的同义词就是微不足道；还有就是它们是奇幻小说——或者更加精确地说，它们都建立在碟形世界上，这是一个扁平的世界，这个世界放在四头大象的背上，大象站在一只海龟的背上，在太空中遨游。这是一个特里·普拉切特可以写任何事情的地方，从冷血犯罪片，到吸血鬼政治滑稽戏，还有童书。而这些童书让事情发生了改变。要知道，特里凭借他花衣魔笛手的故事《猫和少年魔笛手》赢得了著名的卡耐基大奖，由英国图书管理员颁发。卡耐基大奖可是一个连报纸也表示尊重的奖项。（虽然如此，报纸也是有仇必报，欢乐地误解了特里的获奖感言，说他攻击了J.K.罗琳、J.R.R.托尔金和奇幻小说，可是他的演讲主题就是关于奇幻小说中真正的魔法。）
最近的几本书显示特里有了一种新的风格——比如《守夜人》和《荒谬统治》——更加黑暗、深刻，对人们互相伤害的事情更加义愤填膺，而对互相帮助的事情更加骄傲自豪。是的，这些书仍然很好玩，但它们不再追求笑料：现在这些书追求的是故事和人物。“讽刺”这个词通常意思是说小说里没有人物，因此我并不喜欢把特里称为“讽刺作家”。事实上，他是位大写的作家，这样的人可真是不多。让我提醒你，有很多人自称为作家，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从外表看来，特里很和蔼，干劲十足而且搞笑。看上去也很讲求实际。他喜欢写作，喜欢写小说。变成畅销书作者是一件好事：这让他可以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他是世界科幻大会的特邀嘉宾——从很多方面说，对于为幻想文学界付出这么多的人，这是我们可以授予的最高荣誉——而他仍然在写作，在讨论会的间隙，在早餐之前，这儿写一点那儿写一点。他在世界科幻大会期间每天写的东西，可能和其他作家在清静的一天里写的一样多，还得是没有待看完的DVD、天气不好不能在花园浪费时间、电话也没有发生故障的一天——特里在各场讨论会履行特邀嘉宾应有的职责：阅读、社交，晚上还往往喝点特别的小酒。与此同时，仍然能坚持写作。
他说的香蕉代基里酒并不是开玩笑，虽然上次我见到他，我们在他宾馆房间里高谈阔论时一起喝的是冰葡萄酒。
很高兴他成为世界科幻大会的特邀嘉宾。这是他应得的荣誉。